誰來資助科學——近代英國科學機構的資源與困境

現代實驗科學是一種昂貴的學問,它邁出的每一小步都難以迴避誰來出資的問題。在1627年開普勒發表的《魯道夫年表》扉頁上,繪有一座立柱神殿,殿內有哥白尼、第谷等人正在研究《魯道夫年表》,穹頂上一隻雄鷹撒下口銜金幣,意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魯道夫二世慷慨資助年表修訂工作。可見,知識與資金、科學家與資助人的緊密聯繫從近代早期便開始了。

開普勒的《魯道夫年表》扉頁插圖

1657年成立的齊曼托學院由美第奇家族提供資助。1666年巴黎科學院成立時,法國政府為院士發放固定年金,法國財政大臣、路易十四的重臣柯爾Bell(Jean-Baptise Colbert,1619-1683)常被視為科學院的奠基人。1663年法蘭西文學院和1671年巴黎建築學院成立,也是柯爾Bell向中央政府爭取財政補貼的結果。皇家學會卻沒有這樣的資源支持:查理二世頒布的國王特許狀並沒有經費條款,「皇家」二字僅僅起到了為學會正名的作用。這一正名方式固然有助於學會維持一定的組織形式,提高組織聲譽,再用組織名譽向社會各階層換取科學資源。但是,從成立之初到19世紀上半葉的近兩百年間,英國政府未對皇家學會提供穩定、持久的經費,學會活動所需資金、資源和資料主要來自私人資助,因而學會有時候被當作非官方、非正式機構。這一資助方式與皇家學會的組織結構一樣,既因襲傳統,也出於現實權衡。

文藝復興後期,國王和貴族開始為知識分子提供資助。近代早期的著名科學人身後往往都有一個更為出名的資助人:伽利略與美第奇家族、霍布斯與卡文迪許家族、洛克與沙夫茨伯里伯爵、笛Karl與瑞典女王、培根與埃塞克斯伯爵。科學人在接受資助的同時,為出資者提供一定的服務,例如授課、出謀劃策或者處理家族事務等,但是這並非一種標準意義上的雇傭關係。特權階層之所以願意資助科學人,與其說是基於對知識實用價值的考慮,毋寧說要藉助科學人在知識界的威望來顯示自身的氣派。科學人在得到科學資助的同時,也提高了自身的社會地位,在同時代的人眼中他的觀測結論和新理論就顯得更可信。雙方的關係在本質上是一種聲望的交換、一種身份地位的相互提攜。這種資助依賴私人關係,對被資助人的教育背景和學術資歷不做硬性要求,註定帶有很大的隨機性。

私人資助制度在皇家學會得到了延續。只不過科學人團體代替個人進行聲望交換,對聲望交換的附屬品即科學資金和資源在組織機構內部再行分配。皇家學會在研究議題上的豐富性與實用導向為其贏得了較多的資助機會。皇家學會成立之初,上至國王和貴族,下至商人,都顯示出願意支持新學會的熱情。胡克不無興奮地說:

他們所做的事情往往得不到什麼鼓勵支持,因為人們通常選擇哲學中似是而非和不著邊際的那一部分,捨棄掉真實可靠的那部分。然而,他們成立機構恰逢其會,趕上這樣一個所有人都求知好問的時代。這麼多王公貴胄和數位行業傑出人物對他們大加支持,或捐贈物品,或列席在場。還有件事讓我深信絕大多數人對這個學會真正充滿敬意:幾位商人(他們的宗旨是「我的、你的」這樣的私有財產之分,這是人類事物的指導性原則)鄭重其事地投入了一大筆錢,好讓我們會員的發明能夠得到應用,並對這項事業充滿信心。要知道,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普通人相信他們的事業能夠發展下去。

在皇家學會的資助人當中,身份地位最高的是英國國王,其次是英國大貴族和其他國家的國王與貴族。例如,1779年第69卷《哲學學報》出版時列出的資助人有George三世、波蘭國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Stanislaus Augustus,1732-1798)、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七世(Christian VII,1749-1808)、格洛斯特公爵亨利(Will Henry,1743-1805)、勃蘭登堡伯爵弗雷德(Chrisitian Fred)和巴登伯爵查爾斯。

皇家學會負責人往往正是學會最可靠的資助人,歷任會長都提供過不同形式的資助。1761年,皇家學會組織觀測金星軌道,在任第十五屆會長即麥克萊斯菲爾德(Macclesfield)伯爵二世帕克(George Parker,1695-1764)個人出資購置天文儀器,在牛津郡的西伯恩堡(Shirburn)建立了天文台,學會會員皆讚善莫大焉。天文學家布拉德雷(James Bradley,1693-1762)向學會提交論文《論章動》時特意附信感謝他:

西伯恩堡的儀器非常有價值,我可以參照在那裡取得的結果來判斷我在皇家天文台觀測到的結果的準確性。作為一個科學愛好者,我希望我們國家能夠多一些像閣下這樣的人——有地位、有能力、又願意促進此項研究以及其他自然知識發展的人,因為這些知識會為我們的國家增光添彩、帶來實惠。

皇家學會的普通會員通過繳納會費來支持學會。會費最初為10先令,後來漲到20先令。每周學會活動時,會員還要繳納座位費。1766年,皇家學會理事會將座位費從21基尼漲到26基尼,年費漲到2英鎊12先令,入會費也漲到了5英鎊5先令。到19世紀初,皇家學會的會費漲到50英鎊。後來成立的愛丁堡皇家學會、都柏林皇家學院、皇家文學院、古代研究學會、林奈學會、地質學會、天文學會、動物學會等也都收取20-50英鎊不等的會費。

19世紀英國主要科學團體的入會費(包括每年的座位費)

大多數皇家學會會員自籌經費開展研究,有家資者自助,無家底者再找資助人。英國政府偶爾提供資助,但是只針對特定研究項目,並且沒有形成常態。學會的純科學活動,如實驗演示、論文宣讀、陳列櫃展示、課程教學、野外考察、建立植物園、實驗室搭建和維護、圖書館藏書、頒發獎章、《哲學學報》刊行、專著出版等,幾乎無不依賴一個龐大的私人資助網路。這一網路以學會會員為中心,輻射至整個歐洲以及海外殖民地。

皇家學會的辦公場所也由私人資助或者會員自助。學會前身即「1645小組」在倫敦格雷歇姆學院或者倫敦Wood大街戈達德醫生的住所舉辦活動。牛津聚會的場所幾經輾轉:1648-1649年在配第的住處,1652年配第離開牛津去愛爾蘭後改為Wilkins的住所,Wilkins搬到劍橋後又改為波義耳的住所。皇家學會正式成立後,一開始在格雷歇姆學院開會、做實驗。1665年,倫敦大瘟疫暴發,學會活動地點改到了波義耳在倫敦的宅邸。1666年,倫敦發生大火,大批難民住進格雷歇姆學院校區,學會遷至原Allen德爾(Arundel)伯爵宅邸。這一新址由Allen德爾伯爵二十二世之子、後來的諾福克公爵六世Howard(Henry Howard,1628-1684)捐贈,伯爵府圖書館系文藝復興時期匈牙利「哲學王」Kerr維烏斯(Mathew Corvinus)斥資所建,藏有大量珍貴書籍和手稿,對學會會員開放。但是,學會的大量實驗儀器和標本樣品放在格雷歇姆學院,舉辦活動仍然十分不便。1673年,倫敦市政委員會和格雷歇姆教授邀請皇家學會搬回格雷歇姆學院。查理二世將切爾西大學的一塊地方劃撥給學會,學會在Allen德爾也得到一塊地,但是兩次募款建房均以失敗告終,只能在福利特大街的鶴庭(Crane Court)購得廉價房安頓下來。18世紀80年代,英國政府將薩默賽特宮的幾間屋子撥給學會使用,學會這才將會議廳、圖書館、實驗儀器和標本藏品集中在一處。而當時政府也僅僅提供了辦公地,再無資金或其他支持。

這種居無定所本身是資金不穩定、資源不充足的表現。1686年,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手稿完成後呈送給皇家學會,學會本欲出資印刷出版,但是出版威洛比(Francis Willoughby,1635-1672)的《赤道魚類》(De Historia Piscium Libri Quatuor)剛剛花光了經費,就連一般辦公人員的薪資也發不出,後來還是哈雷(Edmond Halley,1656-1742)慷慨解囊,這部科學史上的不朽名篇才得以面世。牛頓本人當上皇家學會會長之後,學會仍未擺脫窘境。1708年,「熱動漿新式船」即蒸汽機船設計方案提交至學會,學會儘管看到其巨大的潛在價值,卻無力出資展開進一步研究。牛頓後歷任會長也都沒有徹底解決經費問題,即便在社會活動能力最強、資源人脈最廣的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任內,學會也不過是盈虧參半,勉力維持。總之,捉襟見肘的皇家學會遠不是培根筆下富可敵國的所羅門宮,與財力雄厚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也形成鮮明對比。

1781-1800年皇家學會的收支狀況

究其根本,皇家學會的「窮」是因為它的機構性質具有雙重性。作為科學機構,科學活動的有組織性要求持續、穩定和大量的資金投入與資源支持,顯然像查理二世那樣將一塊奇石、一套玻璃器皿送到皇家學會是遠遠不夠的。但是作為上層人士俱樂部,為確保機構獨立和成員自主,外來資源絕非多多益善,實際上英國科學人「自己也常常拒絕擔任學院里的職位或者受到官方的限制」。私人資助制度不是傭金與服務的交換,而是聲望與聲望的交換。科學資金和資源只是這一交換的附屬品,如果再對其以一定的組織結構進行內部再分配,勢必無法為某些科學項目提供充分支持,這一點隨著科學知識體系本身的發展越來越明顯。所以在皇家學會會員看來,助源總是很多,可是助力卻微乎其微。20世紀初化學家兼史學家梅茨(John Theodore Metz,1840-1922)如此評論英國的科學精神:「英國的社團或許有時候尊敬和崇拜他們的傑出代表人物,但是卻沒有為他們提供支持。」(本文選摘自《近代英國科學體制的構建》,李文靖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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