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嶼之海(上)|海洋史視野中的印度洋與海陸世界

本文原題《島嶼之海:島嶼、島國和印度洋的歷史》,載海洋史研究(第十八輯)「印度洋史專輯」,2022年1月,第74-99頁。作者羅薩妮·馬伽麗迪(Roxani Margariti),美國埃默里大學中東與南亞研究系副教授;譯者羅燚英,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廣東海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英文原文刊於 Peter N.Miller (ed.), The Sea: Thalassography and Historiograph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3, pp.198-229.

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限於篇幅,分上下兩篇,本文為上篇。現標題為編者所擬,註釋從略。

出身安達路西亞的阿拉伯哲學家艾布·巴克爾·伊本·圖斐利(Abu Bakr Ibn Tufayl,約1185-1186年)在其以自修英雄哈義·本·葉格讚(覺民之子)為主角的哲理小說中,將哈義的家安置在一個赤道島嶼上,該島「位於赤道以南的印度海岸上」,並以「擁有地球上最宜人的氣候」為特徵。正是由於理想的島嶼條件,哈義得以通過無父無母的自發創世而出現。又或許正是由於其所在島嶼不受任何干擾,他才獲得了終極的精神凈化。伊本·圖菲利還為哈義的起源提供了另一個故事,向我們呈現了另一種島嶼結構:若非生於該島的土地上,那麼這位未來的聖人就可能已來到這個完全溫和的、沒有天敵的世界,作為一個嬰兒從一個更加世俗的島嶼被拋棄,而後者「富有且廣闊」,人煙稠密,並由「驕傲且佔有慾強的國王」所統治。最後,故事以第三個島嶼的情節結束,這是一個由不同人口居住的小世界,該情節給哈義和讀者上了基本的一課:只有極少數人才有可能獲得全面的精神啟蒙。在故事的最後,哈義回到了他的孤島。

當然,這三個島嶼是虛構的,伊本· 圖斐利的隱喻性地理和理想化的地形,並沒有表明他對真正的印度洋群島有任何認真的想法。但是,為哈義的發展選擇設定遠離印度海岸和赤道以南的群島環境,亦即從其本國馬格裡布(Maghrib)來看,這在已知世界的另一端,此點值得注意。它把故事提升至概念性島嶼的「有限、孤立、自給自足、暫時遠離的」空間,從而表明其隱喻性。但與此同時,它又呼應了將東方之海視為島嶼世界的字面構想,此點與地中海類似。同樣的概念形象地出現在著名的地理概要《科學之好奇與眼界之奇觀》(Book of Curiosities)的海洋地圖上:地中海和印度洋的綠色表面上點綴著圓形和橢圓形的島嶼,有些無名島嶼僅被標記為「島嶼」(jazlrd)。島嶼形狀相當於綠色圖形:它們讓人聯想到大海。

本文認為,正如島嶼與島嶼性是地中海研究的重要課題那樣,島嶼和島嶼性同樣是研究印度洋歷史和印度洋史學的重要課題,對島嶼生活的考察豐富了我們對印度洋政治和社群的理解,並為其參與一個相互關聯的世界提供了新的視角——正如它們之於地中海世界那般。筆者認為,在某些時間段里,印度洋世界最好被描述為「島嶼之海」,即由地理島嶼和地緣政治島嶼組成的地理歷史實體。特別是10世紀以來海上貿易不斷擴大的時代,以獨立、自治或半自治社群的形成為特徵,這在貿易和其他網路的銜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這些社群中,很多都是以地理島嶼為基礎的,因此研究其發展、島嶼陸地和海洋空間的使用,以及與其他島嶼和非島嶼社群的聯繫,充實了我們對該地區在早期鮮為人知的時代里的狀況的了解。而且,通過探索地理島嶼性和地緣政治自治之間的聯繫,我們對促進這種自治的機制有了更好的理解。此外,島嶼性塑造了印度洋世界的所有主要連接模式:遠距離貿易的行為、人類移民的流動、知識網路的形成以及朝聖的實踐。通過提出這一論點並概述某個具體島嶼的個案研究,本文重新定義了島嶼性的概念,這一概念只有在相互作用的概念框架中才能被理解,而且這對於理解筆者所感興趣的10世紀至13世紀之間印度洋世界的聯繫至關重要。

印度洋

印度洋史學、海洋學和島嶼學(Nesiology)

哈義的島嶼元地理學提出了關於島嶼性質的概念框架,這使人得以了解古代有關島嶼的說法,或許不出所料,亦可使人了解關於印度洋島嶼的現代史學研究方法。首先,在外部和內部的描述性想像中,印度洋上神話般的島嶼比比皆是;無論是孕育哈義的身體和理智的那種海島,還是其他產生單一性別社會的海島,這些烏托邦都源於中世紀地理經驗和概念性地理的交集,因此構成了一個特別豐富的研究主題。其次,作為哈義故事背景的三種島嶼——大洋島嶼、海岸島嶼、群島島嶼勾勒出一種基本島嶼類型,單一島嶼或許應該繼續通過印度洋史學的類型學方法來理解。複次,伊本·圖斐利所想像的三個島嶼是完整的自然和/或社會世界的縮影,我們可以輕鬆方便地將我們的心神纏繞其中;關於印度洋連通性的歷史和文學研究使用了類似的島嶼微觀世界概念,皆因印度洋島嶼一直被認為是印度洋歷史動態的縮影。再次,與這個微觀世界的概念相關,伊本·圖斐利令人信服地將哈義的島嶼描述為某種生物和智力實驗室——一個受地理和環境保護的地方,可以進行身體和精神上的實驗,並在哈義的形象中得到充分的表現;儘管將實驗室假設應用於物理或社會模型已被證明是有問題的,但這一概念影響了對更偏遠的印度洋島嶼的殖民認知和開發,而且最近的研究也揭示了印度洋海域中的相互作用。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對於本文所關注的島嶼歷史而言,哈義的故事提醒我們,孤立和互聯之間的相互作用是每個島嶼生活的特徵;這種相互作用定義了中世紀時期賦予印度洋世界統一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現象。

海洋學記錄了人類與海洋及海洋彼岸互動的歷史。在海洋學的發源地——地中海,島嶼在地中海研究這一特定領域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此點同樣適用於太平洋、大西洋、波羅的海、加勒比海群島的歷史學研究和人類學研究。在這些史學背景下,島嶼研究的關鍵部分構成了一套「島嶼學」,即在更廣泛的海洋史框架內對島嶼歷史和文化進行的大量研究。這些研究為描述由廣闊水域構成的世界的努力提供了新的動力和方法。相形之下,印度洋島嶼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它們在建立印度洋統一體中所發揮的歷史和文化作用直到最近才得到一致關注,但相當零散,所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殖民時期。繼愛德華·阿爾珀斯(Edward Alpers)、肖Carter·圖拉瓦(Shawkat Toorawa)、梅根·沃恩(Megan Vaughan)、阿帕爾娜·瓦迪克(Aparna Vaidik)等人的近期研究之後,本文旨在總結自印度洋有史以來在島嶼研究方面取得的進展。

島嶼和島嶼性在布羅代爾和後布羅代爾的地中海統一性定義中,扮演著非常一致和普遍的角色。島嶼對於地中海來說意義重大,布羅代爾用幾頁文字生動地向我們講述了島嶼的重要性及其在地中海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微型世界和微型大陸、跳板、轉口港、航標、商業上可識別的品牌商品和流動人口(亦即在整個領域中流通的材料、人群和個人)的線索,島嶼是圍繞這些因素展開的海洋研究的中心。島嶼考古學已經成為該學科的一個複雜分支,而地中海研究者一直在開闢這條道路。在他們關於地中海歷史和史學的商榷性著作中,霍頓(Horden)和珀塞爾(Purcell)主張島嶼之間的聯繫,認為島嶼之間的聯繫比孤立更緊密。在另一個層面上,我們可以說,《墮落之海》重新審視了島嶼和島嶼生境的島嶼性概念,帶來了引人矚目的效果;作者認為,構成地中海世界之謎的微觀區域,如果不是島嶼的話,那麼是什麼呢?它們被選擇性地孤立、限定,同時界定了與其他地方的聯繫方式的相同之處。

布羅代爾的著作《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及其對非地中海歷史的挑戰,激發了印度洋史學的靈感和活力。在其對印度洋歷史的開創性綜合調查中(時處印度洋史學形成階段),奧古斯特·圖森(Auguste Toussaint)強調了印度洋島嶼的重要性。圖森是模里西斯人,是該島的檔案管理員,也是研究該島歷史的成功學者,他急切的抓住了布羅代爾對該島史學重要性的暗示,但相對於布羅代爾發現島嶼往往「超前或落後」於該地區的歷史趨勢,圖森大胆斷言,即使在該區域最遙遠的地方也能感受到海洋的脈動。

儘管阿爾珀斯已經恰當地指出圖森局限性(即阿爾珀斯所說的「愛國」)僅僅專注於小型、偏遠、海洋性的且最近才有人居住的島嶼,但還是值得回到這位模里西斯歷史學家有關島嶼角度的理由。出於歷史分析的目的,根據圖森的觀點,印度洋的範圍應該分為四種:大洋水域本身、非洲海岸、亞洲海岸和散布在整個大洋中的島嶼。他認為,後者中的馬斯克林群島(Mascarenes)、塞席爾群島(Seychelles)和查戈斯群島(Chagos),即偏遠的小島群,是最具有海洋性的。印度洋中較大島嶼的居民不一定是水手。沿海島嶼過多融入其鄰近的大陸,那裡的生活也不完全受海洋季節的支配。相比之下,位於大洋中的島嶼既不是非洲的,也不是亞洲的,它們完全依賴於大海,並被海洋所塑造,即「生於海洋,為了海洋」。這些特定島嶼自成一格的性質定義和概括的歷史經驗似乎排除了大部分海洋島嶼,但仔細閱讀就會發現,圖森的呼籲更具包容性:除了馬斯克林群島、塞席爾群島和查戈斯群島,「葛摩群島(Comoros)、馬爾地夫群島(Maldives)、拉克代夫群島(Laccadives)、阿拉伯海沿岸島嶼和其他一些島嶼」也值得學術界關注。

因此,圖森的研究為通過印度洋島嶼的歷史來書寫印度洋歷史奠定了基礎,主要提出「什麼構成了印度洋及其統一體」的問題;並答稱:水、海岸和島嶼是其最基本的且普遍存在的元素。在這個設想中,有人可能會說,島嶼是其他兩個組成部分的重要組合。將島嶼作為海洋框架「深層結構」(如布羅代爾長時段的印度洋版本,且島嶼本質上是海洋的)之一部分,這種觀念的持久概念化,使其與當前旨在更深入理解海洋生活和海洋經驗的海洋學探索尤為相關。可以說,海洋學視角最為清晰地闡明的正是這些海洋生活和經驗,而對於印度洋史學而言,這種探索有著強大的傳統。在2007年出版的期刊《阿扎尼亞》(Azania)中,約翰·麥克(John Mack)明確地將印度洋定義為一個統一的文化空間,並將其介紹性文章命名為《從海洋看陸地》(the Land viewed from the Sea),呼籲人們努力理解海洋生活,同時告誡稱「很難將我們的思維從慣常的陸地位置中抽離出來,重新定位至遠離海岸之處」。Michael·皮爾森(Michael Pearson)對這一探索的貢獻是提出濱海社會的概念,這對我們看待島嶼的方式產生了影響。在皮爾遜的設想中,島嶼是最有可能找到「濱海社會」的地方,尤其是小島嶼,那裡只有濱海社會,而非常小的島嶼上的人們可以被稱為兩棲的,甚至是水棲的;亦即主要或甚至完全在海上生活。因此,皮爾森對島嶼類型學做出了貢獻,每種類型在海洋的定義和表達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易言之,皮爾森的系統闡述有助於我們將島嶼視為集中研究珀塞爾所描述的「海灘、潮汐和逆流」三位一體的場所。

《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

然而,儘管島嶼從這種史學中脫穎而出,成為典型的海洋世界,但我們並沒有詳細而全面地闡述不同的印度洋島嶼和島群在整個區域研究中所發揮的作用。專門針對印度洋島嶼的研究很少。最接近此類調查的是地理學家讓-路易·格堡(Jean-Louis Guébourg)對「印度洋的小島和群島」的研究。地理學家羅歇·布呂內(Roger Brunet)在該書序言中讚揚了作者對微觀世界的不懈探索,正是這些微觀世界「使印度洋成為一個巨大的群島,並把這個與大陸相反之地變成了世界第八大陸」。儘管格堡的著作並不是歷史學著作,但是他強調了島嶼歷史中的一些共同線索,包括探險、定居、殖民以及當代旅行者的關注。其中顯然是敘述歷史的章節著重於印度洋島嶼世界的發現和地圖繪製,並認為印度洋島嶼為地理探索、發現和定義的過程和進展提供了重要的例證。題為《西印度洋的島嶼和島民》(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Essays on Islands and Islanders)的論文集是另一部較新的論著,它提請人們注意對印度洋島嶼進行全面歷史調查以及通過島嶼了解印度洋歷史的可能性。該書的論點是,島嶼是整體海洋歷史和社會研究的有力切入點。該書收錄的論文屬於兩個相當寬泛的研究主題:一方面是島嶼的描述,另一方面是島嶼生活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層面。在第一個主題下,島嶼作為一切都是顛倒的異域王國出現,正如阿拉伯學家肖Carter·圖拉瓦對中世紀地理想像如何產生瓦格瓦格(Waqwaq)「(是)陸地」之意味深長的神話研究所示。他的著作,連同Michael·拉方(Michael Laffan)最近發表的關於印度尼西亞群島阿拉伯語術語的複雜歷史的系列論文,向我們展示了外部人視角(甚至是相當了解的視角)如何產生神奇擬像以遷移至遙遠之地。在較早的一篇文章中,阿齊茲·阿茲邁(Aziz al-Azmeh)突出了印度洋民族較為極端的某些表現,特別是島民在阿拉伯奇蹟文學傳統中的表現;通過產生「他者」,這些偏離或顛倒正常現實的描述在讀者中「維持一種常態感、連續性和親和力」。距離似乎通常會放大顛倒的程度,即使在與有關島嶼至少存在某種聯繫的情況下亦是如此。一般來說,這些開創性的研究提醒我們,有關中世紀印度洋的大部分書面資料表達的都是外來者和不諳航海者的觀點,他們都易於被印度洋世界的默認描述所吸引,認為它有點奇怪,特別是在他們所感知的印度洋世界的邊緣。旅行者和那些使用相關島嶼接觸者所提供的一手資料的人並沒有必要糾正這些想像。海洋知識本身就建立在誇張或虛構的異域風情之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異域風情是讀者所習慣的常態之外發生的事例。

關於島嶼體量引起的第二個問題,即島嶼參與了構成我們所知的具有獨特經濟和社會模式的印度洋世界的一切,東非主義研究者愛德華·阿爾珀斯記述了非洲融入印度洋世界的島嶼因素。這項研究為印度洋島嶼研究提供了一篇史學導論佳作,為該主題提供了迄至其出版為止最充實的參考書目,並再次重申感覺有關島嶼歷史的綜合研究仍然缺失。阿爾珀斯概述了非洲沿海島嶼在商業擴張和海洋不同部分整合中的作用:島嶼既是商人社群安頓下來或找到臨時住所的墊腳石,也是獨立的島嶼政體;島嶼在東非沿海地區伊斯蘭化進程中的作用;島嶼在部署奴隸貿易網路中的作用;以及島嶼在殖民和後殖民時期東非經濟和政治發展中的作用。在後來的一篇文章中,彼得·Mitchell(Peter Mitchell)將類似非洲中心主義的觀點應用於其所謂「非洲島嶼」(包括印度洋的島嶼)的考古研究。Mitchell列舉的與島嶼研究有關的主題,側重於反映在海陸體系整合中島嶼作用的物質文化,從而為阿爾珀斯建立的主題名目增加了兩個重要問題,即他和其他考古學家所認為的獨特島嶼文化的發展,以及在任何特定歷史時期島嶼殖民化對海洋技術的影響。二者結合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研究主題框架,該框架可以加以調整和試驗,旨在探索印度洋其他部分的島嶼歷史,正如後文將要討論的那樣。

最近關於印度洋島嶼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殖民遭遇上。在其開創性的專著《綠色帝國主義:殖民擴張、熱帶伊甸島和環境保護主義的起源》(Green Imperialism: Colonial Expansion, 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1995)中,里查德 ·格羅夫(Richard Grove)探討了「伊甸島話語」與西方環境保護主義在殖民島嶼上形成的根源,馬斯克林群島(尤其是模里西斯)在這個故事中佔據重要位置。格羅夫的研究範圍超越了印度洋,但它為在環境歷史和文學烏托邦、且最重要的是殖民歷史的框架下考量印度洋島嶼開闢了空間。最近,關於同時期、同樣的殖民遭遇主題的新研究陸續湧現,提供了有關個別島嶼和群島及其參與印度洋現象的新鮮且令人興奮的觀點,包括帝國擴張、奴隸制和刑罰史。梅根·沃恩的《創造克里奧爾島:18世紀模里西斯的奴隸制》(Creating the Creole Island: Slavery in Eighteenth-Century Mauritius,2005) 繼承並發揚了圖森開創的馬斯克林群島的學術傳統,但強調了不僅在這裏而且在大洋彼岸的許多其他地方獲得的社會動力。最後,阿帕爾娜·瓦迪克的《帝國的安達曼群島:殖民遭遇和島嶼歷史》(Imperial Andamans: Colonial Encounter and Island History,2010)拯救了其中一個地方的歷史,而從殖民大城市的角度來看,這些地方被視為邊緣之地。她質疑將海洋視為完全一體化的觀點,並展示了地方和區域的觀點如何與更廣闊的跨區域海洋框架相適應,她為類似歷史的書寫提供了方法論藍圖,這些歷史不僅涉及現代和現代早期,而且涉及早期被忽視的印度洋部分區域。

總而言之,現有的關於印度洋島嶼歷史的文獻涉及四大主題:第一,殖民遭遇的史學探索;第二,描寫、繪圖和想像的問題;第三,將離散區域整合到印度洋範圍之內(尤其是東非和南亞);第四,這些區域歷史之間的聯繫,無論是海洋區域還是大陸區域。細讀本研究,可以發現,紅海、波斯灣甚至阿拉伯海的沿海島嶼通常被置而不論。從地理角度來看,這種省略或許問題不大:格堡清楚地將其「印度洋小島嶼和群島」定義為位於北緯13°45(北安達曼群島North Andaman islands)和南緯21°20(留尼汪島Reunion)之間的熱帶或赤道地區,該地區氣候炎熱潮濕,但索科特拉島除外。姑且不論氣候,從格堡研究所涉之島嶼的歷史和現代經驗中獲得的一些共同參數,包括地方性特徵和資源、孤立的程度和與大陸結構的距離、非島嶼的想像及其影響,乃是該地區所有島嶼發展軌跡中的重要力量。這同樣適用於從上述歷史研究中得出的其他參數,尤其是伊斯蘭化、貿易、海洋技術和奴隸制網路。

Green Imperialism: Colonial Expansion, 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在目前的印度洋島嶼學中也有年代上的空白。前文曾述及探索島嶼在非洲政治、經濟和宗教融入印度洋世界和中世紀地理想像中的作用的相關研究,然而,除此為數不多的努力外,前現代印度洋島嶼世界的經驗和意義仍未有充分發掘。為了解這一時期印度洋貿易世界日益一體化的情況,以及自11世紀以來該地區小型獨立海洋政體(其中一些位於島嶼之上)的興起,學界所作的努力必須包括對島嶼和島民的研究。

這種對印度洋某些島嶼的歷史研究邊緣化可能部分是由於時代和保護方面的偏見。這一明顯的盲點也可能反映了資料來源的偏差——它再現了這樣一種感覺,即這些地方處於帝國邊緣,或者至少是領土大國的邊緣,而這正是我們所解讀之文本的誕生之地。與此相關的是現代國家邊界的影響:較之那些只是非島嶼領土國家之一部分(通常是邊緣部分)的島嶼,構成獨立國家的島嶼和群島更容易成為「必要的歷史研究焦點」。阿帕爾娜·瓦迪克曾在講述一個印度洋群島及其人民的故事時,對其進行重新定位和去邊緣化,受其典範性研究的啟發,在本文最後一節,筆者將以一個傳統上被邊緣化的群島為例,展示其歷史如何融入作為整體的印度洋海洋學的核心主題之中。

「中世紀」印度洋的海陸世界

十一世紀、十二世紀和十三世紀是地中海和印度洋世界之間聯繫日深的時期,也是西印度洋沿岸地區宗教、種族、語言、職業群體及身份之間發生接觸的時期。這些接觸曾經看起來明確而單向(波斯及其後阿拉伯的跨海商業擴張;伊斯蘭化和伊斯蘭教從阿拉伯中心向南至非洲、向東至東南亞的定向「傳播」),但隨著我們對諸多歷史角色的作用了解漸多,現在卻變得更加錯綜複雜,以至於「本土」和「外來」在印度洋邊緣地區成為模糊的類別。這一時期也見證了獨立港口城市國家的崛起,最為明顯的例子是斯瓦希裏海岸(Swahili coast),也包括紅海海岸、波斯灣和阿拉伯海岸(此即筆者的研究所探索的海洋區域)。沿著阿拉伯南部海岸的亞丁(Aden)、舍爾邁(Sharma)和米爾巴特(Mirbat),波斯灣的基什島,紅海諸島的巴迪(Badi)、薩瓦金(Sawakin)和達赫拉克(Dahlak)(後文將有更為詳細的討論)都在十一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顯示出獨立政治組織的跡象。

在這一時期,印度洋離散部分的歷史最好通過其參與和組成港口城市群島的視角來講述,這些港口城市相互連接,同時又與彼此及其內陸分離。從大陸和陸地的角度來看,這些沿著西印度洋邊緣的地方大多是被視而不見的,充其量它們只是被認為是邊緣的、無關緊要的。某些港口國如舍爾邁和巴迪在13世紀就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當時更多面向海洋的較大領土國家變更其交通路線並納入其功能;其他如亞丁、基什和達赫拉克,繼續作為這些較大國家的港口或附屬地。忽略這些地方和時代就會導致對這些地方本身及其歷史上更為明顯的大陸鄰國的經濟機制、社會聯接和意識形態聯繫的視而不見。

兩個概念提供了分析中世紀印度洋世界的政體形成和瓦解的動態過程的關鍵。其一是所討論的政體包括陸地和海洋領域,它們佔據了一個廣闊的混合地理空間。其二是小型城邦的島嶼性,尤指陸地上或地理島嶼上的港口;因此,除了地理上的島嶼之外,似乎還漂浮著一些社會和地緣政治島嶼,因為它們沒有被固定,或者至少沒有被牢固地錨定在大型領土國家之上。

島民認為海洋及其沿海地區是其生活空間的延伸,這一觀點在關於海洋民族的人類學文獻中得到了充分的支持。民族學和人類學作家艾佩利-豪琺(Epeli Hau'ofa)對這一課題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的開創性論文《我們的島嶼之海》(Our Sea of Islands)對太平洋島國領土面積小及其伴隨而來的經濟無助的概念提出了質疑。他反駁稱,對島民而言,其領土不會止於每個島嶼的盡頭,從而打破了普遍的刻板印象。據豪琺所言,大洋洲是「有居民的島嶼之海」:

(大洋洲的人民)並沒有把他們的世界想像得如此微小。他們的宇宙不僅包括陸地表面,還包括他們所能穿越和利用的周圍海域,擁有控火和翻天覆地之能的居民的地下世界,以及有強大神明和已命名的星星及星座的上方天空,人們可以依靠它們來指引他們穿越海洋。他們的世界一點也不小。

無論是圍繞島嶼還是與大陸海岸接壤,海洋有時構成一條連接走廊或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這部分取決於沿海人口的海洋技術和能力狀況,以及其他地理/環境邊界存在的滲透性。例如,阿拉斯加群島的研究表明,島嶼的內部特徵具有滲透性較差的邊界,而周圍的海洋被用作從一個島嶼到另一個島嶼的系列海水通道。將海洋及其資源描述為一個社群或政體海洋領域的一部分,這種海洋領域的劃分乃基於對水域邊界滲透性和海洋民族生存實踐進行的觀察。最近在緬因州海岸外的馬蒂尼克島(Matinicus)上發生的事件,被媒體稱為「龍蝦戰爭」,它很好地說明了一種非正式的水域領土化模式。一個馬提蒂尼克島民開槍打死了一名馬蒂尼克人,當時後者試圖阻止他及其大陸女婿共享僅為島民保留的非正式領海。一位來自該島的女士在接受該事件的採訪時表示,「這個地方和西區定居的家庭農場之唯一區別就是我們的土地被水覆蓋。」這是一個關於島嶼的有趣故事,也是一個關於海洋人群與海洋之一般關係的有趣故事。海洋遠非空無一物,或者甚至只是一種「公共財產資源」(正如皮爾森引用人類學家埃斯特爾·Smith[Estellie Smith]觀點所言),海洋是或可以通過沿海或「水生」民族的實踐來標記。有關緬因捕蝦人捕撈活動的空間維度的人類學研究提供了饒有興味的證據,證明了海洋社群非正式認可的做法的領土化傾向。在我們所關注的這一時期,艾米莉·塔伊(Emily Tai)用一種更為正式且以國家為中心的模式,而非以社群驅動的模式來描述中世紀地中海的「標記水域」。

在其關於新型海洋學和印度洋研究的文章中,馬奎斯·溫克(Markus Vink)認為「新型海洋學的當務之急是解開複雜的空間分類鏈,探索印度洋世界敞開的內外邊界。」中世紀時期島嶼和島嶼政體的歷史,特別是這些政體參與者對其陸海領域的解釋方式,以及外來者對其陸海領域的爭奪方式,很可能揭示出印度洋體系「內部可滲透邊界」的諸多信息。新的島嶼歷史還有一個時間維度的問題。2009年,在關於中世紀葉門舍爾邁(Sharma)遺址的物質文化和海外聯繫的研討會上,埃里克·瓦萊特(Eric Vallet)呼籲,長期以來,印度洋史學研究一直致力於印度洋世界的長時段發展和廣闊結構的探索,現在該回歸到事件史(即對變化和特殊性敏感的小尺度)的研究之上。研究證明,單個政體的陸海領域的擴張或收縮與影響更廣闊海域的政治現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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