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打賞出去的錢能追回嗎?家長要如何證明?法官解讀

疫情發生後,多地中小學生居家上網課,很多家長工作較忙無法經常看顧,有的孩子在學習之餘獨自上網,未經父母同意,就在網路平台為主播作出大額打賞或者充值,有的金額甚至高達上百萬元,被家長髮現後向平台索還。那麼,孩子打賞出去的錢能追回嗎?家長要如何證明打賞行為是孩子作出的呢?

1.認定為未成年人打賞可要求返還

近年來,未成年人網路打賞糾紛多發,究其原因涉及多方面。

首先,未成年人接觸網路年齡持續走低,人數增長迅速。一方面,未成年人在遊戲、直播等網路平台進行交易的需求與能力日趨增長;另一方面,年齡過小的孩子在判斷能力、認知能力、自製能力等多方面存在局限,網路安全意識薄弱,使得未成年人大額網路遊戲充值、網路直播打賞的現象頻發。

其次,監護人疏於教育管理,未能盡到監護義務。在多數案件中,未成年人在較長時間內多次進行額度不等的充值,而監護人稱對整個交易過程不知情。這體現了監護人忽略對未成年人的網路消費觀念教育,對資金賬戶、交易密碼等網路支付信息保管不利,導致未成年人大額網路消費案件發生。

最後,網路直播平台監管欠缺。平台對於成年人、未成年人等不同辨別能力的使用群體,缺乏區分性、針對性的管理措施。即使部分平台推出未成年人使用模式,但也未全面落實。同時,主播行業作為新興產業,暫未形成統一、成熟的行業規範,主播市場良莠不齊,存在主播誘導支付的現象。

發生在未成年人身上常見的是直播打賞和遊戲充值,這兩種行為的法律認定性質並不相同。打賞主播通常形式是贈送平台上的虛擬禮物,包括免費禮物和收費禮物。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條提出,贈與合約是贈與人將自己的財產無償給予受贈人,受贈人表示接受贈與的合約。觀眾把自己的財產無償地送給主播,符合法律上贈與的特徵。遊戲充值,也是實施民事法律行為的一種,其實質是未成年人與網路遊戲公司簽訂買賣合約,未成年人提供金錢,網路遊戲公司提供遊戲服務。

未成年人的巨額打賞行為顯然並非純獲利益的合約,與其年齡、智力與精神健康狀況不相適應。打賞後,限制行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一般拒絕追認,那麼未成年人簽訂的涉直播巨額打賞合約歸於無效。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無效、被撤銷或者確定不發生效力後,行為人因該行為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由此所受到的損失;各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

在未成年人打賞的案件中,原告(未成年人)在訴訟請求中通常會要求平台承擔一定的賠償責任,比如要求支付資金占用期間的利息,這可以理解為原告要求被告進行一定的賠償。但在未成年人打賞的案件中,因為被認定為無效的民事法律行為,平台有過錯方才需要承擔一定的賠償責任。在互聯網世界,認定平台「明知該用戶為未成年人而提供服務」是比較困難的。通常案件起訴到法院後,結合原告的證據,平台再對該用戶的打賞行為進行畫像,確定是否為未成年人本人的行為。如果是其本人行為,通常平台會選擇和原告進行調解。

2.如何認定未成年人所為成難點

在此類案件中,認定打賞行為是未成年人作出的往往是司法審理的難點。

一般情形下,人臉支付、指紋支付,只能由法定代理人本人完成。對於密碼支付,需要結合交易涉及的未成年人具體年齡、家庭經濟情況、打賞金額、投訴人背景、主體關係人核查、父母對自身賬戶監管情況、交易時間、慣例、生活常識、證據等多方面因素,綜合判斷打賞行為由未成年人獨立完成的蓋然性。如在吳某訴某直播平台案中,現有證據表明,充值時間段與吳某在學習生活中可支配的時間段高度吻合;充值頻率較高,甚至一分鐘內數次充值;打賞的主播多為未成年人以及所播內容為校園生活,法院在綜合考慮了上述因素後認為進行打賞的主體為未成年人具有高度蓋然性。

除此之外,法院在審理過程中還需認定打賞行為及性質,是否超出未成年人的認知能力。對此,法院需要綜合未成年人實際年齡、交易數額、交易背景、審判經驗等多方面因素進行判定。在審判實踐中,法院會把未成年人傳到法庭,法官對其進行必要的詢問,比如韋某訴某直播平台網路服務合約糾紛一案中,法官在庭上通過詢問了解註冊的過程、充值打賞的行為過程等,綜合考慮案情來認定該未成年人的認知能力。

3.無效打賞涉及的返還義務不同

用戶和直播平台之間因為雙方形成的合約關係不同,會產生不同的法律關係,這造成未成年人打賞行為歸為無效後的返還義務也不同。

一是服務合約關係。平台為用戶提供信息技術、管理服務。在平台上,無論是否打賞,用戶均可以觀看不同主播的節目,打賞特定虛擬禮物之後會出現特效,打賞者擁有更多的許可權,這些均是平台通過提供信息服務、技術支持、規則制定等進行管理的體現。如果雙方形成的是服務合約關係,未成年人作為用戶並未支付服務費用,打賞行為是否有效均不涉及平台返還的義務。

二是買賣合約關係。一方面,用戶在向賬戶充值的過程中,直播平台將虛擬貨幣轉移給用戶,用戶向平台支付價款,雙方各負權利義務,因此成立買賣合約的關係。另一方面,在購買禮物打賞的過程中,用戶向平台支付虛擬貨幣,平台給付虛擬禮物,雙方各負權利義務,同樣成立買賣合約關係。在合約歸於無效的情況下,平台與未成年人各負返還義務,平台向未成年人返還人民幣,未成年人向平台返還虛擬禮物、虛擬貨幣。

三是消費贈與行為。這是指經營者在商品交易中,附帶地向交易對方無償提供一定數量的現金和物品的行為。直播平台向用戶銷售虛擬貨幣時,有時設置一些優惠活動,如「充值980鑽石送10鑽石」,這裏的980鑽石是用戶花98元購買的,平台送10個鑽石屬於消費贈與。提供贈品的經營者與交易對方存在雙重法律關係,即交易關係和贈與關係。因此,在未成年人與平台之間的買賣合約關係歸於無效的情況下,贈與合約也無效,未成年人應當返還平台贈與的虛擬貨幣。

實踐中,還有未成年人從他處購買虛擬貨幣的情況。比如通過微信好友、某個直播的粉絲群等購買虛擬貨幣,以此購買打賞禮物。由於未成年人並不是在平台購買的,因此無權要求平台退還虛擬貨幣對應的人民幣。這雖使未成年人及其監護人的維權成本提高,但此類事件中未成年人及其監護人均有過錯,因此為此付出代價亦有合理性。

4.當事人過錯影響返還金額

根據民法典規定,在合約無效的情況下,當事人各負返還義務,並由有過錯的當事人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當認定打賞、充值行為是未成年人作出的,法院在確定返還金額時主要考慮兩方面因素,一是合約各方當事人的過錯,二是在退還金額時損失如何計算。司法實踐中,主要從平台、未成年人(用戶)、主播、未成年人監護人這幾方面來考慮。

直播平台有義務對於用戶的身份充分進行審核,進而排除未成年人直播打賞。首先,直播平台作為用戶打賞的主要受益者,具有審核相對方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注意義務。直播平台完全有能力對於註冊用戶,至少是打賞超過一定金額的用戶盡到更為審慎的審核義務。其次,限制未成年人參與和其年齡、智力不相適應的經濟活動,也是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個別情況下,用戶的註冊信息顯示其年齡為未成年,平台並未對其打賞許可權進行限制,也有的平台並未要求用戶填寫年齡信息。如果平台對用戶身份的審核選擇了不作為或少作為,違反了先合約義務,可以推定平台具有過錯。

判斷未成年人是否有過錯,要從其登錄帳號、進行充值時是否隱瞞年齡信息等因素去判斷。對於已實行分級管理的平台而言,若未成年人利用漏洞去獲取僅屬於成年人的打賞許可權,確實屬於隱瞞了重要事實,在法律上應承擔締約過失責任。對於並未要求用戶填報年齡,僅在格式合約中以未突出顯示的方式限制未成年人締約的平台而言,可以視為未成年人並未對其隱瞞身份,此種情況下未成年人並未違反先合約義務且無過錯。

不同於直播平台擁有技術、管理優勢,主播只能通過評論、私信等途徑獲知用戶的年齡信息,要求其對於每位打賞者主動詢問年齡也不切實際,因此主播僅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打賞者為未成年人的情況下違反先合約義務,具有過錯。

監護人並非直播打賞法律關係的一方主體,但未成年人綁定監護人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帳號進行打賞,與其未盡到監護義務直接相關。監護人因過失違反監護義務,在合約歸於無效之後,對方產生信賴利益損失,監護人應當對於未成年人可能存在的締約過失責任承擔替代責任,同時應基於自身的過失,對於被監護人給他方造成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賠償的總金額不應超過平台因此而遭受的信賴利益損失的數額。

至於退還金額,應包括直接損失和利息損失。締約人違反先合約義務造成的損失大多為信賴利益的損失,主要表現為締約費用、準備履行所支出的費用,以及支出上述費用所失去的利息等。直播平台在與未成年人訂約的過程中,基於服務合約與買賣合約提供了技術、流量、管理等方面的支持,均可以轉化為具體的財產金額來主張。而未成年人一方,主要是利息損失。

法官提醒:家長需妥善保留證據

在此類案件的審理中,未成年人及其監護人一方負有以下舉證責任:一是未成年人參與打賞的事實證明,包括證明打賞的主體是未成年人、打賞的具體金額。二是如果還主張利息損失,則要對損失進行舉證。手機歸屬及型號、社交帳號註冊信息、GPS定位地點等都可以作為證據提交。三是如果向主播主張締約過失責任,未成年人及其監護人應就主播知曉打賞者是未成年人進行舉證。

一般而言,未成年人網路直播打賞案件的裁量關鍵在於交易主體的識別。實踐中,未成年人往往使用其法定代理人的帳號進行登錄及交易操作,導致訴訟中其法定代理人很難舉證證明自己並非交易行為人。

那麼,何種證據材料才能證明網路直播打賞的實際交易主體是未成年人呢?比如交易發生時的視聽資料,案發期間未成年人與網路主播在社交平台進行文字、語音或影片聊天互動的視聽資料;再如打賞的對象與時間,提交能夠證實監護人與未成年人的日常消費習慣、賬戶進行打賞的時間和頻率、未成年人對賬戶密碼的知悉情況等證據,來證明未成年人是賬戶的實際控制者。

未成年人當庭陳述也很重要。法官可以從當事人的陳述中了解未成年人對直播行為的認知、主播是否有私下引誘未成年人打賞的行為、監護人與未成年人之間的關係以及監護人是否使用過直播帳號等。在未成年人與監護人分隔異地的情況下,若打賞行為是未成年人未經監護人授權或同意實施的,法院可以通過直播平台的後台系統查看交易發生時用戶的實際IP地址,結合原告方提供的監護人當時所在地的證明,判定打賞行為的主體是否為未成年人。

在收集證據方面,由於未成年人直播打賞大多發生在網路環境下,許多涉及電子數據證據取證問題,這就需要監護人注意留存電子數據證據的原件、原始載體,出具符合民事訴訟法證據規則要求的證據。

(作者單位:北京互聯網法院)

台灣疫情資訊

台灣疫苗接種

相關熱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