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陪診員眼裡的跨省就醫路

    馬建在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陪診 受訪者供圖

    馬建藏在很多人的求醫路上,儘管有時候不那麼顯眼,但總有人繞不開他。

    劉晶的父親就是其中之一。這位60多歲的老人突發心梗,面積達到95%以上,老家山西侯馬的醫院不敢冒險手術,只能轉診到大醫院。劉晶和丈夫又因為疫情被封在了小區無法陪同。最後,他們找到了馬建,一位北京的陪診員。

    這次陪診是從北京西站開始的。心梗讓劉晶的父親只能依靠輪椅出行,陪他一起到北京的另外兩位家人也都60多歲了。他們不會用智能手機打車查信息,使用健康寶掃碼都需要一步步指導。馬建必須到火車站接他們,給他們安排好方便的酒店,帶他們做好入院需要的核酸檢測,還要告訴他們附近的超市飯館在哪裡,再把病人送到安貞醫院急診住院。

    馬建說,這個單子他起初是不敢接的,60多歲的老人從山西來北京,萬一出現什麼意外,家屬又不在身邊,風險性太大了。但是劉晶在電話裡告訴他可以錄音,可以寫任何免責書,「我聽到這話的時候,我想我也有父母,我就算幫個忙。如果我們不去的話,確實就沒有人幫他做這些事情。」

    2020年,「社群健康助理員」作為一個新職業,被正式寫入職業分類。而在很久之前,就有一群人為患者提供預約挂號、繳費、取藥、辦理住院手續等服務。

    漫長和煩瑣的就醫過程中,陪診員並不是十分重要的一環。但是很多人相信,他們是曲折的跨省求醫路上的一條捷徑。網上挂號沒有普及的年代,馬建幫客戶熬夜排隊挂號;如今,他在北京完成不需要本人到場的檢查和前期工作。「如果北京專家說可以來北京做手術,再讓患者本人來預約檢查手術。替他們省下不少時間和住宿成本。」甚至,當患者本人無法來北京時,馬建還會在醫院門診撥通電話,讓患者和醫生直接電話或者影片對接。最長的一次,醫生和患者在電話裡溝通了兩個小時。

    前幾天,馬建陪診過一位來自天津的嗜鉻細胞瘤患者,這種疾病被稱為「高血壓殺手」,會使患者血壓極其不穩定,甚至升至200mmHg以上,可能危及生命。老人急需手術,且手術前必須服用α受體阻滯劑(一種專門的控制嗜鉻細胞瘤血壓的藥物——記者注),並且要在各個科室來回奔波會診。老人自己走完這個流程可能要兩周,且進出京津兩地需要頻繁的核酸檢測。而這些複雜的前期準備就由馬建代為完成。他也遇到過一個雲南三歲的孩子意外跌倒後發生了顱腦損傷,在雲南當地的醫院頭顱CT顯示腦部積水嚴重,當地醫院的方案是需要開顱減壓,否則輕則影響智力發育,重則危及生命。家長害怕風險,不敢手術,就掛了一個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的號讓他代問診。專家讀片後,詢問了孩子的基本情況、目前顱圍,認為保守治療也完全可以有效解決患兒的問題。家長也就放心地選擇了保守治療,最後也取得了很好的治療效果。

    馬建說,在北京像他一樣專門做陪診的人其實並不多。陪診員火了之後,很多人只是跟風在網上拍影片、賣課,真正去干陪診員的人沒有太多變化。正常情況,馬建的陪診也就一天兩單,上午一單下午一單。新冠肺炎疫情以來,醫院的單子他都快接不過來了。在馬建的網路店鋪中,跑腿陪診這項的購買數量超過1萬份,月銷量大於1000,粉絲有1700多人。

    馬建也說不清,他是什麼時候開始做陪診工作的。2013年,馬建的一位朋友需要在北京看病,馬建替他在現場排隊挂號,「排了一晚上隊也沒有掛上,號都在黃牛手裡。」當時馬建正好從前一個工作離職,幫朋友挂號這件事啟發了他,「外地來北京辦事的人肯定特別多,各方面的都有。」他開始在北京做跑腿代辦。

    馬建稱,一開始他什麼活兒都接,包括代辦簽證、去學校取成績的活兒。陪診方面主要是為複診患者代開藥。疫情之後,醫院的單子變多了,簽證的事少了很多,這兩年他還組建了陪診團隊,基本只在忙醫院陪診的工作。

    馬建的不少客戶都是病情危急、行動不便的患者,甚至有的客戶在治療過程中病危、死亡,在排隊繳費取藥時,他也會偶爾墊付上千元費用,這比陪診服務費用都高出不少;而客戶也需要把社保卡、身份證等有效證件和病例等隱私信息寄送給陪診員。從業9年來,馬建還沒有遇到過與客戶關係緊張和遭遇官司的情況,「找陪診來北京看病,都是很著急的人,很多病的治療本身就是在趕時間。人家都走到找陪診這一步了,沒必要專門來坑我。」除了馬建這樣的私人團隊,網上還有許多陪診公司,大部分都是服務於某一個城市。一些其他城市的陪診公司也會找到北京的陪診員——如果有當地的患者需要來北京,他們就需要和北京的陪診員建立合作。「當地的看不了就去省會城市看,省會城市也看不了就到北京上海這種一線城市來看。」

    遇到疾病,人們總是第一時間想到大城市。國家衛健委發佈的《2020年國家醫療服務與質量安全報告》顯示,2020年,全國三級醫院收治的住院省外就醫患者達到599萬例,異地就醫(包括省內異地就醫和跨省異地就醫)總人次達到了8238萬,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這一龐大的數字相比2018年和2019年有所減少。馬建近期的服務對象中,超80%都是外地患者,因為疫情或者身體原因不方便自己來醫院的,就把所有的資料證件寄給他,讓他去醫院問診拿藥,然後再快遞迴去。

    還有一些亟待進京進行複查和化療的癌症患者也不得不求助陪診。何英珍就是因為這個聯繫上馬建的。疫情之前,何英珍一直在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住院化療,年初出院後需要定期來醫院複診開藥。5月北京疫情嚴重,住在石家莊的何英珍一直無法進京,4月在腫瘤醫院的ct和化驗報告單還沒有列印,而她的化療方案中一種最新的抗癌藥物在當地很難買到,28天一次的化療周期又不能等人。如果中斷治療,等待何英珍的是腫瘤的復發。程寒梅也是疫情期間聯繫上馬建的客戶。2020年下半年,程寒梅從北京搬到燕郊生活。從今年3月開始,燕郊和北京接連發生疫情。程寒梅說,封控的那些日子,她一天要吃4次止痛藥,「身上疼得要命,也不想給政府添麻煩。」解封之後,原來一直帶她看病的燕郊朋友卻沒有辦法進京了,她在網上找到了馬建,到檢查站接她到北京的醫院看病。

    一般情況,馬建每天早晨5點就起床,8點之前就要到達醫院,協和醫院、301醫院、安貞醫院、腫瘤醫院……馬建陪診常去的都是這些比較擁堵人多的大醫院,很多患者在當地看完病之後,還想來北京的大醫院看看有沒有更好的治療方案,或者在當地的治療效果不好,想來北京看看是否誤診。

    也有劉晶父親這樣,當地醫院不敢手術要求轉院的情況。當時,劉晶心梗的父親在侯馬的醫院已經耽誤了一些時間沒有治療,劉晶說,「當時很著急的。那幾天我們都睡不著覺,白天晚上一直在想怎麼辦。」

    劉晶和老公都是80後獨生子女。起初,劉晶是想自己申請陪同父親去北京就診的,被封控在家的她給當地的社區打電話,詢問是否可以出去帶父親就診,沒有被允許。

    「我特別心酸,也不能違反抗疫政策,就困在這裏了。」這時候,她老公在網上找到了陪診員馬建,希望他在北京帶父親到安貞醫院手術治療。

    疫情之後,陪診員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人們視野中。王悠潔的孩子是一名罕見病患者,上海發生疫情之前,住在浙江南潯的她每個月帶著孩子去上海的醫院看病。在全國,治療這種罕見病的專家只有兩位,一位在上海,另一位在北京。

    王悠潔稱,小孩子因為疾病,不能長時間在陌生人多的公共場合出現。去北京坐飛機,需要在公共空間太久。然而4月上海疫情,城市被封醫院進不去,北京還能正常接診,因為要定期去醫院,她不得不掛了北京的號。

    在買好前往北京的機票到達杭州蕭山機場的時候,王悠潔和家人的北京健康寶突然出現彈窗不能登機,去不了北京,王悠潔的哥哥幫她聯繫到了陪診員馬建。

    因為病情特殊,也沒有在北京看過病,王悠潔給馬建發了幾十頁的電子資料掃描件,通過馬建的電話和北京的醫生交流。王悠潔說,從浙江到北京看病,當天不能往返,機票酒店要幾千塊,目前從北京回到浙江還需要隔離。帶孩子去一趟耽誤太多時間精力了。

    但是,王悠潔說,如果上海開始複診,她還是想親自帶著孩子去上海看病,去上海一趟開車一個多小時比較方便,還可以當面和醫生交流,「代問診從電話裡醫生看不到孩子,我也看不到醫生的細微面部表情。」

    王悠潔稱,她之前沒有聽過陪診員這個工作,這次因為疫情孩子無法看病才發現淘寶上有很多這種服務。和她一樣,劉晶也是因為父親的病才第一次接觸陪診員,當時感覺「一下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劉晶和她的丈夫都是獨生子女。她說,在疫情防控允許的情況下,自己會儘可能地陪同父母看病,未來迫不得已的情況依然會找陪診服務。「我們有4個老人要養,還有孩子。沒有經歷過這些事情的時候,不會想這麼多。很多是精力上真的顧不上,我們把能想的辦法都想了,實在是有心無力。」

    (文中除馬建外,均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趙安琪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2年06月22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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