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劇·宋︱《夢華錄》三姐妹為何執著於解決戶籍問題?

最近熱播的以宋代為背景的電視劇《夢華錄》,塑造了豐富的人物眾生相:茶坊店主趙盼兒,廚娘孫三娘,樂伎宋引章,皇城司官員顧千帆,探花歐陽旭,以及進士杜長風、衙內池蟠、名伎張好好、家奴德叔等等。故事情節的張力很大程度來自他們身份戶籍的不同:宋引章執著於脫離樂籍,趙盼兒想擺脫曾為樂伎的自卑,歐陽旭獲得官位後心態的變化,以及趙盼兒與顧千帆之間商人與官身的雲泥之別。

劇情最近引起的爭議也從中而來:趙盼兒一邊強調自信自強,一邊又對自己曾經的樂籍身份倍感羞恥;宋引章一邊想要脫籍一邊又揚言想為皇帝獻藝,以及貴為皇城司副使的顧千帆對趙盼兒的深情和不計身份,這些情節設置似乎有些跳脫時代,將現代對獨立女性的觀念附著到宋代女子身上,而又因為觀念的「先進性」不夠而被批判。

商人趙盼兒和高官顧千帆的身份差隔是劇情的一大看點

如果不與關漢卿的原劇本《趙盼兒風月救風塵》對照,也不討論趙盼兒的「女性主義」是否足夠徹底,回到劇情設置的宋代背景來看,身處那個時代不同階層的人原本處在社會中什麼樣的位置,他們不同的戶籍身份對他們的命運有著怎樣的影響,或許能幫助我們更客觀來看待這部作品。

宋代的戶口分類制度紛繁複雜,例如,按照人戶的身份區分,有官戶與民戶、形勢戶與平戶的區別;按照居住地區分,又有鄉村戶與坊郭戶的區別;按照有無田地、房產來區別,有主戶與客戶之分。此外,還有比較特殊的女戶、僧道戶、禮樂戶等。這些複雜的分類本身是為了便於朝廷徵收賦稅和管理人口,但其中的分類標準、界定的種種權利和義務,卻可以反映出當時社會階層的基本面貌,個人的命運正是在這種身份階層之別中產生不同的走向。

「民不可犯官」:宋朝的官戶

劇中歐陽旭成為探花郎被任職後便一躍成為官戶,住著宅院,城廂官任其差使,同一般百姓大有區別。歐陽旭的朋友杜長風同樣高中進士,他在被「十三少」池蟠欺負的時候一直強調自己是官,口口聲聲說著「民不可犯官」,讓跋扈任性的池衙內也不敢輕舉妄動,可見「官戶」與老百姓是嚴格區分開來的。

劇中杜長風提到自己身為及第進士,警告池蟠不可「以民犯官」

士庶有別自古有之。唐代在法律意義上確定了「官」和「庶人」的區別,宋朝第一次將「官戶」作為法定戶名,對官戶的範圍、特權和禁約作了更細緻的規定。

事實上,不是所有的官都能成為官戶。《慶元條法事類》提到,官戶「謂品官,其亡歿者有蔭同」,「諸稱品官之家者,謂品官父、祖、子、孫及與同居者」。理論上官員子孫可以通過蔭補成為無品小官,獲得官戶身份。但是,由於宋朝入仕途徑眾多,除科舉外,還有富人向官府捐糧「買官」(稱為「進納出身」)、武人通過軍功、胥吏出職轉為正式官員等方式。由於官戶的優勢地位,各色人等削尖腦袋試圖獲得官戶身份,導致官戶泛濫雜糅,特權濫用。宋朝重視科舉,只有科舉為官被視為正途。於是,宋朝中後期多次對官戶的範圍加以細緻規定,例如,限制非正統出身的人成為官戶,抑或是限定門蔭的範圍,對獲得官戶身份加上各種各樣的限制條件。儘管如此,「冒立官戶」、想盡辦法轉換身份的人還是源源不斷。對「官戶」的趨之若鶩,正說明了官戶與民戶之間有著天壤之別。

在經濟地位上,中高級官員俸祿高、數額大,除了基本薪資外,還有職錢、廚食錢、茶湯錢、人衣糧、餐錢等等補貼,可以說衣食住行無憂;低級官員雖然薪資相對較低,卻也是擁有奴僕的人上人,經濟地位在大多數普通民眾之上。

更重要的是,與普通民戶相比,官戶有諸多特權。例如前面提到,品官有門蔭的特權,除了子孫親屬之外,他們的門客甚至是醫生有時也可以獲得蔭補,導致冗官問題嚴重。當然,門蔭出身在名聲上不如科舉,有門蔭資格的人也可以另外參加科舉,以獲得更好的升遷前途。劇中顧千帆的祖父是吏部侍郎,完全有資格讓他直接成為官戶。皇帝稱讚顧千帆是科舉進士出身,明顯表達了對顧千帆參加科舉走正途的讚賞。與之相比,蕭欽言的長子則是靠父親門蔭,沒有實際的職任,和顧千帆不能相提並論。

官戶的另一大特權是可以減免某些稅役。宋朝賦稅差科名目眾多,官戶不僅有法定範圍內減免某些賦稅的特權,還可以依靠自身權威逃避各種差役,負擔遠遠小於普通百姓。此外,官戶在某些時候可以減免刑罰,條法規定,七品以上官「犯流罪已下,各從減一等之例」。

宋朝在給官戶特權的同時,也對他們有一定的禁約。例如限制兼并土地、禁止在所在州縣擁有田產、禁止放債、經營酒坊等。然而事實上,規定與現實往往相反,官戶利用自身地位攫取利益,隱產逃稅、兼并土地、經營放貸積攢財富的不在少數。

劇中池蟠抱怨自己不能做官時,提到一些對官員特殊身份的約束

所以,杜長風強調「民不可犯官」,就是在強調自己作為官戶與平民的身份差別,畢竟官戶在法律地位、社會地位上都遠遠高於普通百姓。從戶籍身份的意義來看,隸屬官戶的顧千帆的確與作為平民的趙盼兒有著雲泥之別。

「所謂末者,工商也」:坊郭戶與從商之人

趙盼兒三人輾轉到東京,感覺到了與錢塘截然不同的城市圖景:商品鱗次櫛比,街市星羅棋布,人流攢動不息。《東京夢華錄》卷三《馬行街鋪席》中有「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復又開張」之說,足見東京城的繁華。

東京開封城的熙攘夜景震撼了趙盼兒姐妹三人

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宋朝定籍名為「坊郭戶」,類似於我們今天的城市戶口。城鄉戶口的區別在唐宋時代才出現,在這之前,秦漢有「市籍」的說法,但是僅限於商人和手工業者,不包括全部的城市居民。宋朝將坊郭戶範圍擴大,涵蓋居住在府州軍城、縣城和市鎮的居民,這意味著居住在這些區域的人被納入城市戶籍單獨管理並徵稅,與鄉村戶區分開來,居住在城市有了不同意義。

宋朝大城市開始興盛,財富不斷向城市聚斂,許多農民湧向城市,甚至在城牆之外還聚集形成了新的居民區「草市」。官戶、富商多居住在城市中,為各行各業提供生計機會,相對於農民生活艱難困苦、賦役繁重,只能以農耕作為基本的維生手段,城市的居民可以住在繁華的街巷,選擇豐富多樣的營生方式,有著獨具特色的城市文化,逐漸吸引了很多人居住在城市。

城市中的階層差異很大。宋朝戶籍制度按照財富多寡將坊郭戶分為十等。一般來說,坊郭上等戶家境殷實,多田宅地產,生計從容優渥。劇中陳廉家為他在東京購買宅院,算得上是富庶的坊郭上戶。這些家境較好的群體有多種多樣的營生方式,如出租房屋、經營產業、放高利貸等。宋時城市房屋出租業發達,司馬光《司馬文正公傳家集》說:「月掠房錢十五貫,足供日用。」很多房主光是依靠出租房屋就可以維生。趙盼兒三人租住陳廉家、租鋪開茶坊等,可以看到當時房屋出租形式的流行。

東京城經營各種買賣的商鋪——《清明上河圖》局部

坊郭下戶的構成更為豐富,各種賣糕點、果子、日用品的小商戶、工匠以及人力、女使等受雇傭者,他們多附庸於富商、官戶,為他們提供各種各樣的商品和服務。劇中因家中受災流落東京的葛招娣,歐陽旭的家奴德叔等人就屬此類群體。除此之外,城市中還有諸如伎藝人、娼妓、乞丐等流動人口。

坊郭戶的構成除了官戶、吏戶之外,以工商業者為主,在城市中從事工商業者眾多。劇中刻畫趙盼兒三人獨立自主、克服困難,在東京開茶坊的勵志故事,讓我們看到當時城市中生動的經營活動和生計方式。她們企圖靠經營謀生立足東京的想法也並非異想天開,在錢塘經營茶坊的積蓄和身為樂伎積累的財產,足以讓趙盼兒三人在東京城中成為比較優渥的坊郭上戶,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她們擁有地契、房契,並且還能僱人協助經營,相對於本小利微的小商販,趙氏茶坊的經營算得上是中等規模。

城中商戶須由官府編入「行」的同行組織。加入行會要經過官府批准,名列「行籍」,不經官府同意,不可任意出「行」。行會在商品流通、壟斷市場、應付官府科索、聯絡同業關係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既受制於官府的管理,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給予從業者商業競爭上的保護。行會的頭領被稱為「行頭」,負責協助官府對行內收稅、科配,同時對外代表本行與官府交涉。趙盼兒開茶坊須在東京茶行挂名繳錢,與茶坊同行打點關係,反映了當時行會組織的影響。

宋代社會沿襲古代「士農工商」的傳統觀念,以農業為本,工商業為末,經常提出「崇本抑末」的口號,規定「工商、雜類」「不得與士齒」,不得進官辦學校、參加科舉。商人通過買官或可以獲得身份,卻不能與科舉入仕的官員相提並論。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商人也常被歧視。《宋史·輿服志》記載太平興國七年(982),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奉詔詳定車服制度曰:「今後富商大賈乘馬,漆素鞍者勿禁……工商、庶人家乘檐子,或用四人、八人,請禁斷,聽乘車;兜子,舁不得過二人。」規定商人乘坐的轎子要與官員區分開來,抬轎的人數不得超過兩人。可見當時經濟水平上升的商人階層,在地位上仍然是受官方輕視的。

樂籍是否為賤民?

擺脫樂籍的身份和歧視是《夢華錄》故事的一個主要線索,無論是宋引章一開始為了脫籍私奔嫁人,還是趙盼兒對自身樂籍身份過往的自卑,都離不開宋人對樂籍的看法。那麼樂籍在宋代戶籍制度中又是怎樣的存在呢?

將特定人群編為樂籍的制度由來已久。北魏時將罪犯的家屬發配為樂戶,編入樂籍,唐延續此制,規定樂籍屬於法定的賤民階級,且只能「當色為婚」,良賤不可以通婚。到了宋朝,樂籍的主要來源還是被籍沒官員和罪犯的家屬,但如唐代的良賤之分已逐漸瓦解,在法律意義上,樂籍不再是賤民身份,允許與常人通婚。儘管如此,社會對樂籍的輕賤仍是普遍的,一方面是因為樂籍多源自罪犯家屬,另一方面則是因其時常需要出入官府宴席、瓦子勾欄表演的職業性質,仍被視為以聲色侍人的群體而備受歧視。

那麼樂伎的技藝屬性是否更被強調呢?樂伎張好好與宋引章對話提到,她們既不是私伎,也不是市伎,靠本事吃飯,不必因為身份而感到羞恥。市伎、私伎與樂伎的身份隸屬的確不同。顧名思義,市伎為市井私伎,私伎屬個人所有,身份類似於婢女。樂伎隸屬於官府,要受到種種音樂訓練的規範、以從樂作為專業職責。教坊司和地方樂營會組織樂伎練習相應的藝能,為宮廷、士大夫宴飲提供表演。另外,宋代對官員狎妓有諸多限制,規定「雖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官員狎妓將犯「逾濫」之罪,朱熹就曾以此彈劾唐仲友。對官員參與樂伎宴飲也有限規,禁止特定職權的官員參與相關宴會。因此,樂伎在一定程度上或許有以技事人的空間。

南宋《歌樂圖》展示了樂伎手持笛、鼓、排簫、琵琶等多種樂器演奏的場景

對樂籍的管理朝廷和地方有所不同。朝廷由教坊司負責宮伎的訓練和樂籍的管理。地方理論上由妓樂司負責管理樂籍,實際上最終管理權在州縣官手中。他們可以決定樂伎的人身自由,能否暫時離開本地、脫籍等。蘇軾曾作詞《減字木蘭花·贈潤守許仲塗》:

鄭庄好客。容我尊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冰膚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

句首連起來是「鄭容落籍、高瑩從良」,意在請潤州知州許遵為兩名樂伎脫籍。因此,樂伎脫籍與否具有隨機性和靈活性,取決於州縣官的決意而無明確的法規限定。

如劇中示,樂伎的行動自由受到限制。《宋刑統》有《徵人防人逃亡》記載:「諸丁夫雜匠在役及工、樂雜戶亡者,一人笞二十,五人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故縱者各與同罪。」對於隨意逃亡的樂伎以及幫助其逃亡的人都有嚴厲的懲處。反之,地方官卻可以將樂伎隨意安排送人,樂伎的命運完全掌握在地方官的手中。

樂籍在婚姻方面仍受到歧視。劇中前有歐陽旭因趙盼兒曾為樂籍而悔婚,後又有趙盼兒跟顧千帆交往的種種顧慮,確實體現了這種難以逾越的身份困境。宋代雖已允許樂戶與常人通婚,但士人與之通婚卻會遭到鄙夷,樂伎被視為士、農、工、商四民之外的雜類,與官奴婢相似。《名公書判清明集》記載南宋名臣蔡杭對於士人娶妓評價道:

公舉士人,娶官妓,豈不為名教罪人?豈不為士友之辱?不可!不可!大不可!

在宋筆記小說中,與趙盼兒被辜負類似的士人登第負心的描述很多,常有樂伎與士人相約高中後成婚,用財產支持士人卻被悔婚拋棄的故事。樂伎可以通過表演獲得豐厚收入,但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極不匹配,她們的財產常被視為不義之財,容易被覬覦和掠奪,難以得到保障。所以,儘管到宋代已經沒有「賤民」的法定身份界定,但是樂籍的社會地位仍然低下,在婚姻、財產權上無法得到社會平等的對待。

參考文獻

包偉民:《宋代城市研究》,中華書局,2014年

常大群:《宋代商人的社會地位》,《社會科學輯刊》,2001年第3期

程暉暉:《樂籍、妓籍、花籍之辨析——兼論樂籍制度下的女樂以藝為本、聲色娛人的功能傳統》,《音樂研究》,2007年第2期

龍登高:《略論宋代各階層的演變趨勢》,《中州學刊》,1998年第3期

宋東俠:《宋代士大夫的狎妓風》,《史學月刊》,1997年第4期

王曾瑜:《宋朝階級結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魏天安:《宋代行會的特點論析》,《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1期

吳鎮宇:《兩宋樂妓研究》,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

(法)謝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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