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公共衛生|公共衛生的行為意識與國家的現代發展

【編者按】隨著史學觀念不斷進化和新研究資料大量湧現,國內外學界關於中國現當代史的研究已經突破了原有的革命史和政治史框架,拓展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疾病史、醫療史和防疫史成為近30年來一大研究熱點。

《中共黨史研究》特約六位公共衛生與疾病防治研究領域的國際學者進行筆談,六篇文章均涉及當代中國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治問題,同時論述主題、研究路徑和核心觀點各有千秋,充分展現了學術原創性和整體認知的多元化格局。我們不必讚同這組文章中的所有觀點和結論,但可以從它們各自不同的問題意識、理論預設、研究路徑、論述體系和論述內容中獲得某種啟迪。

本文先發於《中共黨史研究》2022年第1期,原題為《公共衛生的行為意識與國家的現代發展》,作者卜麗萍(Bu Liping)系美國阿爾瑪學院歷史學系講席教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原文註釋從略。

中國現代化進程與防疫抗疫、加強公共衛生建設、強國強民緊密相關。早在20世紀初,社會改良人士就指出,醫療衛生的進步對國家發展極為重要,關係到國家的興亡,影響著每個人及家庭的健康生存。中國的防疫治病和公共衛生建設有別於西方的公共衛生改良運動,因為國情不同,其目的、動力、方法都不相同。中國的防疫運動及公共衛生發展是國家現代化歷程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其中現代公共衛生行為意識的形成,對防疫抗疾、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具有深遠的社會意義。

翻開中國近現代史,我們看到晚清時期由於列強侵略,社會矛盾激化、國家淪為半殖民地,民不聊生、疾疫橫行,中國被蔑稱為「東亞病夫」「疾病的源頭」,中國人在世界上抬不起頭來。正是這種悲慘的國家經歷、屈辱的個人命運激發了改良和革命愛國志士徹底改變中國、甩掉「東亞病夫」稱號的決心,促使他們為強國強民奮鬥。這一特定國情使中國醫學革新和公共衛生發展始終貫穿於國家興亡、民族生存、人民生命健康的現代變革之中。在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國家制度轉變的過程中,醫療衛生的科學革新往往為社會改革提供最新的現代科學理念,含有強烈的政治和社會意義。我在《公共衛生與中國現代化》一書中對這些內容作了系統闡述。西方的公共衛生運動是應對工業革命造成的疾疫橫行的社會改良。公共衛生史權威學者George·羅森(George Rosen)在他的經典著作《公共衛生史》中對此有過詳細論述。

George·羅森著《公共衛生史》,譯林出版社,2021年8月

社會的現代變革不僅是經濟產業的轉型、機構制度的改變,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意識、行為舉止、生活態度及價值觀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當代中國的防疫抗疫及公共衛生現代化不僅包括建設了許多醫院、醫療機構,培養了大批醫務工作者,更重要的是改變了人們對疾病的認識,轉變了人們的衛生行為、習慣和態度,形成了一種現代的公共衛生行為意識(public health mentalité),這對社會和個人健康有著深遠的意義和影響。20世紀的革命和改革不僅在中國建立了現代化的醫療衛生體系,更重要的是發展提高了人們防疫治病、重視健康的認識,改變了個人衛生和公共衛生的行為習慣,如講清潔、戴口罩、常洗手等。

公共衛生行為意識的形成與長期的衛生宣傳教育運動是分不開的。20世紀初,中國的大城市就開展了公共衛生宣傳教育運動,主要是傳播有關疾病與防疫的現代科學知識,鼓勵大家運用新知識改變個人衛生習慣、防疫防病。當國家經歷重大疫情時,如1910年東北鼠疫、1918年綏遠鼠疫,以及南方沿海地區霍亂的不斷暴發,公共衛生知識的宣傳得到進一步發展,不僅政府組織抗疫救災,宣傳衛生知識,各種報紙雜誌也大量報導防疫新聞,刊登防疫知識。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防疫治病成為國家建設的重要內容,年年開展愛國衛生教育運動,從機關到學校、從城市到農村,廣泛發動人民的力量,積極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讓群眾成為防疫抗疫的主體。這種公共衛生防疫方法被稱為「發動群眾模式」(mobilization model)。

群眾性公共衛生防疫運動產生於20世紀五六十 年代中國的特殊國情之下。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經濟有待發展,醫務人員短缺,5億人口受困於多種傳染病和流行病,老百姓沒有疾病預防知識,只能聽天由命,西方國家的封鎖進一步加劇了國家缺醫少藥的困境。但是,許多流行性傳染病是可以通過改變人們的疾病認識及衛生行為得到改善和控制的,也就是達到防疫治病的目的。當時的衛生政策強調預防為主、把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結合起來。這是發動群眾做防疫抗疫主體的政策動力。但是,全國當時80%以上的人口不識字,即有4億人是文盲,別說防疫抗疫,就連最起碼的疾病認知都沒有,更談不上現代科學的衛生行為了。傳統封建迷信主導著大部分人的思想意識和行為。怎樣才能使這幾億人變成防疫衛生的主要力量?

愛國衛生運動推動全國人民改變衛生生活習慣和與疾病作鬥爭的思想態度,把個人衛生行為與國家、社會利益結合起來。從中央到地方,衛生人員和各級幹部利用政治槓桿發動群眾參加掃盲班,組織集體衛生活動,宣傳科學衛生知識,提高大家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從城市到農村,學習科學新知識、講究衛生成為移風易俗、改造世界的新氣象。在防疫治病的衛生運動中,基層衛生工作者作出了極大貢獻。如50年代,縣防疫站往往只有幾個工作人員,但他們要負責全縣幾十萬人的防疫工作。他們經常到農村蹲點,與老百姓同吃同住,宣傳疾病知識,採集造成流行病傳染的蚊蟲樣品,以便研究傳染源,針對特定蚊蟲進行有效打藥,以此控制傳染。他們組織領導地方防疫運動,往往一去就是幾個星期。當時工作條件非常艱苦,縣防疫站能有一台顯微鏡、一輛自行車就相當不錯了,工作人員下鄉通常都是徒步行走幾十里,但是他們工作熱情高,不怕苦不怕累,心系人民疾苦,那種忘我的精神在今天看來尤為難能可貴。

為了適應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宣傳畫和衛生海報在傳播衛生知識、傳授防疫治病方法方面得到廣泛應用,取得了積極效果。五六十 年代,為使科學知識便於廣大群眾尤其是那些識字不多的工農大眾接受,醫療人員、醫學專家以及宣傳出版機構做了很多科普宣傳教育工作。科普讀物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文字,對那些給人們實際生活帶來極大困擾的多發性流行病和傳染病進行宣傳講解。宣傳畫和衛生海報更是圖文並茂,用通俗的語言和大眾喜聞樂見的圖畫宣講關於疾病的科學理念、防疫治病的方法。在講解疾病的產生和傳播時,經常用顯微鏡圖像展示病菌是怎麼被發現的,疾病是如何通過蒼蠅、蚊子和一些不衛生生活習慣傳染的。例如,防治瘧疾的宣傳畫展示了瘧原蟲、蚊子,以及蚊子咬了瘧疾病人再咬健康人的傳染途徑,進而宣傳各種防治瘧疾的方法,包括用蚊香、掛蚊帳、清理積水以避免蚊子繁殖等。農民畫、剪紙、對聯、三字經等傳統繪畫和文字形式的運用,使現代衛生畫報更為大眾化通俗化,有利於傳播科學衛生知識,展現防疫治病的衛生行為。

衛生宣傳畫

50年代到80年代的群眾性公共衛生運動使中國社會逐漸形成了一種公共衛生思想意識,這種意識來自積極學習和潛移默化。當疫情發生時,人們有意識地響應國家號召,積極配合衛生指導,認為個人行為會直接影響全社會的防疫工作和人民安全。這種對社會負責的個人行為在2020年新冠肺炎(COVID-19)流行時表現得更為突出。例如,當有人上公交車不戴口罩時,不僅司機會督促,同車的人都會冷眼相視、評論提醒。

新冠肺炎病毒在全世界蔓延流行,再次將公共衛生推到國家發展前沿。疫情控制得好壞直接影響到人民生命安全和日常生活、經濟發展、工人就業、國家治理以及社會安定。從全球範圍看,一些亞洲國家在疫情控制方面做得很出色,中國的疫情控制成效尤其突出,人們的工作和日常生活從2020年三四月起就逐步回歸正常,國家和地方嚴控局部突發疫情,確診病例少,這使中國成為當年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正增長的國家。這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於中國人對社會負責的公共衛生行為意識。相反,歐美國家疫情控制不力,嚴重威脅人們的生命安全,導致經濟下滑、失業率上升。

面對日益嚴重的疫情及政府無力、社會混亂,一些美國學者如羅芙芸(Ruth Rogaski)反思疫情控制不力與國家衰退的關係,認為如果用「病夫」的比喻來探討1911年中國東北鼠疫治理,那麼新冠肺炎肆虐和國家治理失敗的狀況就有可能使美國成為「西方的病夫」。我在《美國公共衛生雜誌》發表的文章也針對疫情控制、人民生命安全,以及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進行了討論。中國之所以能夠及時有效地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是因為國家對人民生命安全負責,重視防疫治病,建立了有效的公共衛生系統,更是因為全體民眾具有對社會負責的公共衛生行為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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