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穆思談生態中心主義視野下的白令海峽兩百年

芭絲謝芭·德穆思(Bathsheba Demuth)(章靜繪)

《浮動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峽的環境史》是首部關於白令地區的綜合性歷史著作。本書榮獲美國環境史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頒發的2020年度最佳環境史圖書獎(George Perkins Marsh Prize)。該書的英文版於2019年出版,作者是Brown大學歷史系的芭絲謝芭·德穆思(Bathsheba Demuth)。德穆思曾先後在Brown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專治俄國史和北美北極地區的歷史。她年少時曾在白令海峽生活,曾與遷徙的動物比鄰而居。她將親身經歷融入於對白令歷史的書寫中,為該書添加了一種切身的參與感和敏銳細膩的情思。作者除了利用歷史學傳統的檔案調查方法,還借用了生態學、人類學、民俗學等跨學科的研究手段,旨在考察過去的近兩個世紀中這片冰封之地所發生的土地景觀變遷和社會變化。十九世紀開始,外來的美國人和俄國人給這片土地和土地上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作者從十九世紀商業捕鯨業的發展追溯到外來者對狐狸和海象的捕獵再到二十世紀的金礦開採,市場對資源的需求將外部世界與偏遠的白令地區相聯繫,該書揭示了帶著不同政治經濟制度和生態觀念的外來者對白令地區自然資源的攫取和掠奪,最終在外來因素的衝擊下,土著人自給自足的經濟瓦解,當地資源也逐漸衰竭。近期譯林出版社推出《浮動的海岸》中文版,《上海書評》特邀譯者採訪了德穆思。

《浮動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峽的環境史》,[美]芭絲謝芭·德穆思著,劉曉卉譯,譯林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398頁,88.00元

您年少時曾在白令地區度過一段時光,除此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原因促使您研究這一傳統意義上較為偏遠和邊緣的地區?德穆思:可能是因為我曾在白令地區生活和停留了如此長的一段時間,它對我來說並不算是偏遠的地區。首先,它在很久之前就與世界上人口密集的區域有了種種聯繫。其次,「偏遠」只存在於旁觀者的眼中。對於我來說,從這片區域中,我可以觀察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運作的歷史軌跡——兩種經濟體制如何影響它們共同享有的生態空間。它為我提供了一個機會來思考這兩種經濟思想在實踐中有怎樣的不同和相似之處。

資本主義這一本質為逐利的制度是否一定會導致對自然的剝削?您是否能談一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在獲取和利用資源上的不同方式?

德穆思:當我開始這一課題的研究時,原本以為將兩種制度放在一起將是一個對比鮮明的故事:畢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都是以站在對方的對立面來定義自身。但是就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和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而言,兩者有一個重要的相似性,那就是他們都認定人類可以並應當將自然世界只用作人類用途。他們相異之處僅在於將自然用於何種人類用途:自然是否應當服務於個人,還是集體,顯然後者更加符合以正義為導向的社會願景。兩種制度的不同對白令地區的人類和環境有著諸多影響。蘇聯試圖令其管轄範圍內的所有白令人都實踐蘇聯的或與蘇聯相似的生活方式,而美國與其管轄範圍內的白令人的關係更加不穩定,只有發現哪裡有利可圖時才關注哪裡。

《浮動的海岸》是一個關於「剝削」的故事,其中不但有對土地的剝削,還有對土著人的剝削。該書考察了帶著各自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來到白令地區的美國人和俄國人如何破壞了白令地區的生態系統、本地經濟和文化。您的書中描寫了有著和諧寧靜秩序的原始自然,脆弱無助的土著人和給他人造成傷害的「邪惡」入侵者,書中流露出一種衰敗論敘事的基調。您是否認為您講述的故事符合「衰退理論」,抑或您對此有何其他解釋?

德穆思:這是一個極好的問題。自從克羅農在文章《故事發生之所:自然、歷史和敘事》中指出衰敗論的書寫模式非常普遍之後,環境史學者一直對「衰敗論」的敘事模式心懷擔憂。我讀研究生時,各種學術會議上充斥著關於我們需要避免書寫衰敗論敘事的討論。我對此有兩點解釋。首先,我認為對於環境衰退的擔憂還不過時:我們是否真的會因為害怕故事基調太令人沮喪而不去撰寫關於氣候劇烈變化的歷史?我們是否會規避關於污染的歷史事實?有時,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內論證的確會顯示出衰退的傾向。出於這樣的原因,《浮動的海岸》中一部分的確符合衰敗論的敘述模式,比如人類對鯨魚的大肆屠殺、土著民族主權的喪失。但是同時,這不是一個單一線索的故事,同時這個故事也沒有完結。鯨魚的數量現在已經有所反彈,人們也已經停止過度捕殺海象。儘管殖民者企圖摧毀土著人的文化,但是這些文化還是得以保留了下來,同時土著人也開始了爭取自主權的運動,這些都是真真切切發生的。我要說的是,環境史中「衰退理論」的立場是假設故事非黑即白,不是衰退就是進步,而歷史並沒有那麼簡單,未來也遠非如此確定。

《浮動的海岸》在結構上設計精巧,視野宏大遼闊,包括海洋、海岸、地下、陸地等地理空間,這些空間之間又有著相互的聯繫。那麼您在一開始是如何建立本書的研究框架的呢?

德穆思:我的確花了很多時間才設計出本書現在的框架結構,當我開始白令地區的研究時,只是一種大胆嘗試,我當時認為同時講述白令海峽兩岸的歷史會非常有意義。那時我並不知道能量可以作為主題,我也沒有想出可以依循從海洋到海岸、從海岸到陸地等等這樣的敘述結構。然後,當我意識到殖民統治的時間模式和生態系統中能量產生的空間模式是相互切合的時候,這樣的結構才得以設計出來。我記得當時正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檔案館,心裏想,按照空間順序展開的敘述結構也可作為本書論證的一部分啊。

讀您的書,我不由得想起了威廉姆·克羅農的兩部經典之作——《土地的變遷》與《自然的大都市》。您的書中也談到了由外來者所引起了土地變化以及自然資源的商品化。我想請問,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克羅農的啟發和影響呢?

德穆思:我猜很多環境史學者,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都在某種程度上受到過威廉姆·克羅農的影響,他是這一領域的開創者。克羅農的作品給我最大的啟示便是他將嚴謹的分析與優美的講述相結合。有很多歷史的書寫都是關於土地的變化和商品化的,但是在我看來,克羅農作品經久不衰的原因之一便是他清晰且雅緻的書寫方式,這也是我為何將他三十多年前完成的作品指定給我的學生學習的原因。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寶貴的經驗:重要的不僅是你講什麼故事,還有你如何去講述它。

您在研究過程中採取了跨學科的研究手段,不但運用了歷史學科慣常使用的檔案調查,還借用了生態學、人類學和民俗學等相關研究手段。您是否能夠就如何利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展開研究給青年學者一些建議?

德穆思:我認為尋找機會在你自己所受訓的領域之外進行閱讀和參與討論很重要,看看其他的學科如何構思問題,探尋大千世界,看看他們認為什麼是重要的知識。出於這樣的目的,我參加了人類學和生態學的課程學習。但是這也取決於你想要撰寫怎樣的歷史,並不是所有的研究課題都需要跨越學科的,只有一些是。所以放在首位的問題可能是,你要對你的研究進行怎樣的闡釋?哪些工具會幫助你實現你的目的?然後你再去尋找研究工具。

您似乎對能量的流動尤為感興趣,在著作中多次提及能量和熵的問題,我想知道您為何對熵這一概念如此痴迷?您是否認為它是人與自然之間進行物質交換的核心概念?能量是如何連接人、自然和思想的?理查德·懷特的著作《有機機器:重造哥倫比亞河》同樣也尤為關注能量的流動,這部作品是否對您的研究產生了影響?

德穆思:我認為能量是講述物質層面和意識層面之間聯繫的一種方式,它將生態系統的物質現實、在生態系統中勞作所耗費的勞動力能量,以及驅使人們以特定方式從自然中攫取能量的思想觀念連接在一起。所以理查德·懷特對我來說很有幫助,他在《有機機器》中也追尋了能量的流動。但是,我認為該著作對思想觀念並不甚感興趣,而是在力圖論證自然和文化如何混雜在一起共同產生作用。我對思想觀念的興趣就是我為何一直提及熵的緣由:如果我們稍微留意下Issac·牛頓的理論,就會發現熵這一概念對能量在我們這個世界的循環至關重要,但現代經濟意識形態卻一直忽視這一概念。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對經濟增長給予持續關注,這導致了兩種制度對熵的忽視。

白令地區的一個區域特徵便是能量的極度稀缺,您認為您的故事是一個特例還是具有一定代表性,也適用於其他地區?

德穆思:我認為,就初級生產力的動力-能量如何在生態系統中的分佈而言,白令地區是獨特的,或者說只有南北兩極是這樣的。但是在能量獲取、殖民主義和工業經濟之間的聯繫上,我認為白令地區和其他區域並無差異。與大多數的歷史一樣,這段歷史中的一部分很特別,然而它也有普遍性的一面,這裏的歷史與其他農業區域的殖民化歷史也存在著聯繫。

您對鯨魚、海象、狼等動物的生活經歷進行了細膩的刻畫和描寫。您是否在有意識地擺脫人類中心的視角,而採用了一種生態中心主義視野看待自然變遷?

德穆思:是的,本書無一章節以人類視角開篇,這並不是一個偶然。我希望能夠拓展專業歷史學家對寫作內容和寫作對象的認識和理解。在我的書中,我讓土著人自己講述自己的故事也並不是個偶然,而是有意為之。將人類放在敘述的中心只是講述歷史的一種方式,這是受我們自己文化的影響。

白令地區的土著人是否也參與到了二十世紀六七十 年代的現代環境保護運動的大潮流中,白令人在保護自己家園的自然環境上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德穆思:他們在保護自己家園的環境上還是比較活躍積極的,雖然他們的運動與主流白人的環境主義運動並不一致。這在阿拉斯加尤為明顯,因為在這裏人們更有可能組織一些公開的政治行動,因紐皮亞特人組織起來反抗大型工程的實施,因為這些工程可能會給他們的家園帶來巨大的變化。「戰車計劃」——一項使用原子彈在霍普角附近的社區打造一個深水港的計劃,就成功地被土著的活動者所阻止了。二十世紀八十 年代,因紐皮亞特人也組織了一次行動反對禁止捕獵露脊鯨,他們說露脊鯨的數量可以支撐每年有限度的幾次捕獵。並不是所有的環保組織都同意這樣的論調,但因紐皮亞特人關於鯨魚數量的說法並沒有錯,從那之後他們對鯨魚的捕撈也的確是具有可持續性的。所以我想說的是,這一地區的政治行動是協調統一的,但是他們的環境主義是站在因紐皮亞特人和尤皮克人自身立場上的,而不是由外來者所主導的。

您能否談一談近期的研究進展?

德穆思:我現在回到了北極地區和北極附近,目前在研究育空河流域的環境史。我對權利相關的問題很感興趣,比如賦予非人的世界以權利體味著什麼。人類「賦予」他者權利這一思想來源於何處,是否有其他選擇?權利是否是構想人與自然之間倫理關係的一個有用途徑?育空河流經之處住著很多不同的土著民族,包括尤皮克、塔吉什、特里吉特、尤康和格雷琴族人。在十八世紀之前,這些民族決定著此區域的政治、價值體系和資源的利用方式。育空河及其支流的沿岸住著的是今天這一流域最早的居民。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英帝國的勢力範圍西擴,俄帝國的勢力也從西伯利亞東擴,於是帝國的思想與土著人自治的方式相遇。英國和俄國都帶來了關於權利的新觀念。1867年,俄國將阿拉斯加賣給美國,加拿大也獲得了自治,於是兩個擁有不同法律制度的國家將育空河一分為二,所以,我認為這裡是考察權利和法律秩序等問題的絕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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