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路數字金融深水區 超一線城市爭奪金融科技高地

  本報記者 李暉 北京報導

  地方金融科技中心城市競爭日益激烈。

  近期,深圳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深圳金融監管局」)印發出台《深圳市扶持金融科技發展若干措施》(以下簡稱《若干措施》)等三項促進金融高質量發展的政策組合拳,在彌補深圳金融科技領域政策空白的同時,也成為建設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

  伴隨近年來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紛紛在金融科技建設上加大投入,深圳此輪政策「亮牌」引發市場高度關注。深圳市對培育金融科技領軍企業提出的三大方向,在金融數字化轉型進入「深入發展」階段時是否能為其他地區提供借鑒?

  《中國經營報》記者採訪的多位行業人士認為:目前北上深均在謀求國際上影響力的強化,其針對金融科技產業鏈的發展也逐步形成了取長補短並保持了差異化的風格。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央「設規範」和地方「求發展」的過程中,政策的彈性和執行力仍是市場方關注的焦點。

  深圳「亮牌」三大賽道

  儘管深圳福田區曾於2017年率先出台了國內首個地方金融科技專項政策,但如果從深圳市級層面看,這個雲集華為、騰訊、平安等重要金融與科技公司的城市,在發展金融科技上尚缺乏有「含金量」的政策抓手,這也成為此次政策組合拳出台的背景。

  深圳金融監管局監管三處處長陳佺忠在接受《中國經營報》記者專訪時透露,深圳此輪政策出台要追溯至2019年。在《若干措施》起草過程中,深圳金融局先後到平安、微眾銀行、華為、騰訊、恆生電子、螞蟻集團、工銀科技等金融科技企業調研,了解企業的經營發展情況。通過調研,先後梳理出了企業提出的200多條需求,在此基礎上形成初稿後又經過了多輪論證。

  從出台政策的「政策眼」看,深圳在人才補貼、政策優惠、培育機構方向上都進一步作出明確並釋放紅利。記者注意到,深圳此次政策的一個核心點即是《若干措施》(第八條至第十一條)提出了「全力培育金融科技領軍企業,並形成相關發現和認定機制」。

  事實上,近年來金融科技在快速創新發展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特別是2020年以來,針對平台金融公司的整改持續至今,市場參與者存在方向上的迷茫。不少金融科技機構一度選擇在名稱里去掉「金融」。因此,對於什麼樣的金融科技公司受到監管鼓勵,始終是市場的重大關切。

  深圳在國內城市中首度明確了具體的鼓勵方向,提出了重點培育領軍企業的三大賽道:一是傳統持牌金融機構科技化轉型的金融科技企業,二是大型互聯網公司發起設立或控股的金融機構,三是為金融機構提供獨立服務的技術公司。

  據陳佺忠透露:這三大領域具體設定的思路,也是通過調研重點龍頭企業而確定。其預計,未來如果有新的重量級龍頭金融科技企業,大機率會從這三個賽道中誕生。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所副所長余凌曲認為:在國家層面對「金融科技企業」還沒有明確標準認定和類型劃分的情況下,深圳率先針對三類金融科技企業進行划型和給予獎勵,支持各類金融科技企業協同發展,有助於形成更加優良的產業鏈和創新生態。

  此外,記者注意到,在明確鼓勵的主體之外,業務方向上,深圳明確了圍繞監管科技、金融信創、數字人民幣、智能合約、貿金平台、供應鏈金融等領域;技術路線上,則明確關注人工智慧、區塊鏈、資料庫、分散式技術、隱私計算等前沿。而針對金融科技人才供給不足的痛點問題,《若干措施》也提出「深港澳金融科技師」跨境人才的培訓計劃。

  深圳未來金融監管科技研究院院長杜艷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深圳的金融科技政策更多反映了地方層面扶持企業發展的意願,顯示對金融科技企業已經有了相對清晰的認定方式,傳遞出積極、重視的發展信號。

  隱私計算技術提供商星雲Clustar總部位於深圳,該公司的一位高管向記者直言:深圳的「先行先試」「綜合改革」等創新標籤與大灣區概念對高新創業公司極具吸引力。特別是自國家提出數據要素市場化戰略以來,深圳率先提出探索建立「數據海關」,開展跨境數據流通,這些對公司在深港兩地推進業務均有重要利好。

  北上深賽馬

  事實上,比起深圳亮牌的姍姍來遲,近年來,北京和上海在金融科技領域的布局已經非常積極且特色鮮明。

  以北京為例,早在2018年10月,《北京市促進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19—2022年)》下發,北京成為全國首個發佈金融科技發展規劃並發力金融科技的城市。這一規劃中明確提出,「力爭到2022年,湧現5—10家國際知名的金融科技領軍企業,形成3—5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創新集群,開展10—15個重大示範應用項目」的發展目標。

  2021年底的官方數據顯示,已經有數百家金融科技公司在北京西城區的國家級金融科技示範區落戶,總資產規模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包括光大雲繳費、中移金科、建信金服、愛保科技、中證股轉等重點企業。

  上海在2019年發佈的《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行動計劃(2018—2020年)》中提出:要建立包括金融科技中心在內的「六大中心」,並將加快構建以金融科技為新動力的創新體系。2021年1月,上海印發《加快推進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設的實施方案》。2021年8月,《上海市重點領域(金融類)「十四五」緊缺人才開發目錄》首次將金融科技類納入緊缺人才目錄中。

  記者曾經參與過一次上海浦東新區有關部門在北京召開的政策宣講會,其在招攬金融機構和相關項目上非常積極,在北京「家門口」爭奪優秀企業的「勇猛」也讓人印象深刻。

  「上海發展金融科技更多依託於強有力的貿易中心地位,對於優秀成熟項目,上海更傾向直接拿下,給予頗有競爭力的稅收優惠和補貼,此外周邊長三角城市也具有承接相關項目的豐富空間。」一位有政府項目經驗的學者向記者表示。

  在杜艷看來,不管是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致力打造的,均不僅僅是國內區域性金融科技中心,而是謀求國際影響力。當前的局面是,北上深並駕齊驅,都擁有一定的國際影響力,也有差異化。

  「北京有更強的政策響應優勢,總部經濟特徵使其在統籌規劃和頂層設計、視野上站位更高;上海在謀求戰略先機上突出;深圳則是充分市場化主導,政府更側重服務,把市場推在前面,強調市場主導。」她表示。

  而創業機構在選擇大本營的策略上,也與城市資源稟賦關係緊密。雲服務科技解決方案供應商薩摩耶雲的一位高管告訴記者:深圳創新創業氛圍濃厚,政策環境較為寬鬆,政府市場化法治化水平和服務意識較高。上海是公司第二總部所在地,也是金融科技人才最為聚集的地方。北京則是觸達政府、傳媒、一些重要客戶與合作夥伴的前沿陣地。

  「因此,公司的管理、綜合支持、IT研發和運維、創新孵化項目、商務營銷主要在深圳,金融科技、大數據、人工智慧方面的業務及研發主要在上海,政府和媒體公關、部分商務營銷職能則在北京。」他表示。

  突圍金融數字化新階段

  今年年初,人民銀行發佈的《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規劃(2022—2025年)》提出:要推動金融數字化轉型從「多點突破」邁入「深入發展」新階段,高質量推進金融數字化轉型。隨著金融數字化轉型進入深水區,一些新的趨勢性風向標出現,促使地方金融政策導向也要隨之校正方向。

  杜艷向記者表示,從地方的角度看,更多傾向「求發展」——從市場出發,驅動金融科技自發創新,在探索創新動力的同時確保規範發展。而從人民銀行的頂層設計看,更多要「定規範」——更關注對金融科技的治理能力,用科技的手段更好地做監管,從理念上看,越來越明確金融倫理等一些金融科技發展的價值觀和底層邏輯,以推動其更好服務於實體經濟。

  在杜艷看來,過去的十 年,支付、消費金融和財富管理在科技加持下發生巨大變革,而再往「深入發展」進入產業金融、供應鏈金融等領域後,複雜性是C端業務無法比擬的,C端業務鏈條很短,履約關係上點對點交付即完結,B端的履約關係非常複雜,交付鏈條很長,解決方案的難度也更大。

  中國(上海)自貿區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劉斌向記者表示:下一階段,金融數字化的縱深發展或將出現一些明顯趨勢,比如圍繞綠色金融、鄉村振興、數據交易流通等國家重大發展的領域出現一批創新機構;此外,則是在網路安全、雲計算領域的硬科技公司代替簡單模式創新公司;再有,則是比如量子技術等新技術也可能湧現更多創新機構。

  事實上,此次深圳提出的三大賽道以及鼓勵的項目方向和技術路線,也一定程度代表了對上述人民銀行「金融數字化轉型深入發展」階段的探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深圳此次也明確提出:鼓勵深圳市金融科技類企業積極申請上市。

  一位機構人士向記者直言:市場對這一條政策其實頗為關注,目前一部分金融科技概念公司在國內上市還存在障礙,特別是2021年證監會對《科創屬性評價指引(試行)》修訂後,明確了科創板以支持「硬科技」為核心目標,增加「限制金融科技、模式創新企業在科創板上市」的表述。如果深圳方面能夠給予優質金融科技公司走向資本市場釐清更多空間,那將極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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