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PE茶話會丨新「職教法」頒布,教育分層會加劇嗎?

【HOPE按】

4月29日,HOPE學堂(HOPE學堂是一個服務中職學生與老師的公益團隊,⻓期駐紮在職校,希望陪伴中職生成為自主、自立、自信的⻘年。)舉辦了一場線上茶話會,主題是「《職業教育法》修訂對職業教育的影響」。新的《職業教育法》彼時將於5⽉1⽇開始實施,和1996年的《職業教育法》相⽐,它做了許多調整和改變。從最近⼀段時間的媒體報導來看,⼤家⽐較關⼼的有⼏個問題:

「普職分流」改成「普職協調發展」,這是什麼意思?部分媒體將其解讀為「取消初中畢業後普職分流」,但其實這是⼀種誤讀,分流依然存在,⽽且各地升普通⾼中的⽐例也要視情況⽽定。那麼,「協調發展」這樣的說法,究竟意味著什麼?

⼤家關⼼的第⼆個問題,是中職之後的升學,即⼈們說的「讀職校也能上⼤學」。確實從數據來看,現在中職升學的⼈越來越多,那麼在政策上強調了「助⼒中職學⽣升學」,會給職業教育帶來哪些影響?也有⼈擔⼼這會是唯學歷論的體現。與之相關的⼀個問題是「職業本科」,也是許多家長和學⽣關⼼的事情。

還有⼀個問題是校企合作。新的《職業教育法》強調⺠間⼒量和企業⼒量,這會給現⾏的校企合作帶來怎樣的影響?很多朋友關⼼的實習和就業問題,是否會有改變?

為了更好地討論這些問題,我們邀請了七位⻓期關注職業教育、從事相關研究與實踐⼯作的嘉賓,分別是⼈類學學者陳亞龍、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蘇熠慧、教育社會學研究者柯岩、hope學堂發起⼈梁自存、在職業教育領域從業17年的職教⽼師Julia、建築設計師也是摘星學坊創始⼈之⼀段鵬、德國耶拿⼤學社會學博⼠也是中德技能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許輝。他們從不同的⻆度分享了自己的觀察和實踐。

2022年4月28日,河南省商丘市,夏邑縣孔祖中專學生在了解機器人工作原理。

新版《職業教育法》,有哪些變化值得關注?柯岩:新版《職業教育法》最早在2008年被提出(因不成熟而擱置),2014年啟動,2019年形成初稿,2021年3月被國務院批准並交給全國人大審議。人大常委會通過一年調研走訪、意見徵求,於2022年4月20日表決通過最終稿,於5月1日正式實行。但這麼長的時間里,輿論普遍不大關注,更沒人去分析法律條文中是否涉及「硬分流」。相反,2021年3月教育部一個技術性規定卻引發軒然大波。

通知裏面一句「保持高中階段教育職普比大體相當」,在一些省市的政策跟進中,變得更加強硬,一些考生被強行划入中職,一些地方禁止招收初三複讀學生。在學生、家長、教育單位的恐慌情緒之下,「強制分流」進入各大媒體的標題。而教育部對省市動作不置可否,有一種任憑風傳,靜觀各路博弈的姿態,只要大家吵起來,本來不好推的改革也就有縫隙可入了。時間到了2022年4月,「法」姍姍而至,一言定音:「這回呀,咱是要把職業教育整條路都修平修寬,不是過去那種破路了,各位也就別怕分流了;沒人怕了,自然也就談不上『硬分流』了嘛。」

那麼,法規中,是怎麼去計劃「修平修寬」到呢?

首先,明確強調了升學貫通體系。導致分流焦慮的題眼,不在於中職自身,而在於「中職之後怎麼辦」。以前的中專、技校還可能保留就業導向,但這一次徹底承認「中專學歷不夠吃」的現實,將中等職業教育作為升學導向的教育階段。

隨後,引導行政資源、市場企業進駐高等職業教育。甚至更多大學可能兼收專科生,把中職之後的出路拓寬。在學校之外,也倡導企業開辦的崗位培訓進修,打通進入整個職業教育體系。這也是希望企業紛紛重視人才培養。同時,教育部的職權也擴張到社會面,能撬動的資源也更多……再比如,以前隸屬「勞動人社部門」的技工學校、技師學院,也並軌進入對應的中等、高等體系,教育部門可以進行統籌,試圖改善以往「兩條軌」的局面。

再後,一項特色設計是「學分銀行」,推動不同學校之間的成績互認。理想情況:一個學生有可能去很多地方進修,成績記載在「存摺」一樣的東西上,還可能和職業資格證書打通。這和本科教育不一樣,你不能又在北大學法律,又在川大學藝術,還記錄到一張成績單上。這反映出國家的價值導向:職業教育倡導平民化的「拉通對平」,本科教育倡導精英化的「掐尖分檔」。

此外,我們把目光轉移到縣域層面,「職業教育啟蒙」要求納入義務教育階段。這可能是希望針對性地解決縣-鄉鎮生源難以參與本科競爭角逐的現實,提供一個保障性的出路。

以上都可以被視作新《職業教育法》對學校教育的變革意志,那麼,學校可能發生的實際變化有哪些呢?

根據我們過去的研究,學校層面的辦學發展,和學生個人層面的成長髮展,是兩碼事。

1980-1990年代,職業學校軟硬體都一般,但因為技術工人地位高、出路好,學生家長都搶著去。等到21世紀,教育部給職業院校下達了多種「建設指導意見」,學校各種指標都上去了,可學生們普遍反映「校強我弱」、「真想學本事,還得畢業後跟師傅」。這是因為,中國21世紀以來產業增殖不依賴技術革新,不重視技術工人,學生和老師都不把職校當作首選。這樣整體低技術的背景下,個別企業車間掌握了高技術,也不會樂意共享給整個行業,以及整個行業的職業培訓。

我們判斷,大部分職業院校會依然遵循「雙高層計劃」的指標體系進行自身建設,對學生實際技能的幫助依然無力,因為企業資源對它們來說仍然稀缺。2014年以來,個別能對接到行業尖端技術的職業院校,會在未來擴大優勢,而不是被拉平。以往有強大企業背景的技校,可能會進一步「吃香」,但學生轉換選擇的機遇會比較少。企業方面利用職校生填補農民工缺口的動機依然廣泛存在,「校企合作」的質量參差不齊。糟糕的實習經歷,實際上會造成「行業勸退」,學生不得不考慮從事一般服務業或小本創業。

2022年5月10日,重慶商務職業學院烹飪學院,學生參加該學院職業教育周西餐製作技能比賽。

市場資源更多滲入校園,對於參與到具體項目的學生,可能是發展的好機會;但對於學校師資的精力、興趣和收益也造成改變,常規教學質量反而有下滑風險。這在本科院校是已經發生過的歷史。當然,現有質量的教學內容可能也死板滯後,對學生幫助本已不大,再下滑一些也無妨。

「學分銀行」在過去2年的實踐,被疫情衝擊,看不出效果。但總體來看,打通各路院校的壁壘,放棄本位利益彼此互認,需要至少2輪學生(6年)才會有明顯起色。

縣域尺度上,職業教育很可能和最近的「全國統一大市場」政策耦合,縣域內半自給自足的勞動力要素循環被打破。對於關鍵節點的縣域,可能是創收機遇;但更多腹地縣域,可能面臨用職業教育輸送低端勞力的新一輪抽取。

從「普職分流」到「協調發展」,從「不同層級」到「不同類型」

梁自存:分享一個數據:2020年,大概有40%初中畢業生進入中職,2021年,這個比例大概降到了35%。現實當中,所謂的普職分流不是1:1的狀態,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媒體內容是有誤導性的。我覺得,普職分流依然會持續,只是這次用了一個詞叫「協調發展」。我對於「協調發展」的理解是,各個地方的職業教育有更多的操作空間。那麼,更多的操作空間是不是有助於當地去制定更好的政策來回應學生的教育需求呢?我覺得需要進一步觀察。Julia:以前我們一直把職業教育作為層次性的教育,是「低人一等」的,覺得到了職校的學生好像就是高考的失敗者或者被淘汰者。這種刻板印象對職教的地位一直有影響。這次的法律把層次教育改成了類型教育,對職業教育地位提升絕對是好事,是值得慶賀的。

但這樣的改變如何真正帶來職教教學理念和師生關係改善呢?我工作這幾年,有兩個詞在腦子裡非常深刻,一個是「挫敗感」,另一個是「刻板印象」。

挫敗感,就是職校老師覺得上課的時候學生狀態不佳,學生不投入課堂——給這樣的學生上課,是非常沒有成就感的。在這種情況下,老師特別容易產生職業倦怠心。從學生的角度,他們覺得老師比較自我中心化,不考慮學生的接受程度。學生們口頭上會承認自己有問題——沒問題怎麼會來到職校?他們會說「我們學習上比較懶惰」,「我們不太努力」,甚至還有學生說「那肯定要怪自己啊,自己不好,考不上好學校,只能來到這個垃圾學校」,還有的同學說「我基本上就廢了」。我直觀感覺到,老師和學生儘管會有溫情脈脈的情況,比如課後他們會交流,老師也會說學生好像只是讀書不好,其他方面還可以,但是課堂關係實際上是對立的。老師的挫敗感越來越深,甚至把挫敗感轉化為一種刻板印象——「學生真的很差」。

這一次《職業教育法》的修訂,有沒有可能是對職業教育的促進? 如何讓所有人都能夠意識到,是不是教學上面、理念上面存在一些問題?是不是社會結構存在一些問題?為什麼你們就一定認為職校的學生是差的呢?你是用什麼樣的標準判定他是失敗的呢?憑什麼說他的智力是低下的呢?這個標準到底是什麼?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還是以考試製度為主,通過文憑的等級化來做職業教育,最後有可能把職業教育做得走樣。新法特彆強調了要打通職教立交橋,尤其是上升通道,要做職教本科等等。如果社會整體的評價體系、結構、制度都不變的話,有沒有可能會造成學術漂移的情況呢?就是說職業教育的院校最後就無限向本科靠攏,什麼事情都模仿本科,要搞職教本科,老師的學歷要高,碩士不夠了,要博士,然後職稱要高,副教授不行了,要有教授。所有的標準慢慢都向本科去看齊了,職教本科自己的特色到底在哪裡呢?假如說光有一個法,但是其他的配套沒有,社會大體環境還是這樣,有可能所謂的職業教育向本科院校靠攏,不僅沒有給學生帶來真正的好處,甚至還有可能讓大家覺得,職教文憑還是屬於綜合本科文憑下面一層的次本科。

假如真的是這樣的話,想要從社會公平的角度來提升職業教育的地位,就不太可行了。

「讀職校也能上⼤學」,更公平的通道或唯學歷論的加固?

梁自存:新法進一步打通了升學考試的通道。但這個通道一直都是存在的,比如說2019年到2021年這三年,高職連續擴招。最近這些年,「升學」的確變成重要的趨勢了,全國範圍內的一個數據是,中職學生就業的比例為35%,在約65%升入高等院校繼續學業的中職生里,約10%升入本科院校。

新版《職業教育法》是否會導致職業教育重新落入學歷教育的邏輯?這取決於幾個因素:

首先,升學是以考試分數為準的。我們知道,現在初中畢業之後的普職分流主要還是建立在考試分數的基礎之上,職校的招生往往晚於普通高中的招生,因此也給人們留下了一個印象,好像學習成績比較差的學生才會進入中職學校,也讓社會對職校留下了比較負面的評價。

那新法修訂後會不會有改變呢?我覺得是有這個可能性的。從大部分家長的心態來講,到底是上中職還是上普高,這是一個問題。對於成績在中間搖擺的一些同學,可能會考慮說去職校更加有優勢,可以去職教系統裏面相對好的職校當中去。

所以我覺得,它可能會影響到一些職校的生源,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平衡以往以成績為劃分依據的生源格局,從而有助於改變社會對職業教育的評價。

2022年4月29日,安徽省淮南市職業教育中心學生進行汽車維修項目操作。

另一方面,新法修訂會不會影響唯成績論的社會評價體系?這和兩個因素有關。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如何錄取」,第二個依然取決於職業教育的學生在勞動力市場上所享有的待遇。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制定出台了一則《關於健全完善新時代技能人才職業技能等級制度的意見試行》,其中更進一步地強調了職業等級制度,將職業等級制度和績效薪資挂鉤。也就是說,未來在勞動力市場里,至少從政策的意圖來看,可能會在一些技能型的企業里建立以技能為考評標準的制度。但它能夠在多大範圍推開,是有待去觀察的。

當然這裏還有一個前提,就是這個職業等級制度怎麼考評的。我知道有一些考評方式依然是以書面答題為主,這還是沒有擺脫傳統學歷教育的考評模式。

我分享我在高職學校觀察到的一個案例。去年遇到了兩個學生,他們都是三年前畢業的,一個畢業後就去工作了,另一個去「專升本」了。我們這邊大概1/3的學生會去「專升本」。當時「專升本」的同學對未來很迷茫,已經工作的同學反而侃侃而談。我就一直想做一個調研:「專升本」的學生在本科受到的教育真的比大專好嗎?他的工作真的比沒有「升本」的同學順利嗎?這是開放性的問題。另外,我想很多同學選擇「專升本」,還是因為就業市場對學歷十分看重,就像很多本科生大一就開始準備考研一樣。但這對就業有多大好處真的是一個問號,同樣也是一個開放性問題。

還有一點,以前的職業教育比較看重培養一些基本的技術和技能,但智能時代就業形態的變化對職校整體人文素養教育提出了要求,不只是把學生當工具人來培養。新的《職業教育法》的修訂,有助於我們去正視這一需求。

陳亞龍:「升本」這件事情比新的《職業教育法》來得要早,兩年多以前就有這樣的提法。一個學校能夠如果取得本科資質,或許就能獲得更多的地方財政傾斜。儘管學校本身是非營利目的,但實際也有利益取向,希望得到更多的資源傾斜以保證學校收穫更多榮譽。之前我在西南地區某高職進行了一段時間的田野調查,該高職正在籌備升本科,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障礙。

「升本」之初,學校遇到的第一個障礙就是學校規模。我做田野的學校規模不大,僅3000餘名學生,土地面積也不大。他們不得不招足夠多學生來證明自己的辦學規模,以滿足「升本」考核的指標要求。

這大概是國家治理的一種手段,就是「審計文化」。對於「升本」這件事情,如果要通過很多指標去考核,很多學校的問題就是怎樣去達到指標的要求。相比1996年的舊版《職業教育法》,新的《職業教育法》在這方面的闡述更加具體、詳細。

通過最近陸陸續續出現的對新法的解讀,以及各個學校之間流傳的「學習新改版的《職業教育法》精神」的一些文件,我也看到,字裡行間都表露出嚴格的體系——建立起標準,有更具體的監督機制,有更高的要求。當然並不是說這些東西不需要監督和體系,而是說,如果過分放大「審計文化」,強調指標和數字的話,造成的第一個障礙就是很多職業學校、很多專業的規模達不到要求,學校將不得不想方設法滿足指標要求,比如想方設法招生,而非想方設法提升學科的質量。

那麼,哪些學校可以「升本」?

新法強調的「升本」不是以學校為單位,而是以專業為單位。我做田野的學校的管理者就面臨一個尷尬的問題:你要拿出一個標準來說服「升本」評審方,說明自己有哪個專業符合升本要求。由於它現存的所有專業無論特色、師資和成果都不理想,最後管理者認為最有可能升本的專業是計算機/編程/軟體。

但接下來又有「人」的問題。如果辦計算機本科,大專管理者又覺得現在學生邏輯思維不夠,最直觀的體現是他們的高考分數不夠高。「如果我們這個專業是升本的專業,那麼對學生智力的要求要提高,要通過高考來遴選智力高的學生。」當然,沒有證據說明智力水平高才能編程,但我們的文化刻板印象是這樣的,包括我們對職業本科的想像也遵循著「什麼是人才」、「什麼是高端勞動者」的印象來的。

2022年4月28日,在位於重慶市沙坪壩區大學城的重慶商務職業學院文化旅遊學院,學生們正在上實訓課。

新的法律也談到了「誰是受教育者」,但沒有談到受教育者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法律應該對所有的受教育者來說是公平的,但是在「升本」這件事情當中就體現出一個問題:如果學校希望「升本」,似乎無可避免的就要和現有的本科爭搶生源。

最後我希望拋出來的一個命題是:我們需要想像另一種「本科」。如果去考究「升本」這個詞,我們是不是需要對職業本科的目標本身進行一種重新的想像,才能夠真正去克服剛才提到的這些問題?克服唯指標論,學校是否一定需要達到本科的辦學規模?是否一定需要開一些「智力層次更高」的專業,遴選智力水平更高的學生?問題最後又回到了應試教育的「卷」之上。

Julia:作為高職老師,我們的感受是,「升本」這件事,不是你想不想「升」,而是你被迫必須「升」。因為現在學生和家長都認可本科,學校不升本科就沒有活路了。這個跟中職是一樣的,曾經上海中職是全國中職的標杆,但中職招生困難。面對這種情況,上海市也允許很多中職升高職了,高職面臨這麼激烈的競爭,都在升本科了,不然招生都招不下去了。

校企合作中,企業佔據主導地位,學生權益能否得到保障?

蘇熠慧:中國職業教育的頂峰,它的黃金年代,大概就在1996年舊版《職業教育法》頒布前後。但是到後來,受到了很大的挑戰。1998年國企改制以及整個經濟體制的變遷,對職業教育的影響很大。新法的改革方向是這些年來適應新變化而確定的一個方向,這些變化是對90年代到今天很多變化的鞏固和確定。

新《職業教育法》的頒布,很大程度上是為了促進就業創業、技能養成和人力資源投資,以帶動整個社會經濟轉型。這是新法頒布的大背景。

1996年的《職業教育法》強調國家的引導,新法則強調市場的引導。

在1996年那個時候,沒有太強調勞動力市場,也沒有太強調企業和市場的主導角色。如今我們越來越普遍地談校企合作,那個時候其實也有,但是1990年代大量國企和職校有平等互惠的關係,這個關係其實仍然以國家為主導,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從1990年代之後,職業教育的發展導向是由國家補助,但同時強調企業角色。1990年代及之前的國企與職業學校之間是比較互惠平等的關係,慢慢變成了交換的關係,而且不太對等。現在的校企合作中,企業佔據主導地位。說是校企合作,但往往是企業主導學校,包括專業設置,企業起了非常強勢的作用。

在新法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少「企業主導」這樣的表述,它們強調了市場和企業的力量。隨著校企合作的普及,可能會有一個趨勢:企業佔據主導地位,職校被企業牽著鼻子走,職校就非常被動,職校的專業設置和實習形式、實習安排都會受到影響。在這個過程中,學校沒有太多權利跟企業討價還價。要看企業是想獲得廉價勞動力,還是把校企合作作為企業人力投資的培養方式。主要看企業動力,而企業動力和產業轉型有很大關係。企業是逐利的, 面對產業轉型、社會衝擊,企業也有自己的壓力,這些都會影響不同行業、不同規模的企業建立校企合作項目的動力,而企業又會反過來影響職校本身資源、專業設置、招生計劃的制定等等。因此這一問題要放在更大的背景去看。

我們很多家長、同學希望通過職業教育實現自己的價值,包括得到比較好的教育,但這個趨勢下,往往要看企業怎麼定位——企業如果需要的是技能型人才,或者願意承擔國家關於建立技能型社會的需求,可能會在校企合作中提供培養頂尖技術人才的機會,但這個機會不會普遍存在。企業算得很精的,它們以投入產出為考量,可能會為了培養高精尖人才提供一些機會,但不會很多。這樣,未來的職業教育內部可能會出現一些分層。尤其,如果市場的力量和企業的力量越來越主導的話,對於整個職業教育體系,它會有很多牽制的作用。

另外,在新法裏面提到了實習問題,1996年那版《職業教育法》沒提。新法的討論更多是圍繞學校、企業、國家來進行的,提到校企合作經費由哪個主體承擔,什麼方式來合作,還提到了規範化合作,提到了以協議的方式來做,也提出了要避免校企合作的濫用。這在過去的政策裏面不太突出。

但是至於學生在實習中是否被認定為勞動關係,新法沒重點討論。1996年的《職業教育法》的母法是《勞動法》,新《職業教育法》的母法是憲法。這會引出一個很重要的討論:過去10多年,包括現在對於實習生的認定,都沒有很確切的規定,因為大家簽訂的是實習協議而不是勞動合約。比如實習過程中受傷,因為認定不是勞動關係,那不能享有工傷賠償。這一問題一直都沒有解決,現在《職業教育法》也沒有具體規定在實習過程中對學生如何保護,更多是討論企業和學校之間的權力和義務。這方面還是一個很大的空白,將來也會有一個長期的問題存在。

許輝:我本身不是專門關注職業教育的,我是關注產業發展的,特別是製造業。在某種程度上,在某個時間點,我跟職業教育發生了很奇妙的連接。早大概十 年前,在做富士康研究的時候,一起工作的同事們都是某個職業學校派過來實習的學生工。我第一次關注到職校,是關於工廠實習這個問題,大量的學生以實習的名義被派進工廠裏面打工。

我們看到,除了《職業教育法》,還有前兩年的職業教育改革方案,這些是一整套制度建設。它們在這個時間點推出來,是有時代背景的。

1990年代的時候,世界銀行出過報告,分析職業教育發展和工業化的關係,結論是職業教育對工業化、產業發展有推動作用,可以為產業發展提供有素質的勞動力。當然我們過去30多年經濟發展也是遵循這一模式,小學、中學階段抓職業教育,減少文盲率,使之能夠從事流水線上的工作。當時的結論是:過去中國的義務教育和職業教育發展對於勞動密集型和出口產業有作用。

但現在我們面對的轉折點主要有兩個方面:

1.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結構變化,難以大量提供勞動力;

2.當中國度過勞動密集階段,向資本密集或者技術密集型轉變,引入裝備需要更高程度的人力資本和大量的技術工人。

從這兩個方面來看,這個節點會要求我們重新去探索方向——提供更高素質的勞動力,提升工人的技能水平。

「擴大藍領工人的蓄水池」,我相信這是「普職分流」引起爭議的點,人們擔心學生讀職校後的出路是進廠做藍領,這可能和學生的家庭期待不太一致。職業教育現在的角色是要應對產業出現的問題,那麼有幾個需要探討的點,比如國家的角色。從過去幾年國家的投入和調整來看,似乎國家的角色在加強——通過宏觀上制度的組合拳,希望有更多作為。但,在執行層面誰來承擔?市場和企業被希望參與其中,那麼誰來投資?企業有意願參與這一過程嗎?願意出多少錢助力學生技能的提升?我覺得這個存疑。

如何避免校企合作成為濫用學生工的制度?我覺得這一點需要在落實過程中有所改變,最後還是要市場來檢驗。

學校方面,一些新興專業的老師的專業背景與之沾邊,但不精通,教學有問題;學生需要實習,要使用設備,誰來付錢?即使政府投入,設備的使用率是多少?如何解決師資問題?雙師型制度建設挺實在的,需要大力推動,讓企業人員進入職校。把企業和學校人員進行雙向融合很重要。我之前嘗試過相關推動,但涉及了利益衝突——錢怎麼分?利益衝突會複雜化這一過程。

2022年5月11日,安徽省亳州職業技術學院智能工程系機電一體化專業的學生正在上課。

社會力量如何參與職業教育梁自存:新的《職業教育法》明確提到了社會力量參與,公益機構在類別上受到了重視,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利好消息。

過去我們一直關注職業教育的教學質量,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如何去改革職業學校里的人才培養模式,最直接來說就是老師的授課方式。在職校當中,很多課程依然是傳統的講授,其實這與職校學生的學習習慣不一定互相適應,也不一定符合職業教育對人才培養、人才評定的需求。我們作為一個民間公益團隊,也一直在努力用教育戲劇等方法,試圖幫助老師學習新的參與式的教學方法。我覺得未來這個方面還有相當多的路需要去走。

另外,《職業教育法》里特地提到了,要在中小學階段開啟職業教育的啟蒙。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提法,它給從小進行職業教育的普及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同時我覺得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職業教育的內涵。職業教育不是進入到職業學校之後才開始進行的,一個人對於職業的認知可能從小的時候就開始了。

這樣的一個利好消息,它建立於職業學校在招生上公平公正的基礎之上,否則的話很有可能變成「一些學校用各種歪門邪道的方法提早進行分流」的操作。

當然它也給我們公益機構留下了很多空間,我們如何在法律的指引下面去做更多,去幫助學生建立更好的職業認知,更好地找到或者更早地找到自己喜歡做什麼,找到未來的職業理想,去樹立自己的學習方向,看自己更加適合進入哪一種教育系統。

但前提就是我剛剛說的,招生上面是否嚴格遵守相關的法律,另外這也有賴於職業教育質量的提升。總而言之,從一個公益機構或者說公益服務的角度上來講,我們更加關注的依然還是職業教育如何能夠提高質量,回應更多職校青年的成長需求。

段鵬:我分享一下作為剛剛進入職業教育領域的建築設計師的想法。

我們辦深圳摘星學坊的人都是在社會上的老油條、老江湖,從教育領域出來的不多,即使有,也是在教育領域幹了三十多年的教師。我們當初做職業教育,其實沒有考慮什麼法不法規不規,只是考慮這件事對社會、對這些有需求的人有沒有用,從社會的需求出發來做。

談到這個《職業教育法》的變更,我覺得它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改變,更重要的其實是來自民間的改變,包括職業學校的資源更好、老師更好、生源更好,包括社會認知,包括同工同酬。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結合,移風易俗。

職業教育內部的分層會加劇嗎?

蘇熠慧:關於升學,現在已經有專升本、中職辦高職等途徑,新的《職業教育法》就是把這件事進行了鞏固和推進,其實沒有在資源配置上做太多改變。譬如說「互相融通」,其實沒有改變大的資源和配置,只是開放了一些職業本科的口子和機會。例如,可能在一些本科院校里設置相應的專科專業,或者是劃定一定的招生比例給專科的學生。但具體怎麼樣,還要看學校安排,只是在大的體制上給予了一些機會。如果未來職業教育內部分層加劇,這樣的機會通常會給職業教育里最優秀的學生。可這樣的學生比例並不多——那其它的學生怎麼辦呢?

至於學分互認,是所有學科或者基本學科可以互認,還是只限於非常少的一部分?另外,還有一個比較矛盾的地方:在這次的職業教育法里,提到很多關於培訓的認證,但是我們知道,現在勞動力市場里,國家正在取消很多證書的認證。這樣的矛盾怎麼解決?

種種機會可能會給少部分的學生,但隨著職校對企業的依賴,隨著從國家主導到企業主導的轉變,職業教育可能會受到大的勞動力市場變動的影響。這幾年,由於經濟的波動,大學生都出現「內卷」的情況。從總體來講,職業教育仍然要面對經濟波動的影響,但是對於少部分人來說,也確實存在一定的機會。

梁自存:我也認為新法的出台可能會加劇職教系統內部的分化,加劇高職升本的趨勢。在實際上在過去這幾年,就有很多高職院校努力升本。前幾年,好像有十所本科職校,到今年好像是三十多所,這個數據應該還會繼續增長。

其實很多學校都已經提出了一個口號,說要把自己的高職院校打造成為職教系統里的北大、清華。所以未來肯定會出現一批集各種資源優勢於一體的職業學校、職業本科院校或者職業高職院校。與此同時,在經濟欠發達的地區,資源方面不佔優勢的學校可能會更加弱勢。我們做職校學生服務,會更加關注這樣一批學生和學校。去年,我們在廣州地區做過關於學生就業的調查,就發現了一個小小的趨勢:相當多的同學,尤其是從外省來到廣東省來讀職校的學生,他們在中職畢業的時候更有可能選擇直接就業,而不是去升學。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職業教育應該培養完整的人,而非工具化的人

梁自存:社會經濟結構會對教育產生引導和制約。如果去研究普通大學生畢業之後的就業,就會發現產業結構對就業的影響也很大。

如何平衡個人選擇和產業影響?首先每個人選擇自己的職業和未來發展,不可避免要考慮到社會發展的趨勢。基於這個,我們怎麼幫助青少年建立對於社會的認識,對於自己的探索,反而更重要。而不是說,當面臨升學和就業問題,只能倉促被動選擇。很多大學生在高中階段選擇大學專業,也是稀里糊塗就選了。所以要做職業啟蒙,多做探索,多了解社會不同行業,這可能是有好處的。還有一點很重要,職業教育是一種教育,應該更大力度發掘教育本身的內涵,即使是在滿足勞動力市場需求,同時也是在培養一個完整的人,而不只是培養一個工具化的人。

Julia:這對我來說是個終極化的問題,我也想了很久。職業教育一直都是強就業導向的,我感覺現在國家挺焦急的,很想把職業教育作為工具。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面,不管是從政治要求,還是從市場結構和邏輯來看,個人的特長、喜好和天賦的發展必然是被忽略的。職校包括本科院校都會有「空心人」這種現象,學生不太知道個人興趣、個人喜好是什麼。

我經常想,我們一面說要提高學生的職業能力、職業素質,培養高水平高技能人才,但這個過程學生本身是不參與的。學生的自尊感很低,很淡漠,他會覺得自己一直被賦予「失敗者」的形象,突然職業教育被抬這麼高,有一種錯位的感覺。把學生的自我行動力和自我意識激發出來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多學校做不到。HOPE學堂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做學校欠缺的方面,把學生的自信心和自我認知激發出來。

關於怎麼平衡個人發展和社會需求,以及應該在教育的哪個階段強調職業教育,這次法規修訂裏面,從基礎教育開始就強調職業意識,想早一點讓大家有這麼一個認知。但具體怎麼做,在社會大環境下,還是更需要有反向思考能力的教師願意投身其中,需要有革命性的教師來做這個工作。因為現在從上到下,就是這樣的狀態,只能寄希望於自下而上,看有沒有一種機會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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