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如一句十四行詩:波德萊爾與十九世紀巴黎社會

「人生不如一句波德萊爾」。對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一般印象,我們停留在《惡之花》里那些腐敗而唯美的意象:瘋狂的賭徒、美麗的盲女、清冽的月光、恐怖的腐屍。這位晚期資本主義的抒情詩人敏銳地捕捉到了第二帝國時代的巴黎所瀰漫的頹廢情緒與時代精神,並以他的天賦進行了表達。他是自我放逐的流浪者,也是真正的先知:他看到了城市的曖昧與現代文明的壓抑,也洞悉到存在於每個人身上的孤獨。

19世紀的巴黎街頭

然而對於波德萊爾本身,我們卻知之甚少。在好友戈蒂埃的《回憶波德萊爾》中,這位詩人「有自己的王國,自己的臣民,自己珍貴的創造物。」同樣,究竟是什麼孕育了這位離經叛道的詩人,而群星燦爛的十九世紀又是如何塑造了波德萊爾獨特的美學觀念?閱讀法國文學研究者克洛德·皮舒瓦和讓·齊格勒合著的《波德萊爾傳》也許會帶給我們新的感受,也許我們印象中離經叛道的現代派詩人,其實有著與普通人相似的自負與虛榮心。同樣,深深地介入時代並被時代形塑的詩人並非覺得自己是現代派的開宗立派之人。他更希望詩人們能夠看到工業化的灰霾天空下,工人們的「領帶與上了油的靴子」。然而正是這樣的洞見,使他預見了未來的時代所瀰漫的現代情緒:在都市生活的孤獨與碎屑中,在被現代性所規訓的心靈中,尋找其中殘存的詩意。

《波德萊爾傳》 [法] 克洛德·皮舒瓦、讓·齊格勒/著 董強/譯 商務印書館 2021年11月

波德萊爾的「陰暗面」

一本傳統的或者說人們喜聞樂見的詩人或作家傳記其實並不難寫,它的固定模式一般是:傳記作者對這位詩人或作家懷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崇敬,繼而闡述傳主的作品到底有多偉大,這些偉大的作品又是怎麼被創作出來。例如茨威格寫過的大部分的作家傳記文章就可以說是這種模式的典型。這類傳記一定少不了的內容是,詩人傳主出生在一個什麼樣的家庭?度過了怎樣的童年?和父母的關係如何?在哪裡受教育?受到的教育讓他形成了怎樣的思想、人生態度?他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他參與或目睹了什麼重大事件?這些事件怎樣影響了他的思想、心靈?上述經歷如何表達在他的作品里?為什麼他的作品所傳達的感受,其實是一個時代的普遍精神?為什麼他的作品一經誕生就立刻引起了人們的廣泛共鳴?在這個基礎上,還可以進一步升華,指出「上帝不言使人言之」,為什麼人類總需要詩人、作家來表達他們內心深處普遍存在的感受和呼聲?可是如果這位詩人或作家的作品推出之後無人問津,那就需要從另一個角度著手,指出他發表了「超前的聲音」,他的聲音在「將來」被誰所發現?像丹納發現司湯達,或門德爾松發現巴赫。

波德萊爾墓地上的雕像

在這個基礎上,為了讓傳記更具可讀性,就再補充一點奇聞逸事、感情經歷。考證一下作者的某首愛情詩是什麼時候寫的?詩的背面到底是哪一位女士?通過這些,讀者就可以對詩人的作品產生一個更加立體的感受,藉助傳記看看到底是什麼讓那顆心欣喜、憤怒、甜蜜或者痛徹肺腑。

克洛德·皮舒瓦和讓·齊格勒兩位作者合著的《波德萊爾傳》是一個另類,如果讀者抱著一種崇敬或獵奇的態度打開這本書,會發現這本傳記根本沒按上述路數出牌。書中首先展現的是波德萊爾父母的族譜和人生,甚至是外祖父母生平中各種可以找到的證件和證明。波德萊爾的母親是個孤女,身世確實比較離奇,她出生在英國,是一個流亡在英國的法國貴族的女兒。她父親參加了保王軍戰死在法國,她的母親帶著她回到法國尋親,卻死在客棧里。波德萊爾甚至還用過他外祖父的貴族姓氏作為自己的筆名。

但真的有必要花費如此的篇幅去考證「參議院秘書長」波德萊爾先生,和孤女波德萊爾太太的族譜嗎?真的有必要讓一個對波德萊爾感興趣而打開這本七百多頁厚書的讀者,先從波德萊爾這個詞到底該怎麼拼,迪-法伊斯太太到底是不是真的和迪-法伊斯先生結了婚,迪-法伊斯先生到底是不是參加了保王軍寫起嗎?

對這一點甚至連作者自己也不太吃得准,所以他很貼心地告訴大家前多少頁里不會有關於詩人的內容,如果對詩人的父母不感興趣,對詩人的繼父也不感興趣,讀者可以自己跳到60頁以後。就算堅持看完了這六十頁,對波德萊爾也依然一無所知,因為這60頁里詩人還沒有出生。

《惡之花》[法]波德萊爾 著 錢春綺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1年4月

在之後的內容里詩人來了,但依然看不到任何我們喜聞樂見的東西。只能看到少數的幾首詩是寫給誰的,卻聽不到作者對這首詩的讚美,也讀不到詩人在寫下這首詩時和「繆斯」間的悱惻纏綿。書中的敘述只有這首詩寫於某年某月某日,「我們可以確定」它寫給誰、或「我們依然不確定」這首詩的寫作背景。在這種基調之下,這本傳記怎麼讀都更像審訊記錄。兩位作者以一種驚人的耐心對波德萊爾筆下的、口中的、筆記里的每一個細節去一一求證。這個過程中波德萊爾依然神采奕奕、侃侃而談,但作者會經常讓他停一停,提示讀者「是的這件事是這樣的!因為找到了他寫給誰的一封信,或者誰寫給別人的一封信可作佐證」。或是「此事屬實但沒有他說的這麼嚴重,實際情況如何如何」。

為什麼拋開詩人的作品不談,卻要竭盡所能地搜集整理關於波德萊爾的形形色色的文字記載、檔案證件、甚至是法庭判決和憑證票據?憑藉旁觀者的回憶、書信、訪談、詩人的往來賬目來重構詩人的一生,這種努力真的有必要麼?一隻母雞的X光片或者解剖報告,對吃煎蛋的人有所幫助嗎?兩位作者把二十多年的時間花在一位詩人的生平上,其中一位甚至沒有機會看到本書出版,最終卻寫出了一本充滿客觀性的「檔案里的波德萊爾」,一張可以幫助我們洞悉《惡之花》的X光片,它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還原了波德萊爾人生里被忽略的一環——波德萊爾自己竭力想要抹殺掉的另一面。

孕育詩人的「腐朽」家庭

本文開端提到的「傳統的詩人傳記」,實際上歷史並不悠久,它是十九世紀的新生事物。在浪漫主義作為一種文學和藝術運動橫掃歐洲的年代,詩人是萬眾敬仰的偶像,也是媒體追捧的明星,詩人的每一篇新作都是媒體報導的對象。在這場文學造星運動里,最直接也是人們最喜聞樂見的造星方式,就是把作者和他筆下的人物划等號。把作者看作是他詩歌里的「我」。告訴每一個被詩打動的讀者,這些詩是是詩人生活的結晶。詩人在愛中沉迷,在歡樂的巔峰里飛升、也在恨的深谷里跌落。在這個過程中,他筆下迸發出了甜蜜的曲調、或者發出殺戮的強音。

龔古爾兄弟

這種宣傳手法像掀起浪漫主義巨浪的狂風,風神的代表就是聖伯夫。聖伯夫完美地展現了什麼叫「傳記法評論」:向讀者揭示作品背後的感情軼事,像「繆塞的那首詩的靈感其實並不是來自George桑」之類。對傳記評論法,普魯斯特的態度非常有代表性,他第一次向出版人談到自己的寫作計劃時說「我要寫一篇反駁聖伯夫的嚴肅文章!」他那本一千多頁漫長小說的起點就是為了證明「聖伯夫在作者和主人公之間划等號的方法是錯的!」龔古爾兄弟比普魯斯特更加毒舌,某天聖伯夫在沙龍里眉飛色舞的給大家講了George桑和繆塞分手的故事後,龔古爾兄弟里的弟弟在日記中寫道「聖伯夫就是這種人,別人情侶吵架,他恨不得躲在床底下聽!」哥哥馬上又補充「應該說是恨不得在床底下寫出來,第二天登報紙!」

波德萊爾比普魯斯特早出生半個世紀,他生活的年代里聖伯夫的方法是文學界造星的主流手段。波德萊爾一生都和聖伯夫保持著良好的關係,非常清楚人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詩人。所以他絕不會像普魯斯特那樣說「小說里的那個馬塞爾不是我!」甚至,他還會親自演示一個詩人到底該怎麼去寫一本詩人傳!波德萊爾的代表作《惡之花》本身就是一部詩人傳記,唯一貫穿始終的主角就是「詩人」。詩集伊始,詩人誕生在一個充滿了「衰朽文明的家庭」,搖籃邊滿是「拉丁灰燼」。他從小浸染在這衰朽帝國的頹廢趣味里,在孩童的年齡就已經在精神上衰老了。他有一個同樣衰老的父親,和一個詛咒他的母親。他離開了家庭卻陷入現代生活的深淵不能自拔。被墮落的罪惡誘惑,被冷酷的世界折磨,寄希望於靈魂的救贖卻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信仰,內心想要祈禱嘴裏吐出來的卻是「念給撒旦的連禱文」。

法國文學評論家聖伯夫

《惡之花》里波德萊爾用結構精巧、形式完美的詩,展現了一個詩人的一生。他用韻文做了聖伯夫作的工作,波德萊爾知道沒人會去塑造他這個文壇新人,所以把作品和「傳記法評論」,詩和對詩人的塑造結合在了一起,不難發現這本1857年出版的書幾乎像是波德萊爾整個生命的一個鏡像預言,一個《惡之花》的真人版。他也有個蒼老的父親和拋棄孩子再婚的母親,同樣離開了家庭馬上就陷入享樂生活的誘惑不能自拔。一生都被社會折磨,被法庭剝奪了一個成年人的全部尊嚴和權利,被母親、繼父、哥哥拋棄,淪為別人的「被監護人」。負債纍纍,被債主督催逼命,在書信里哀嚎「我有好幾部已經成熟的作品寫出來就能還錢」,「但債壓的我喘不過氣來,根本沒法工作,寫不出文章又沒法還錢。」1864年他為了碰運氣去了比利時,演講和找出版人的計劃全都遭到失敗,但為了躲開債主的折磨不敢回巴黎。最終在比利時中風失語,被母親像貨物一樣運回法國。這個詩人受苦受難的故事充滿浪漫傳奇的味道,成為很多波德萊爾傳記文章的基調,甚至給波德萊爾帶來一種未卜先知的光環,他死在1867年,但1857年出版的《惡之花》卻已經預言了他的整個生涯!

但假如不止步於感動,而是產生了一點懷疑,那麼這兩位幾乎把半生的時間都花在波德萊爾身上的研究者用這本《波德萊爾傳》給出了答案。

浪漫主義詩人的判決

為什麼要懷疑波德萊爾並不是《惡之花》里的「詩人」呢?線索在於波德萊爾自己除了是詩人之外,還是一個評論家。他的整個創作,無論是詩還是評論文章,都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那就是對浪漫派的批評。在浪漫主義的黃金時代,波德萊爾是一個中學生,但已經是浪漫派堅定的崇拜者了,有著典型的文學青年的狂熱,但這種狂熱卻逐漸被一種詩人的專業性所取代。

浪漫派的熱潮中「聖伯夫們」塑造了一個又一個的文學明星。有像是雨果這樣的先知,用詩和文字為人類的進步指明道路;有像繆塞這樣的浪子,用自己在愛情中感受到的歡樂和受到的傷害,寫出一首又一首悱惻纏綿的詩。很多詩人自己也相信作品是生活的結晶,所以在生活中特立獨行,扮演作品和評論家賦予「詩人人設」。很多讀者對之趨之若鶩,但波德萊爾卻漸漸感到不屑:如果只有享受到快樂才能寫快樂的詩,被拋棄了才能寫離別歌,被背叛了才能寫出憤怒的仇恨曲,那詩人的才能表現在哪裡?如果一個人靠長相、名望、錢、談戀愛就能成為一個好詩人,那詩人和「人」還有什麼區別?「用生命創作」說起來非常崇高,但它不就是「用身體寫作」嗎?

1857年《惡之花》受審,聖伯夫為波德萊爾辯護的理由是「這些主題其實繆塞都寫過!」「為什麼繆塞被選入法蘭西學院卻要控告波德萊爾?」對這種辯護,波德萊爾自己非常不以為然,因為波德萊爾最看不起的詩人就是繆塞,此外波德萊爾和繆塞都不覺得雨果能算是詩人。

法國詩人繆塞

在波德萊爾看來繆塞是一棵月桂樹,風如何吹拂他的枝條,他就如何唱歌。波德萊爾並不想當一棵隨風飄擺的月桂樹,他在自己的評論里抨擊繆塞、挖苦雨果。他認為詩和一切藝術一樣是一門技術,有自己的規則、有自己的技巧,詩人有自己的軍火庫那就是「字典」,要用詩的技術去創作、這種創作不是為了表達感受,而是為了追求和展現美。詩人要發現自己時代的美,並用詩去加以表達。要憑本事寫作而不是靠感情,更不能坐等自己的生活在詩或者小說里結晶。可見波德萊爾理想當中的詩人,並不是《惡之花》里的那個詩人。這種差異剛好揭示了波德萊爾的另一面,他絕不是一個單純的、被墮落的享樂誘惑、陷入深淵不能自拔、最終被折磨而死的詩人。相反,波德萊爾的整個生涯都保持著作為一個「投身革命的修道士」的兒子的狡猾和精明。這就是波德萊爾的好朋友納達爾說的「波德萊爾是一個非常現實的人,卻有著非常不現實的一面。」

這種二重性分別表現在波德萊爾的詩和波德萊爾的評論文章里。《惡之花》里的詩人天真,《美學珍玩》或《浪漫派的藝術》里的詩人聰明,甚至有點狡猾。但人們很少會同時看這些書,所以忽略了這一點。讀詩的時候人們認為波德萊爾是一個受苦受難的詩人,讀文章時又覺得他是一個高明的理論家。只有把波德萊爾看作是一個完整的人,把他的思想和追求看成是一個整體,才能理解完整的波德萊爾。一個聰明、狡猾的詩人,決心探索、展現屬於十九世紀、現代生活的美,無論它到底體現在什麼地方:哪怕是無頭屍體、或者街邊的死狗,再或者是撿垃圾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主張在有生之年很難取得人們的認可,但堅信未來是屬於他的,就像本書引用的書信「我終究已經有了點名望,人們會來跟隨我!」在這個過程中,讓自己的形象看起來和自己的作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那對於波德萊爾這樣一個熟諳聖伯夫的方法的評論家來說,也無疑是一個有利無害的好事。所以他要用詩為自己的探索抹上一層浪漫的油彩,賦予最重要的人物、那個「詩人」以實質性。

《波德萊爾傳》的兩位作者拋開《惡之花》、也拋開《美學珍玩》,用客觀的證據重新構建起波德萊爾的形象。尤其是計算了波德萊爾的金錢往來,因為他一生當中最大的痛苦,就是欠下的那筆巨債。很多人都對這筆巨債深信不疑,包括波德萊爾的母親奧皮克夫人。以至於波德萊爾死後,奧皮克夫人甚至不敢直接繼承他的財產,以免被他欠下的債務拖累。但事實上,波德萊爾最大的兩筆債並沒有得到法院的支持。雖然債主此後一再上訴,但依然沒能得到法庭的認可。1870年奧皮克夫人去世,波德萊爾最大的債主終於同意和奧皮克夫人的繼承人和解,只得到了聲稱的一萬五千法郎債權的十分之一的現金。

《巴黎的憂鬱》[法] 夏爾·波德萊爾 著 郭宏安 譯 商務印書館 2018年6月

如果連波德萊爾的母親和母親的繼承人都能在法庭推翻他欠下的最大一筆債務,為什麼波德萊爾自己不能呢?更何況他還有一個法庭給他設置的「監護人」昂塞爾。昂塞爾雖然被波德萊爾描述得冷酷又殘忍,但事實上昂塞爾對波德萊爾也抱著一種近乎父愛的情感。如果波德萊爾向他求助,奧皮克夫人都能做到的事他也不難做到。再考慮到波德萊爾的親哥哥就是法官,他親生父母、繼父的家族全是搞法律的,耳濡目染的波德萊爾不會對法律一竅不通。波德萊爾如果向哥哥阿爾方斯訴苦,哥哥只要稍微審查他的賬務,就會提示他這筆賬不一定成立,到法院去申請就能否決掉。

即使波德萊爾真的負債纍纍無力償還,透過本書也可以看到他其實並不像自己說的那麼孤立無援。波德萊爾一生都在抱怨可怕的奧皮克將軍把他逐出家門,母親的改嫁剝奪了他幸福的童年。但事實上書中隨處可見他寫給母親的求援信,類似「你今天去銀行給我匯五十法郎,把匯票塞在信封里寄到…」。縱然奧皮克將軍在餘生都沒有和繼子和解,但他終究死在1857年,波德萊爾人生的最後十 年裡,他又得到了自己的母親。而且奧皮克夫人一直希望唯一的兒子波德萊爾能夠離開巴黎,到翁弗勒爾和自己一起生活。假設一下,波德萊爾真的拋下了他在巴黎的「墮落生活」。到外省和母親一起生活,用自己的寫作還債、靠母親的錢生活,那波德萊爾會是什麼樣子?對此有一個最好的參照物,那就是文學宅福樓拜,而且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惡之花》同一年被帝國的輕罪法庭認定為「傷風敗俗」。

終究波德萊爾既沒有推翻他的債,也沒有拋下他在巴黎的生活,到他心心念念的翁弗勒爾的媽媽身邊去當另一個福樓拜。因為在巴黎有他想要探索的生活,一個完全不同於過去的超級大都市巴黎正在冉冉上升。他離不開這個城市、也離不開他日新月異的生活。他甚至離不開那些「每年會甦醒一次」的債主,他需要他們來和自己一起演好「現代生活的詩人」這齣戲。

波德萊爾以一種小布爾喬亞的精明態度,走完了詩人那條「通向星星的路」。讓同樣精明狡猾的納達爾讚嘆不已。在浪漫主義的黃昏,響起了當時還沒有名字的「唯美主義」運動的第一聲霹靂。而這個神奇且浪漫的故事,在《惡之花》里不會有。在大多數其實大同小異的波德萊爾傳記里也不會有。因為它太難寫,也太難取悅讀者,因為它只有像本書一樣被寫成一本「審訊記錄」,才能被成功的展現。

文/高林

編輯/朱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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