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碩︱那個小鎮女孩,怎麼就成了簡·雅各布斯

《守衛生活:簡·雅各布斯傳》,[美]羅伯特·卡尼格爾著,林心如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632頁,128元

提起簡·雅各布斯,即便是普通讀者,也有不少對這個名字有所耳聞;至於城市研究領域的專業人士,尤其是規劃界從業者,恐怕無人不知。但凡是該領域內的指南、導讀類作品,幾乎都會選入她的文章,誰能想像這樣的書里會沒有簡·雅各布斯?在2016年5月4日,也就是她誕辰一百周年這天,谷歌甚至將搜索頁面主題設置為雅各布斯。在同時代的城市研究者看來,雅各布斯只是一個總也不入流的門外漢;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她對主流城市規劃的持續批判,她的觀點逐漸被人所接受,並成為這個時代最受尊敬的城市思想家。終其一生,雅各布斯保持著對大型建築項目的懷疑;她對自上而下的城市規劃模式的反對,始終未曾後退一步。作為思想家,雅各布斯最大的貢獻在於提出了城市街頭日復一日上演著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生活的重要性,批評破壞性的規劃威脅了城市生活的根基。不過,大眾眼中的雅各布斯似乎只有一副面孔——她是一個未曾擁有大學學位、卻留下了《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以下簡稱《死與生》)

這部名著的老太太;她不漂亮,但也說不上醜;她在報刊媒體上發表了大量文章,也親身走上抗議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的最前線;她活躍在紐約的市民團體中,搬到加拿大多倫多後依然秉性不改、戰鬥不止。

簡·雅各布斯(婚前名為簡·布茨納)沒有接受過系統完整的教育,雖然曾在哥倫比亞大學通識教育學院(School of General Studies)求學,但卻因為高中教育不完整而被伯納德學院拒之門外。這與她日後成為影響深遠的思想家,似乎有巨大的反差。簡·布茨納如何成為簡·雅各布斯,是一個有趣的話題。近年來,有三部關於雅各布斯的傳記頗具影響力和代表性,從不同角度嘗試做出回答。第一部是2006年愛麗斯·斯帕伯格·阿歷克休(Alice Sparberg Alexiou)的《簡·雅各布斯:預見城市未來之人》(Jane Jacobs: Urban Visionar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在她百年誕辰的2016年又有兩部傳記問世,分別是彼得·勞倫斯的《成為簡·雅各布斯》(Peter L. Laurence, Becoming Jane Jacob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和羅伯特·卡尼格爾的《守衛生活:簡·雅各布斯傳》(Robert Kanigel, Eyes on the Street: The Life of Jane Jacobs, New York: Vintage,中文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它們講述了成長的故事,一個賓州斯克蘭頓(Scranton)女孩來到紐約打拚和生活的故事,一個小記者簡·布茨納成為思想家簡·雅各布斯的故事。

《簡·雅各布斯:預見城市未來之人》
《成為簡·雅各布斯》

阿歷克休寫作傳記時,雅各布斯尚未離世,但卻極力反對他人為自己作傳,認為與傳記作者合作將影響自己的寫作計劃。因此作為記者,阿歷克休更多地依靠雅各布斯發表的文章、專著以及關於她的種種報導。也許是有感於雅各布斯在城市應當如何更新上與羅伯特·摩西的纏鬥,以及對Green威治村這個老舊社區的情感,阿歷克休將傳主置於規劃史的脈絡上,全書意在展示雅各布斯在城市規劃的舞台上是一個怎樣的角色。為此,作者著重突出了雅各布斯人生中的兩段經歷,其一是與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城市研究者Lewis·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往來。兩人同為二戰後主流城市規劃理論的批評者,對於聯邦政府推動的城市更新更是指責有加。在1956年哈佛大學舉辦的研討會上,雅各布斯作為《建築評論》(Architectural Review)的代表參加並發言,其觀點引起芒福德注意,也得到了他的認同。兩人的代表作《死與生》和《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同在1961年出版,並且他們都為對方的作品撰寫了書評。只不過,書評里不儘是溢美之詞,反倒是讚賞其外、批評其中。在雅各布斯看來,《城市文化》「滿是不正常言論,是一部充滿偏見的、城市病的目錄」;而芒福德則認為《死與生》缺少對城市社會的研究,也沒有提供可行的城市再開發方案。不過,當雅各布斯出面反對修建曼哈頓下城快速路時,芒福德助她一臂之力,一封「有價值的分析公開信」解釋了為什麼此「路」不通。客觀地說,芒福德的批評並非無的放矢,阿歷克休也注意到了《死與生》的不足之處,而該書問世的前前後後正是阿歷克休著墨頗多的第二段經歷。作者注意到,雅各布斯在寫作該書時已發現,規劃界對她多年來在報刊文章中闡發的觀點有所誤讀,雖然接納了她的「街角雜貨鋪」,但卻誤以為是「在街角建立雜貨鋪」,甚至形成了一種偏見,那就是相信「建好人就來」,而不去關心居民真正需要的究竟是什麼。而作者也著重介紹了雅各布斯在書中提出的「守衛生活」「社會資本」等新概念的價值,並提醒讀者注意,這樣的概念早已輻射到在規劃界之外,影響了普通大眾。同時阿歷克休也指出,《死與生》忽視了種族,也沒有討論專業規劃人員怎樣才能扭轉中心城市的衰敗趨勢。不過整體看來,本書對於雅各布斯的觀點和活動似乎有過譽之嫌。無論是在費城反對愛德華·培根的瑟薩特山改造計劃,還是在紐約反對羅伯特·摩西,以及在多倫多的活動,作者無不以歡慶的筆調描述為雅各布斯一次又一次的勝利,而實際上,紐約的Green威治村保衛戰讓她身心疲憊,再加上越戰的衝擊,雅各布斯只得舉家遷往加拿大。而且本書聚焦《死與生》,對於傳主的其他作品幾乎隻字未提。

雅各布斯去世後,她的兒子吉姆·雅各布斯希望將母親的一生更加完整地展現在世人面前,同意將她的個人資料用於傳記書寫,因此2016年的兩部傳記可以使用的材料多、內容更加豐富,許多陳年往事得以為人所見,尤其是她的早年生活和定居多倫多之後。

阿歷克休筆下的雅各布斯是一個早慧的小鎮女孩,還在家鄉賓夕法尼亞州斯克蘭頓時,就意識到城市不同經濟部門間的互惠共生關係。後來的兩部傳記更加細緻。卡尼格爾詳細全面地描寫了雅各布斯的成長經歷,如作者所言,在《死與生》問世前,雅各布斯只是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雖然不少文章見諸報端,可很多連署名都沒有。可以說1961年前的雅各布斯,曾經是立志成為自由撰稿人的叛逆學生,曾經是服務於多家媒體的記者,她既是供職於專業建築類期刊的專欄作家,也是照顧幾個孩子的媽媽,還是和鄰居們一起走上街頭、抗議城市更新的紐約公民。與阿歷克休相似,卡尼格爾也將《死與生》的撰寫作為本書的重頭戲,第九至十二章介紹了該書理念的發展脈絡——從1956年哈佛大學的研討會開始,1957年發表在《財富》雜誌的文章,再到1958年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開展研究,雅各布斯的理念在這一過程中不斷豐贍。不過卡尼格爾沒有忽略她的其他著作,該書也涉及1969年的《城市經濟》和雅各布斯搬到多倫多後出版的《城市與國家財富》。前者以區域經濟為切入點,雅各布斯認為城市才是真正的創新之地,「創新,增長和進步都是從看似不經意的嘗試開始的」,由勞動分工所形成的專門化實際上不過是產業的再組織。該書爭議極大,尤其是她所提出的城市出現在農業之前,更是顛覆了傳統認識。後者醞釀時間長達十四年,主張以城市作為理解國民經濟的基本單元。卡尼格爾當然也沒有放過雅各布斯的「杠精」體質和「懟人」故事。那是公民簡(Citizen Jane)向著陳舊的現代主義理念與規劃霸權發起的一次又一次衝鋒,尤其是她與羅伯特·摩西圍繞一項交通規劃的戰鬥。按照摩西的計劃,一條高架快速路將以L形貫穿曼哈頓下城,雅各布斯居住的Green威治村和附近的華盛頓廣場將片甲不存。不但成千上萬人得另謀居處,更重要的是,雅各布斯所珍視的「社會資本」將被連根拔起。雅各布斯呼籲更多的人與她一道抗議,擔任了多個社區組織的負責人並發佈小冊子以阻撓摩西的計劃。紐約在二十世紀六十 年代多次試圖修建這條高速公路,但每次都因為雅各布斯的抗議而以失敗告終,1968年她甚至因此一度被捕。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
《公民簡的紐約保衛戰》

簡·雅各布斯的人生經歷恰恰證明了她的觀點,那就是多元的、有包容性的城市生活影響著城市人的世界觀。她的故事絕非一篇書評可以涵括,雖然不是一個英雄傳奇,但也堪稱妙趣橫生、耐人品味。除了上述三部傳記,雅各布斯的經歷至少還出現在羅伯特·卡羅(Robert A. Caro)的名著《權力掮客》(Power Broker)里,出現在賈德·Green斯坦(Judd Greenstein)的歌劇《奇妙的命令》(A Marvelous Order)里,還出現在紀錄片《公民簡的紐約保衛戰》(Citizen Jane: Battle for the City)里。她的研究和寫作始終遊離在學術世界之外,但這並不意味著她的觀點與種種城市理論和圍繞這些理論的爭論無關。她的著作有著共同的主題和清晰的邏輯,無不將「人」置於社會進步和變革的中心位置,而宏大的制度性權力則被視作攔路石。儘管這些作品往往在問世之時謗亦隨之,但時間卻總是站在雅各布斯這邊,從理查德·佛羅里達到奧斯卡·紐曼,越來越多的學者正在接受或者超越雅各布斯。無論孰是孰非,雅各布斯已經帶來了城市形態、尤其是美國城市形態的巨大變革。

台灣疫情資訊

台灣疫苗接種

相關熱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