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漢語之美|陸儉明:語言研究饒有趣味

人類的語言有六千多種,彼此千差萬別。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陸儉明在近日進行了題為「語言是一種資源——兼說研究語言饒有趣味」的講座。在他的講解中,語言是一種神奇的社會現象,既可以如金如玉如治病的藥;也可以是傷人的利刃或討伐的武器。而我們也越來越發現,語言正在成為一種競爭力和重要的資源。講座中,陸儉明教授也介紹了當下語言學界的關注方向,並以生動的案例道出研究過程中的發現與心得,向大眾點明語言研究的實用價值。

陸儉明先生於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會長、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會長、中國語言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主任,現任國家語委諮詢委員會委員。研究興趣涉及現代漢語語法、語文教學、漢語二語教學等領域。主要代表作有《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教程》《八十 年代中國語法研究》《新加坡華語語法》《話說漢語走向世界》等。以下內容根據陸儉明教授《語言是一種資源——兼說研究語言饒有趣味》講座內容整理。

陸儉明、馬真夫婦

我們該怎麼認識語言?

從語言的表現形式來看,有三種語言:一是口語,這是有聲語言,是每一種語言都有的,是語言最基本的表現形式;二是書面語,那是運用文字記錄的語言形式;三是體態語,主要是指聽障人士所用的手語。現在發現的六千多種語言里,有文字的語言還是少數,大部分語言是沒有文字形式的。人類發明文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標誌著人類進一步邁向了文明社會。

以語言的本體性質來看,語言是一種聲音和意義相結合的複雜的符號系統。語言本身是一種符號,文字則是語言的符號,可以克服口語在時間空間上的限制。

從語言的功用來看,過去有這樣老三句: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因為人與人的交際主要就是靠語言;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外殼,我們考慮問題實際都要用語言;語言是記錄傳承人類文化的主要載體,儘管繪畫、音樂、舞蹈也起到記錄傳承人類文化的作用,但主要的是語言,特別是書面語。

20世紀以後到21世紀初,我們對語言有了兩點重要的新認識。

第一點,在語言的本體性質這一層面,認識到語言實際上有兩種——除了能夠聽到的看到的語言以外,還有一種就是存在於人腦心智的語言。有學者把存在於人腦心智的語言稱為內在語言(internal language),把我們聽到的看到的語言稱為叫外在語言(external language)。因此研究語言很需要從認知的角度去考慮、去研究。

第二點,在語言的功用這一層面,語言已成為一種資源。

語言作為一種資源

現在大家逐漸認識到,在當今社會,語言已經成為一種資源,成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何以見得呢?

對個人來說,語言已經成為生存發展、跟他人競爭的一種重要條件。中國的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說,學好語文是學好一切的根本。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先生在研究千禧年的時候說,21世紀的年輕人起碼要掌握三種語言,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他們對語文的評論也充分說明了語言素養、語言能力對個人的重要性。

現實也確實如此。現在的招聘單位在招聘畢業生時,大多首先考核應聘人員的語言素養和語言能力,包括母語和外語,口語和書面語。可以說,語言素養和語言水平的高低實際上已經跟薪資挂鉤。

對國家來說,語言也顯得越來越重要。以新加坡發展的成功經驗為例,新加坡1965年從馬來西亞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國家。當時新加坡主要由四部分人組成,華人、馬來人、印度人、歐洲人。華人占絕大部分,但是當時的新加坡政府實施了一個政策,它以英語作為頂層語言,政府機構、經濟領域、教育領域都一律使用英語;同時實行雙語政策,每個民族,不管你是華人,馬來人還是別的民族,都既要接受英語教育,同時要接受母語教育。

現在是大數據、雲計算、互聯網、萬物互聯的信息時代,所以如今國家語言能力跟各方面的信息獲取的能力(比如國防、經濟、科技等方面信息的獲取能力),跟信息資源的儲備利用與保護能力,跟國際競爭能力都成正相關。因此現在任何國際交往談判以及國際利益的爭取與維護,都需要有語言能力的支撐。如今國際間的激烈競爭也包含著語言人才的競爭,語言技術的競爭,乃至語言意識、語言規劃的競爭。許多發達國家都已經從戰略的高度來對待語言問題,出台有關語言的政策法規。

現在語言也已經成為重要的經濟資源。目前出現了一個熱門術語叫「語言經濟服務」。現在中國的語言產業也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群體,大致可以分為九大類業態:語言培訓、語言翻譯、語言出版行業、語言文字的康復行業、語言測試行業,語言創意行業,語言藝術行業、語言會展行業,語言文字信息處理行業。而語言產業可以直接為國家創造可觀的產業產值。2020年發佈的中國語言服務行業發展報告顯示,2019年,中國含有語言服務的在營企業40餘萬(403095)家,語言服務為主營業務的在營企業8928家,總產值為384億元,年均增長3.2%。2020年的語言服務產值受疫情影響有所下降,但也達到366.25億元。

報告中還透露,全球的語言服務產值也都一直保持著上升的趨勢。2019年的總產值就達到496億美元,全球的服務行業過去11年並平均年增長率為7.76%。

在這一次我們國家扶貧當中語言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再談語言研究的目的、任務

語言研究的目的任務有四:其一是要考察並描寫清楚共時的、歷時的語言的面貌,解決好「是什麼」的問題;其二是要在考察描寫的基礎上,對種種語言現象做出儘可能科學、合理的解釋,解決好「為什麼」的問題;其三是要為語言應用服務,科學研究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應用,語言研究也不例外;其四是要進行理論建設,因為描寫也好,解釋也好,應用也好,都需要建立一套理論,這樣才能更好地指導我們的語言研究和語言實踐。現在從事語言研究的學者專家都向這四個方面努力。

關於語言研究理論的重要性,這裏可以舉些例子。

喬姆斯基於1957年出版了《句法結構》一書,這本書開創了進一步探索人類語言機制和人類語言共性、個性的新天地。以喬姆斯基為代表的轉換生成學派有如下的基本觀點:孩子生而擁有一個內在語言裝置,家人不斷跟他說話,就激活了這個語言裝置,孩子從而逐步學會了說話。這是對結構主義的「刺激—反應」的「白板」說的否定。人類語言有六千余種,彼此千差萬別,但所遵循的原則是相同的,差異是由參數造成的。這就是喬姆斯基所提出的著名的「原則與參數」理論。

這裏我想講一個插曲,有一次我們到韓國訪問,聚餐時有一位非語言學專業的朋友請我解釋一下喬姆斯基的「原則與參數」理論。我沒有從學術上正面跟他講解這一理論。我向服務員要了一些正方形的餐巾紙,給在座的每人一張。然後我請大家按我的號令辦——我發四個號令:對摺,再對摺,再對摺,撕掉一個角。然後要求大家把紙展開。大家都遵守四個號令,這就是共同的原則,但每人最後展示的紙的形狀五花八門。因為每一步怎麼做沒具體規定,都可以有所不同。這就是參數的差異造成的。語言也是如此,六千多種語言遵循的原則是一樣的,譬如說,一個及物性謂語動詞,一定會有施事、動作、受事,這是原則。但這三個成分怎麼安排,怎麼體現,不同的語言可能就不一樣。比如說我們漢語是「施—動—受」,韓國語則是「施—受—動」。這就是參數差異。

喬姆斯基《句法結構》

喬姆斯基還有另一個重要理論——「經濟原則」,即表面看任何語言都有無數的句子結構,其實都是通過一定的規則由少量的基礎結構轉化而成的,人在使用語言時力求經濟。轉換生成學派還認為一切規則都是內在的,與語言之外的東西無關,這個觀點是不符合實際的,也引發學界對它的批判。

喬姆斯基的理論對語言研究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除了喬姆斯基為代表的轉換生成學派,功能語言學派和認知語言學派也相繼產生,從而形成形式、功能、認知三大學派鼎足而立的局面。

這三大派的語言觀不一樣,研究的切入點和研究的期望值不一樣。功能語言學認為,語言是交際工具,研究語言就是要從交際的角度出發,語言的變異也是因為交際的需要,語言研究的成果要能服務於交際。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跟客觀世界不是直接對應的,人首先感知客觀世界,然後在認知域里逐步形成概念和概念結構、概念框架,再投射到外部語言,因此,不能認為說出來的話就是客觀現實;同時對於種種語言現象要注意從認知的角度去做出解釋。形式、功能和認知,表面看來不一樣,實際上是互補的。在科學領域里,任何一種可取的理論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只能解決一定範圍里的問題,只能解釋一定範圍里的現象,超出了這個範圍就無能為力了。理論方法的局限不等於缺點,在科學領域里不存在可以包打天下的理論方法。客觀世界本身太複雜,只能在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礎上不斷研究探索,不斷發展新的理論方法,以便一步一步認識它。

我的老師朱德熙先生的論著在全國語言學界影響非常大。朱先生核心的貢獻是他吃透了結構主義的精華。結構主義是講形式,但朱先生強調形式和意義的結合。他說:「語法研究發展到今天,如果光注意形式而不注意意義,只能是廢話;如果光注意意義而不注意形式,只能是胡扯。」從形式切入研究,必須要找到意義上的根據;從意義切入研究,一定要找到形式上的表現。這一看法闡明了語言研究中「形式和意義相結合」的理念。朱先生自己身體力行,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真正體現「形式和意義相結合」的研究成果,諸如《語法講義》和一系列研究論文。正是在朱先生的指引、帶領下,漢語語法學界在漢語語法研究中越來越注意「形式和意義的結合」。

青年學者一定不要忽視結構主義。掌握好結構主義的一套理論方法,是語言學工作者、語言教師的基本功。我常常跟學生說,你們不能死記硬背,要知道為什麼這個詞是形容詞,那個詞是動詞。同樣,拿出一個句法結構來,要知道是主謂還是動賓還是動補?學習、掌握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理論方法,就能應對自如。對語言的描寫,主要靠結構主義那一套,目前還未見到出現新的、有效的用來分析、描寫語言的理論方法。形式派、功能派和認知派的理論方法,主要是用來對語言現象進行解釋。

朱德熙《語法講義》

語言研究有無窮樂趣

一般人們都覺得研究語言不如研究文學有意思,因為大家對語言不太了解,可對於文學,只要接觸過文學作品,大家幾乎百分之百都了解。

其實我原先也是這樣想的,我1955年考大學,進入了北大中文系,就是衝著文學來的。中文系新生入學不分文學和語言專業,直到二年級結束才分開。一開始幾乎沒有人報漢語專業,因為那個時候大家都對語言不很了解,而且北大中文系一般都是想搞文學創作與研究的。經過動員,我進入了漢語專業學習。後來畢業我留校,進入現代漢語教研室,從事現代漢語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以後,我體會到研究語言別有一番樂趣。

先舉一個語音方面的例子。

有一位留學生來問,漢語里「好想你」這三個字都是上聲字,應該怎麼變調。大家都知道漢語普通話有四個聲調,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其中特別是上聲常常會變調,也叫三聲變調。三聲變調一般規律是:如果上聲後面跟的音節是個陰平、陽平或去聲,比如小車、小時、小麥。小是個上聲字,那麼這個上聲會變成半上聲。如果上聲後面跟另一個上聲音節,那麼第一個上聲就變為陽平,比如說小狗,勇敢,雨傘,第一個上聲就變成陽平。

那麼如果三個上聲字放在一起,變調情況則跟它內部結構的構造層次有關。如果是1+2 結構,譬如「好—雨傘」、「很—勇敢」,由於中間的上聲字「雨/勇」先變為陽平,所以最前面的上聲字就變為半上。如果它是2+1結構,比如「展覽—館」、「也許—有」 ,那麼第一個上聲字「展/也」就變為陽平。中間那個字「覽/許」讀陽平,我想大家很容易理解。而「好想你」,既可以按照狀語和中心語的偏正結構理解為1+2的「好+想你」,也可以按動賓關係理解為2+1的「好想+你」,這不同的組合方式,就造成了兩種念法。

再舉一個詞彙方面的例子。

法國留學生提問,「突然」和「忽然」 詞性一樣嗎?這兩個詞意思差不多,而且都能作狀語。好多外國學生以為這兩個詞都是副詞,甚至有少數漢語老師也認為它們只是風格色彩有差異,其實它們很不一樣。

它們在用法上明顯不同,屬於不同詞類。「突然」屬於形容詞;「忽然」屬於副詞,只能做狀語。比如說「突然」可以做謂語中心——「這個事情很突然」,你就不能說「這件事很忽然」。「突然」能夠做賓語——「大家都感到突然」,「突然」做「感到」的賓語,但我們不能說「大家都感到忽然」。「這一場大雨來得突然」,「突然」做「補語,我們不能說「這一場大雨來得忽然」。「突然」能夠受「很」「不」的修飾,比如「很突然」「並不突然」,就不能說「很忽然」「並不忽然」。

顯然,「突然」就是形容詞,副詞,「忽然」就是副詞,因為它只能做狀語。其實做狀語的時候,它們也有細微的差別。例如:「你注意,當你走到舞台中央的時候,要突然轉身」,這個時候用「忽然」代替就不行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漢語裏面並不是只要能做狀語就是副詞,朱德熙先生的《語法講義》說得很清楚,漢語里只能做狀語的詞才是副詞,類似「突然」「忽然」的還有其他的同義詞。比如「經常」和「常常」,「偶然」跟「偶爾」,「湊巧」和「恰巧」。「經常」「偶然」「湊巧」是形容詞,「常常」「偶爾」「恰巧」是副詞。意思上看著差不多,但是一比較就發現它們用法明顯不同,詞性也不一樣。

最後舉一些語法方面的例子。

限於篇幅只介紹一下馬真教授1980年代初所做的一項研究成果——並列複句中「也」到底表示什麼語法意義?起什麼作用?

1980年代初,她接受了給漢語專業高年級學生開設「現代漢語虛詞研究」的專題課。在備課、閱讀過程中她發現,當時幾乎所有的辭書、講解虛詞的書以及現代漢語教材,都認為出現在並列複句、遞進複句、轉折複句、條件複句、假設複句等複句里的「也」,分別表示並列關係、遞進關係、轉折關係、條件關係、假設關係。

複句中的「也」

馬真教授懷疑,副詞「也」用在不同的複句中,真能表示那麼多不同的語法意義嗎?於是她搜集了大量用「也」的各類複句。首先從剖析並列複句里的「也」入手。她在語料中選用了這樣一個用「也」的並列複句:

例一:他吃了一個蘋果,我也吃了一個蘋果。

為證實懷疑,她就將這個例子跟下面抽掉了「也」的例二進行比較:

例二:他吃了一個蘋果,我吃了一個蘋果。

例二和例一在學界都公認是並列複句,因為它們都是把兩件事並列起來說的。這說明,一個複句是不是並列複句,不取決於副詞「也」。

那麼例一里的「也」到底起什麼作用呢?經過比較分析,兩個並列複句在表達上確實有差異。例二沒用副詞「也」,只是客觀地將「他吃了一個蘋果」和「我吃了一個蘋果」兩件事並列起來說,除此之外沒有別的特殊的意味。例一用了副詞「也」,句子明顯含有後者與前者「類同」的意思。

她得到了「也」表示類同的初步結論,但她想:有沒有可能那「也」起著「增強並列關係」的作用呢?她決定進一步加以驗證——對「類同」說證實,對「並列關係」說證偽。

第一個驗證是,如果並列複句的兩個分句所說的兩件事情或兩種情況,毫無類同之處,能不能用「也」?比如下面這樣的複句:例三:「約翰是美國人,柯彼得是德國人」。例四:「妹妹在哭,弟弟在笑」。驗證表明,前後沒有類同關係,句中絕對不能用副詞「也」。我們絕對不說:「約翰是美國人,柯彼得也是德國人。」「妹妹在哭,弟弟也在笑」。這再一次說明,副詞「也」在並列複句中不是起「增強並列關係」的作用,實際作用只是表示類同。第二個驗證是,如果所說的兩件事或兩種情況有類同關係,是否一定用「也」?驗證表明,用不用「也」取決於語境,取決於是否需要強調二者類同。馬真教授採用同樣的對比分析手段,逐一分析了其他各類複句中的「也」的實際作用,無一例外都只表示「類同」。

馬真教授更從理論高度提出了這樣一條虛詞研究必須遵守的原則:在虛詞研究中,切忌把虛詞所在的句子格式所具有的語法意義硬歸到這個虛詞身上。這一條在漢語法學界得到認可,並且很有影響。

我想,科學研究的樂趣就在於此,在技能前沿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去探究,不斷有所前進。任何領域的科學研究都是以已知求未知,都貴在探索和創新。當我們在研究當中發現新的事實,當我們用詳實的客觀事實、用嚴密的邏輯推理修正甚至完全糾正前人的某種說法的時候,當我們提出一種新的更有解釋力的分析理論和方法的時候,就會產生辛勤勞動後豐收的喜悅,就會覺得搞研究饒有趣味,搞語言研究饒有趣味。

(編者注:北京大學出版社也推出《四海文心:我與北大中文系》訪談集。為回顧北大中文系的發展變遷,重溫幾代學人的故事,北大中文系策劃了中文學人系列主題專訪「我與中文系」,並將訪談文字集結成《四海文心:我與北大中文系》。此次參與專訪的38位學人,有白髮滿鬢仍心系學科的老先生,也有忙碌在講台與書桌之間的中青年教師。陸儉明、馬真夫婦的訪談也以《國家的需要就是我們志願》為題,收入《四海文心:我與北大中文系》一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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