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祁觀 |敗走阿富汗(三):笨蛋,問題是戰略!

「笨蛋!問題是經濟!」1992年,年輕的柯林頓用這句簡單有力的政治口號將老布希這位成功且有功的戰爭總統拉下馬。

公平地說,老布希任內的海灣戰爭恰恰有著美國、美軍在阿富汗所缺少的東西——戰略。對於小布希、奧巴馬、川普、拜登這四任六屆政府而言,「笨蛋,問題是戰略!」可作為一貫的註腳。此四人和他們官員、將軍們自然不是笨蛋,但在貧瘠彪悍的阿富汗,這場本質上是政治、思想甚至文化的戰爭,戰略的錯位始終存在。

早在2009年,阿富汗局勢滑向失序、美國的戰略設計與貫徹都有問題,便已成為美國軍、情部門的共識。這也直接促成了奧巴馬對「麥克里斯特爾計劃」的支持,也就是向阿富汗增兵3萬人,調整「輕足印」政策。但為時已晚。2011年,美軍重新降低駐軍規模;2014年,北約部隊正式結束在阿作戰任務;2015年,美軍再次轉回「輕足印」。

這之後的「輕足印」與小布希政府時期有所不同。空中力量的使用被進一步限制,僅可用於消滅重點「基地」組織成員、向阿富汗政府軍提供近距離空中支援,並為北約部隊提供空中掩護。在進攻性行動中,空中力量的使用被禁止。這一交戰規則的改變,成為之後幾年美軍中高層不滿的重點之一——「輕足印」的成功取決於快速、高效的攻勢行動,而這又嚴重依賴空中力量的使用。被打了折扣的「輕足印」無疑是糟糕選擇,而戰場僵局也成為2015年之後美軍能夠確保的最好局面。

「反叛亂」的功與過

談論美軍在阿富汗的20年,所謂「反叛亂」(COIN)戰略是繞不開的一個點。一種觀點認為,美軍沒有做到「反叛亂」作戰所需要的調整——就像彼得雷烏斯在伊拉克所做的那樣,是它在阿富汗戰略層面行動低效、無效的原因。

在2013年《我們如何在伊拉克獲得了勝利》中,彼得雷烏斯寫道,「如果我們要顯著減少暴力襲擊,便必須與當地人生活在一起,才能保障他們的安全,除此之外別無他法,特別是在那些暴力最嚴重的地區」。美軍在伊拉克的定位調整,在很有限的程度上試圖填補「政治工作隊」的缺位,大兵走近當地人,而不是像在阿富汗那樣始終待在堅固設防的營地里。

無論我們怎樣評價彼得雷烏斯,或怎樣看待他在2006年所主導編寫「以人為中心」的陸軍「反叛亂」野戰手冊FM 3-24,這種「嵌入」本地居民的路線對於美軍來說都是很不尋常的。當然,「嵌入」也只是彼得雷烏斯多項策略中的一部分,他將其路線稱為「全面政軍作戰計劃」。支持者認為這是在戰略、政治和心理層面唯一可行的「反叛亂」路線,而批評者則認為它造成了太多的美軍傷亡,混淆了戰略與戰術,浪費了美軍的寶貴資源。

2009年隨著美軍的注意力轉向阿富汗,特戰老兵和反恐專家麥克里斯特爾受命在帝國墳場上續寫「反叛亂」奇蹟。那時,麥克里斯特爾剛剛打殘伊拉克的「基地」組織,自信有能力制服塔利班,讓阿富汗民眾樹立起對新政府的信心。在一份備忘錄中,他鼓勵聯軍將「反叛亂」行動視為「贏得人民支持」的方式和「一場競賽」,而目標是「影響(當地)人民在選擇支持哪方時真切和務實的考慮和計算」。

麥克里斯特爾認為,美國必須能夠提供更有說服力的替代政治方案,削弱所謂「叛亂」分子的(政治、宗教)論點。而美國(西方)需要通過言語和行動傳達新的觀點,讓當地人知曉美國、美軍有能力且承諾保護和支持他們。但是很顯然,這一奇蹟沒有上演。美軍在阿富汗的做法也遠非麥克里斯特爾構想的那樣——試圖爭取民心、民意的宏大敘事並未落實,美軍動員國內人類學和社會科學學者在中東地區所做的接觸「實驗」失敗,飽受爭議的「人文地形系統」也未獲成功。

對於「反叛亂」的功過,專家們爭論不休。即便是肯定彼得雷烏斯路線的,對於他在伊拉克的成功也有不同的解釋,比如有人認為是戰鬥本身的消耗,而非增兵和策略調整結束了伊拉克內亂。而那些完全看不上彼得雷烏斯的,則將之後「伊斯蘭國」的崛起、伊朗在伊拉克的滲透視為這一戰略失敗的力證。

但無論如何,美軍在伊拉克還是做了不少改變的嘗試。而這種嘗試在阿富汗變得十分困難——阿富汗地處內陸、山地為主,所謂「叛亂」分子不像伊拉克那樣聚集在城市地區。阿富汗大部分人口從事農牧業,生活在山區;塔利班興起於山區,也活動於山區。首都喀布爾之所以在一定時間內可保長期無戰事,並不是因為它無懈可擊,而是因為這裏本就不是交鋒的焦點。

很快美軍就放棄了走近阿富汗人的嘗試,繼續強調遠程、精確、定點打擊。這樣一來,這場本質上是政治戰的戰爭就很難取勝了,雖然「反叛亂」的路線本身也很可能是徒勞的,終究不會贏得阿富汗人的支持。

消滅基地組織、推翻塔利班政權後,在阿美軍也曾被賦予新的任務,包括協助建立政府官僚機構、組建新的武裝力量,甚至是指導當地人使用新的農業技術和設備。但新任務與美軍的組織和能力並不匹配,與當時的作戰目標更是南轅北轍——這一時期的作戰依然需要美軍以快節奏、高效率的行動抓捕和消滅敵方重點目標,而政權建設卻要他們把重心轉向為阿富汗民眾提供安全保障,不僅從軍事上,還要在政治和經濟上介入,這顯然不是在阿執行小規模、特戰、遠程精確打擊的美軍所能辦到的。

新任務稀釋了各方面的資源,加上阿富汗也未在早期得到像在伊拉克那樣的兵力保障,美軍為了實現軍事目標,有時不得不與阿富汗地方勢力合作,而這些勢力在政權建設方面又往往起到反作用。

總之,美軍經過近二十 年的試錯與繼續犯錯,在駐阿後期把「反叛亂」戰略徹底束之高閣,重新撿起最擅長的「輕足印」,炸、炸、炸!

大兵的無奈

戰略層面的失調,在一線美軍看來是再明顯不過的——對於他們中絕大多數人來說,在使命尚未完成的情況下撤軍是對前線犧牲的一種背叛。

英國詩人阿爾弗雷德·丁尼生勛爵有一首著名的《輕騎兵的衝鋒》,描寫了1854年克里米亞戰爭巴拉克拉瓦戰役中一次經典的錯誤指揮,600多名英國輕騎兵沖向優勢俄軍炮兵陣地,「『前進,輕騎兵!』有沒有哪個驚慌失措?雖然無人退縮,但戰士們知道有人犯了大錯。他們的職責不是抗命,他們的職責不是辯駁,他們的職責是行動和犧牲。」

在某種程度上,駐阿美軍無望的作戰正與此相類似——雖然美軍總體力量佔優,但從未擁有足夠的兵力去展開更適宜的戰場行動。和峽谷中的英軍輕騎一樣,他們在戰術上並沒有完全失敗,但在更高層面的指揮和目標上卻一塌糊塗。在駐阿老兵們看來,戰略層面的愚蠢終究使他們用血汗換來的作戰成果付之東流了。

2001年底,在最初的軍事任務完成後,美軍的戰術目標和節奏依然保持著連貫和清晰性,但戰略目標卻開始游移飄忽,最終也無法明確,就好像「球門」總在移動,結果20年也未踢入制勝一球。

在「輕足印」下,前線特戰隊員的戰術任務簡單明了,就是對高價值目標進行「清除」。但是,如果沿著指揮鏈條往上走,作戰意圖便開始模糊不清,往往在戰鬥的關鍵節點,會出現自上而下的新作戰要求。

對於一線官兵來說,最直觀的感受便是地面部隊出戰任務增多、飛行部隊任務架次增加,卻沒有統一連貫的統籌計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缺啥補啥、添油了事。所有人都被超過原定計劃的任務和部署時間徒勞地透支。

當然,還有一個因素——這場戰爭對於許許多多的一線美軍而言僅只是一份工作。對於很多特戰隊員來說,在原定半年左右的部署周期基礎上,逾期2-3周的部署便會引發事後很大不滿。結束部署之後,他們沒有二戰後在時代廣場擁吻姑娘的勝利喜悅,也沒有越戰之後靈魂的解脫與無盡空虛,只有一種近乎麻木的、像城市打工人一樣的「終於,打卡下班」。

我的一位陸戰隊朋友,曾三次部署阿富汗,後兩次僅僅是為了貼補家用。對於他們來說,為誰而戰、為何而戰都沒有什麼大義來支撐,在前方是為了自己和袍澤,回頭看後方是為了家人和朋友,僅此而已。民主、自由與他們無關,阿富汗百姓與他們無關,美國的全球地位也與他們無關。

被遺忘的戰爭

1991年2月28日,海灣戰爭結束。2021年8月30日,美國完成從阿富汗的撤軍。如果從戰略角度對比兩場戰爭,一個結論或者說教訓便是:明確的指揮和目標定位很重要,卻太容易被遺忘。

海灣戰爭時期,美國擁有一位有自知之明的戰時總統,他為美軍劃定的政治和戰略使命是可實現的。那時的美軍高級將領們,如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上將、空軍霍納上將、海軍陸戰隊布默上將、海軍亞瑟上將、陸軍約索克中將,都有過越戰經驗。越南讓美國人學會了謙遜和慎重,經歷了越戰並在海灣戰爭中成為決策者的這一代人,知道什麼是不該做的。他們或許並不總是清楚在何時該做什麼,但在更為審慎和務實的決策過程中,他們能夠逐漸找到答案。

但這些政治和戰略經驗,很快淹沒在戰術和技術迭代所帶來的樂觀情緒當中。在十余年後的阿富汗,美軍的目標從未清晰,目標與戰略從未匹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海灣戰爭已經被遺忘。以廣義的網路中心戰、空中優勢、遠程精確打擊、特種作戰為代表的作戰方式,的確換取了美軍在戰術層面迅速、低傷亡的成功,但阿富汗戰場卻一再證明:一支信息充沛卻分散稀疏的部隊,無法適應一場敵人混雜入平民、低技術低成本兵器卻可不斷造成殺傷的戰爭。

戰爭的最終決定因素是人。這不僅僅因為人是技術與兵器的使用者,其主觀能動性和對戰場的適應性左右著戰爭的進程;也意味著基本的人數保障和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是必要的,即便這些還不構成取得最終勝利的充分條件。

在阿富汗的20年,美軍一直試圖摧毀對面堅定和頑強的敵人。或許,他們能學到一點,就是——讓對手在單純武力下屈服,根本算不上什麼戰略。無論人們對彼得雷烏斯與麥克里斯特爾做何評價,他們至少在一個問題上是正確的,那便是無法通過暴力來實現和平。

在美國捲起袖子叫囂所謂大國軍事競爭的當下,阿富汗戰爭是否會成為又一場被遺忘的戰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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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祁昊天,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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