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為人母是女人一生中的巨大危機

【編者按】

初為人母,對女性意味著什麼?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作為女性和母親意味著什麼?生育,不僅是自然事件,更被我們的文化所定義。

英國社會學家安·奧克利以犀利的眼光與一個個追問,探討生育議題。她將被男權政治與專業人士所定義的「生育」的闡釋權,交還女性。1970年代,她採訪了66位女性,以她們的口述為主,記錄初為人母的真實感受。奧克利根據這些女性的真實故事,探討了包括懷孕的心路歷程、真實的分娩經歷、產後抑鬱、養育日常、家庭中的勞動分工、經驗教訓等在內的話題。本文摘編自該書前言,澎湃新聞經南京大學出版社授權發佈。

1974年,我開始從事一項聽起來還頗為高端的學術研究——「成為母親:初次分娩的社會和醫療問題」。研究計劃為期三年,樣本是初次懷孕的女性,主旨是希望揭露並闡明現代社會中成為母親會帶來的問題。

我對這一話題的興趣想來是源自我之前從事的「家庭主婦對家務所持的態度」的研究。我開始注意到,無論女性把家務事和其他工作分得再清,成為母親之後,她就自然而然也成了家庭主婦。50年前,甚至20年前,女性為了婚姻捨棄工作,現在她們在初次懷孕時依然要放棄工作。女性成為母親的時刻,正是她第一次意識到「在我們目前的社會中作為女性會意味著什麼」這一完整現實。成為母親,隨之而來的是成堆的家務活——照顧孩子、保持孩子身體與衣服整潔、備上可口的飯菜。逐漸地,這些工作就與柴米油鹽醬醋茶不可分割。這是女人一生中的巨大危機,自此就沒有回頭路。自20世紀50年代起,關於性別平等理論在實際生活中如何發揮作用的例證不斷積累,其確切地展示了:女性在家庭之外可以獲得的工作機會,很受是否有小孩影響。這樣的例子很多。

由此,我選擇深入研究處於這一人生階段的女性,藉助過來人的經驗捕捉、描述,並探索懷孕分娩。我對成為母親的每個方面都充滿了研究熱情:生活方式的改變——放棄工作,待業在家,與世隔絕或是結交新朋友;再到婚姻、母子關係、生產時的醫療管理帶來的影響等。我想表達的是,成為母親並不僅僅是某個女人的重要事件,更是全體女性歷史上的里程碑。

我是女權主義者、社會學者,也是孩子母親。在有孩子之前,我不算是女權主義者;我成為社會學學者,也是想從生孩子之後面臨的種種問題中逃脫出來。我的第一個孩子1967年出生,那時我22歲,已經本科畢業,做過各種小的研究,還寫了尚未發表的兩篇小說。我當時認為,成為母親是我作為女人的天職。兒子16個月大時,我的大女兒也出生了。兩個孩子都是那麼可愛,他倆的到來,我喜悅之情難以言表。但接下來的日子就不可避免地被洗尿布、吃藥等煩心事罩上了陰霾,我意識到這不是我夢想的快樂家庭生活。我很沮喪,也很壓抑。我常常感覺很疲憊,且與世隔絕,我恨我丈夫如此自由自在,而我的人生彷彿到了頭。吃那些藥片並沒有讓我適應母親角色。20世紀60年代末,人們還不能接受女性公開表達自己的不滿。後來我終於醒悟(我都想不起來怎麼明白過來的),或許我可以,也應該去做點別的事情。我開始投身於我的博士論文,和家庭主婦研究。幾乎同時,我在我的研究領域認識兩名女性,她們在建立一個女性自由的組織。加入她們之後,我開始明白,我個人的內心衝突,實際上是工業化現代社會所有女性繼承的共有遺產。

幾年之後,我才意識到生育本身的重要意義。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分娩過程中的醫療干預迅速發展,逐漸被公眾熟知。對家庭生活中諸多問題的研究,也愈發聚焦於早期母子關係上。基於常識,我覺得母職的開端是至關重要的,分娩會對日後整個母親生涯都有影響。閱讀有關生育的人類學記錄,並將其與工業化社會中的現實生育進行比較,我不由得感慨成為母親已然成了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啊!生孩子是一段醫療旅程。由於越來越少的人在自己成為父母之前接觸過分娩或者寶寶,這兩者已然成了謎。回顧過去,我可以看到這一切如何適用於我自己的案例。我所有的生產知識都來自書本,在我兒子出生之前,我幾乎沒見過,更別提抱過嬰兒了。我曾以為孩子是人類的快樂源泉,但我沒有意識到這得有一個大前提:首先你要將孩子哄開心了,而這可能意味著連續幾個月的不眠之夜和自顧不暇。我曾將生育想像成充滿強烈喜悅與成就感的時光,它將自動抵消徹骨疼痛。但當我回憶起初次生育時,那時的自己只是個情緒消極的病人,萎靡不振,孤單又恐懼,只覺得難逃宿命,全無掌控人生的成就感。他的降生不太像是我的成就,更像是其他人的。我一點也感受不到那種喜悅,嬰兒床里的小嬰兒更像是一個危險的陌生小人,而我看起來就像是維多利亞時代小說裏面色蒼白的婦人,耗盡了最後一絲氣力,而我這還算是 「正常」的。幾個月過去,我還是不能完全理解之前所經歷的,我僅能指出的錯誤:不熟悉的人在陌生的環境中生活通常會面臨的問題,以及丈夫不能在旁看著孩子出生這個愚蠢規定。我生孩子時還沒意識到,與此同時,我擁有另一重身份——母親,因而在這樣一場我人生的重頭戲中,我並不是中心人物。兒子出生之後茁壯成長,但我過了好久才從我們的親密關係中消除他出生帶來的障礙。

我心裏清楚自己不能再承受一次醫院分娩了——主要是作為孕婦會有的情緒,產科醫生根本就不能感同身受,他們只關心是否存在生命危險。我趕上了最後一波在家分娩的潮流,1968年,我在家裡生下了一個女兒。與第一次分娩相比這隻算是件小事,當時對我來說,在家分娩是極為正確的選擇。女兒剛生下來的時候,我也沒有立即滋生多大的愛意,但我很快和她建立了很舒服的關係,也沒有像第一次時那樣,因為要與她分離而感受到強烈的痛苦。

在做生育研究的同時有了孩子,這可以說是標準的社會學和醫學上的笑話。在早些年的研究中,我帶著一個秒錶和一個筆記本追蹤一位醫生,他說「我打賭你還會再生一個孩子的,估計這項研究你也弄不完」。確實是個挑戰:女人沒法左手事業右手孩子,只能二者選一。生下女兒9年之後,我又生下了第三個孩子,當時形勢所迫,我只能在醫院進行生產。但那是我唯一一次全程沒有用藥物,完全依靠我的知識儲備和堅定信念的生育經歷,我感覺自己在「指點江山」,掌控全局。我從來沒有觀摩過一次自然分娩或是參加過放鬆課程(只因為我太懶惰);但我也不得不承認(噩夢般的發現),生孩子真的很痛,這是事實。但也不至於過分痛苦,畢竟最終孩子的出生就是對母親莫大的安慰。

當然了,我個人的經歷並不能作為權威定義,生孩子的方式有很多。關鍵在於,不論一個社會學者聲稱自己多麼 「科學」,學術研究課題都會與研究者的生活有著緊密聯繫,個人的經歷也是著作和研究課題的靈感來源。顯然,我們可以為出一本書或是做一個課題尋找出各種各樣的其他理由,從而更容易通過委員會的審批,並出版作品,但這些理由並不能完全解釋它們為何存在。在這項研究過程中,曾經有段時間,我開始搞不清自己的角色——研究者、孕婦、母親、女權主義者、觀察員等。有時這會讓我很困擾,但也是件好事,因為這實際上表明:我們總是會人為地為自己設定界限。但事實上,人類經驗往往不像我們希望的那樣井井有條、區分清晰。

在我開始採訪懷孕媽媽之前,我在採集樣本的那家倫敦醫院做了6個月的觀察員。我想弄明白婦產科醫院中的流程,尤其是醫患之間的交流情況。本書使用的數據主要來自對66名第一胎預產期在1975—1976年的女性的採訪。因為當時逐漸不流行在家分娩,想要比較在家分娩和在醫院分娩不太現實,單是想要觀察在家分娩都很難實現。我選擇預約在同一家醫院分娩的女性作為樣本,這樣就不用再去比較不同醫院的操作,而這很可能會混淆研究的核心問題——我希望通過這個課題描繪出所有女性初為人母的經歷。

這些女性分娩時年齡在19—32歲。我希望觀察到社會上大多數女性的初次分娩情況。在英國,女性平均在25歲時有第一個孩子,在美國平均年齡則是22歲。樣本中的女性出生於英國、愛爾蘭、北美地區,我沒有選擇少數族群樣本,因為據已有研究顯示,不同文化群體對於生育的態度不同,光是比較這個,就足以單獨做另一項完整的研究了。以丈夫的職業作為劃分依據,根據常規的社會學指標,採訪中64%的女性是中產階級,36%是工人階級。若以女性自身的職業作為劃分依據,91%是中產階級,9%為工人階級。有2/3的「中產階級」母親處在社會層級Ⅲ非體力勞動的工作崗位,高於全國人口中中產階級比例。這也反映出那家醫院病人的人口模式。第一次訪談時,11%為未婚女性;直到上一次採訪,7%的女性仍未結婚。我認為沒有理由排除未婚母親,原因在於,1976年英國9%的嬰兒、1975年美國14%的嬰兒都是未婚媽媽所生。當我在接下來的幾章中提及「丈夫」「妻子」「婚姻」這類詞時,我知道可能會給未婚媽媽們帶來無形的傷害,但我真心希望她們能原諒我。

《初為人母》這本書描繪了20世紀70年代末,在一個工業化大城市中初為人母的體驗。本書從女性視角來談為人父母。也有一章從男性角度來談;書中也有男性對女性回答的評論補充。但主要還是採訪女性:女性在描述自己經歷時,父親/丈夫的角色在多數情況下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最為關鍵的是,女性的身體、身份、生活方式上所發生的一切改變,父親或多或少有所參與、有所支持,但是他們並非處於核心位置。從這一角度或是其他來看,這本書立場強硬:它明確展現真實情況,而非人們所希望的那樣。

有些讀者可能會覺得本書對為人母的描述過於暗淡壓抑,並沒有真實記錄很多女性從生孩子、照顧孩子中獲得的滿足感。我也嘗試過展現更積極的一面,但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壞消息才是最好的消息:幸福因其單調枯燥從來不會上頭條。所以這樣來看,本書有意將這一圖景設計得暗黑一些。受訪中很多女性說,她們當時受到誤導,以為生孩子小菜一碟,生育就是鋪滿玫瑰的幸福溫床。她們覺得,如果對即將面臨的情況能有更清晰的認知,其實會更好。我圍繞這一結論構建了這本書,或許某種程度上放大了它,不過這樣才會更加令人印象深刻。這一洞察本身是真實的——是來自受訪者,並不是我隨意編造出來的,不過確實也說出了我1967年初為人母時的感受。

《初為人母》,[英]安·奧克利著,王瀛晨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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