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解讀!為何高質量發展是多重約束下的最優解?劉鶴這樣闡釋

  作 者丨周瀟梟

  編 輯丨張星

  圖 源丨圖蟲

  1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必須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署名文章。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強調,必須實現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高質量發展,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劉鶴撰文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需要,必須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相統一。

  高質量發展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是宏觀經濟穩定性增強的發展、要把培育有核心競爭力的優秀企業作為各類經濟政策的重要出發點、是創新驅動的發展、要堅持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是生態優先綠色發展。

  劉鶴的文章還談及高質量發展的動力和保障,強調要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深化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始終堅持改革開放、始終堅持「兩個毫不動搖」。

  高質量發展是多重約束下的最優解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劉鶴指出,不平衡不充分本質上是發展質量不高。在經濟體系中,我們有些領域已經接近現代化了,有些還是半現代化的,有些則是很低效和過時的。現階段,中國生產函數正在發生變化,經濟發展的要素條件、組合方式、配置效率發生改變,面臨的硬約束明顯增多,資源環境的約束越來越接近上限,碳達峰碳中和成為中國中長期發展的重要框架,高質量發展和科技創新成為多重約束下求最優解的過程。

  2020年中國GDP突破100萬億元,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14億中國人民人均GDP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形成擁有全球最多中等收入群體的超大市場。

  不過,中國經濟增速從過去9%左右的高速增長,逐步回落至現階段6%左右的增速。尤其是過去的十 年間,中國經歷了增速換擋期,從2011年9.6%的GDP增速,逐漸回落至2019年的6%。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世界經濟復甦乏力、持續低迷,外部需求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弱化。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5-59歲)進入下降階段,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漸減弱。更多新興經濟體加快了工業化步伐,利用其勞動力低成本優勢吸納製造業投資,加劇了世界市場競爭。中國市場需求結構加快升級,但國內供給側還不能很好滿足需求結構這一變化,導致越來越多的高端需求轉向海外市場。內外部條件的變化,使得中國原有增長模式越來越受到制約,迫切需要推進高質量發展。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張永軍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生產函數就是有關生產要素投入和產出的函數。中國從高速發展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後,勞動力不像過去那麼充裕,部分工廠面臨招工難題,機器(資本)替代勞動的現象增多;資源消耗量增大,部分能源、資源品對外依存度提高;如果沿用過去那種先污染後治理的生產方式,後續環境治理成本很高;原來依靠技術引進來提升產業水平,現在一些領域遭到了發達國家的技術封鎖,這些都要求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增加產出效益,對要素投入比例會發生影響,也就影響到生產函數的形式和參數。

  紮實促進共同富裕

  《決議》提出,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劉鶴指出,中國經濟的新增長點、新動力蘊含在解決好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突出問題中,產生於人力資本質量提高的過程中。高質量發展就是要回歸發展的本源,實現最大多數人的社會效用最大化。

  進入新發展階段,黨中央把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位置上。

  劉鶴指出,我們必須堅持通過推動高質量發展、通過共同艱苦奮鬥促進共同富裕,必須最為廣泛有效調動全社會積極性能動性,提升全社會人力資本質量和專業技能,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不搞平均主義,不搞殺富濟貧、殺富致貧,避免掉入福利主義陷阱,通過14億多人共同努力,一起邁入現代化。

  人民群眾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要解決這些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也需要更加重視發展質量。

  2020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22萬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2.75萬元。

  按照國內「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萬到50萬元人民幣的人群」的標準來評估中等收入群體,目前中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在4億人。

  中等收入群體的崛起,以及中國消費升級的推進,帶來了可觀的市場需求。

  不過,中國居民整體收入提升的背景下,收入差距過大依然是突出的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報告指出,初步預計到2025年中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將超過5.6億人,國內消費市場將超過美國,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將成為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優勢,並增大中國迴旋空間。但同時,也要警惕中國的基尼係數,持續推動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今年以來,中央圍繞紮實促進共同富裕的部署增多,像浙江還出台了共同富裕示範區實施方案,國家發改委正在研究制定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要,旨在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

  增強宏觀經濟穩定性

  防範化解各種重大風險

  《決議》提出,完善宏觀經濟治理,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增強宏觀政策自主性。

  劉鶴指出,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經濟充滿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宏觀穩定成為稀缺的資源。高質量發展要更加註重從供給側發力,通過優化經濟結構提升經濟穩定性。宏觀經濟是一個不可中斷的連續進程,要始終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要持續抓好落實,尤其要針對經濟波動,做好宏觀政策跨周期設計和逆周期調節,加強預期管理。

  劉鶴還指出,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是風險易發高發的時期,要堅持底線思維,防範化解各種重大風險特別是系統性風險,著力用高質量發展來從根本上防範化解各類風險,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長期均衡。

  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宏觀政策研究室主任馮煦明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宏觀穩定為稀缺資源,一是橫向比較相對於全球環境而言的,疫情以來多數國家宏觀經濟波動明顯加大,相較而言,中國宏觀經濟的表現則較為穩定。二是從時間縱向來看,當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時,某些導致原本隱藏在水面之下的風險可能加速暴露,加大了維護宏觀經濟穩定的難度。

  馮煦明進一步指出,當前經濟金融領域需要關注的突出風險點主要在於如下幾個領域:

  一是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風險,部分關鍵零部件和核心技術亟待攻關,避免斷供和卡脖子風險。

  二是部分房地產企業出現流動性風險乃至信用風險,而一些三四線城市和縣城區域房地產市場銷售和投資降溫可能引發尾部風險。

  三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顯著推升實體經濟尤其是中下遊 行業運行成本。

  四是地方隱性債務風險和少數中小銀行風險,部分地區與行業融資接續面臨困難。

  此外,未來一段時期,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的外部衝擊可能對國際金融市場和新興國家產生外溢風險。

  張永軍表示,宏觀經濟運行大起大落,不如平穩發展來得效率高。如果經濟出現衰退,會造成資源閑置浪費;如果經濟增長過快,超過了潛在增長能力,也會造成效率損失。需要關注的風險包括,公共衛生風險、極端氣候變化、地緣政治、金融風險等。當前各國金融市場聯繫緊密,很多國家債務率比較高,金融風險問題突出。

  科技創新是發展問題,更是生存問題

  《決議》指出,堅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劉鶴指出,創新驅動是高質量發展的一個定義性特徵,高質量發展就是創新作為第一動力的發展,只有創新驅動才能推動中國經濟從外延式擴張上升為內涵式發展。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由於世情國情發生深刻變化,科技創新對中國來說不僅是發展問題,更是生存問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於能否實現由要素投入驅動向技術創新驅動的跨越。

  張永軍表示,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要實現產業的升級換代,一定要培育規模足夠大、技術水平高、附加值高的產業,這樣才能推動經濟總量、人均GDP、居民收入等繼續上台階。產業升級換代,關鍵在於科技創新。原來我們可以通過引進、消化國外技術,來推動產業升級。但隨著中國技術水平的提升,加上部分發達國家對中國關鍵技術的圍堵增強,中國要更加註重自主創新,實現科技自立自強。

  「如果跨越不了中等收入陷阱,根據其他國家發展的先例來看,經濟長期處於中等收入階段甚至出現下降,社會矛盾容易激化,要想取得進一步發展的難度會加大,像阿根廷、巴西都是典型的例子。當前中國產業規模已經很大,在全球佔比很高,一些行業甚至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要切實解決國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需要把蛋糕做大,關鍵在提升科技水平和產業層級」,張永軍指出。

  要推進高質量發展和科技創新,需要富有競爭力的市場主體。劉鶴指出,高質量發展必須把培育有核心競爭力的優秀企業,作為各類經濟政策的重要出發點,真正打牢高標準市場體系的微觀基礎。

  當前,中國大企業存在大而不強的問題,雖然近兩年中國位列世界500強的企業數量連續居於全球首位,但主要依賴規模,創新引領力、國際競爭力與世界一流水平還存在差距。數量龐大的小企業活力強,但存在市場競爭力弱、升級能力不足的現象。

  劉鶴指出,國有企業要不斷深化改革,高效公平地參與市場競爭。大量民營企業要向「專精特新」方向發展,把敢於冒險的企業家精神和公司治理的規範性統一起來。外資企業對實現高質量發展非常重要,要鼓勵引進更具競爭力的產品、技術和服務,在更高水平競爭中創造價值、實現互利共贏。

  要充分釋放市場主體活力、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劉鶴指出,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相輔相成,是培育吸引全球一流要素和高質量微觀主體的基礎性制度要求,必須通盤推動,構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推動生產生活方式全面綠色低碳轉型

  《決議》指出,要更加自覺地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極端天氣增多,引發各界對氣候問題的關注,中國和美國攜手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中國對外莊嚴承諾,2030年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

  劉鶴指出,實現高質量發展,要在碳達峰碳中和框架下,逐步和有序實現中國生產生活方式全面綠色低碳轉型,這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要堅持系統觀念,統籌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工作,按照「全國統籌、節約優先、雙輪驅動、內外暢通、防範風險」的原則,先立後破,處理好發展和減排、整體和局部、短期和中長期的關係。要完善綠色低碳政策和市場體系,充分發揮市場機制激勵約束作用。深入研究中國現階段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下,如何實現綠色低碳發展。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表示,綠色轉型應該是「新的不來、舊的不去」,也就是中央反覆強調的「先立後破」,這對連續性要求很高,過程中一定要遵循綠色轉型規律和市場規律。減碳不能運動式。要實現雙碳目標,核心在於用綠色技術替代傳統技術,要減少碳排放,而不是降低生產速度和減少生產能力,更不是在不具備綠色技術供給的情況下人為打亂正常供求秩序。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發現,不少機構預測,2030年中國能順利實現碳達峰,但2060年實現碳中和仍需多加努力。

  中銀國際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長曹遠征團隊表示,隨著中國重化工進程進入中後期,服務業佔比逐漸提高,能源和電力彈性係數下降。隨著2035年GDP翻一番,能源和電力也將翻一番,增長部分可以由清潔能源來滿足,預計2028年中國有望實現碳達峰。

  雖然今年氣候大會關於1.5的溫升目標共識增多,但各國圍繞碳中和的溫控目標仍有爭議。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祝寶良表示,要實現2060年碳中和目標,大概的情景分析就是介於溫升控制在1.5度和2度之間。實現這一目標,是需要極大的努力,也需要技術上有重大的突破。需要充分發揮碳排放權市場和能源市場的作用,通過價格信號引導資源配置、促進競爭、推動技術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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