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維鴻:需要對全球經濟滯脹未雨綢繆

  原標題:許維鴻:需要對全球經濟滯脹未雨綢繆

  「增長顯著放緩+高通貨膨脹」組合,是後疫情時代全球經濟必然面臨的挑戰。對於及時控制疫情、主動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的中國,也需要未雨綢繆。

圖源 外媒

  先說說通貨膨脹。客觀說,以美國為代表的歐美髮達國家的中央銀行,直到今天依然還幻想著後疫情時代的通貨膨脹是「暫時的」。這與一些經濟學家對美聯儲關於通貨膨脹的提醒,形成鮮明對比。加上巴西、印度、土耳其等發展中國家的通脹水平接連「爆表」,全球範圍內的通脹風險化解,還得等到2022年。

  再說說經濟增速。全球復甦的步伐突然減速,恐怕更是出乎美聯儲的預料。常識性的經濟規律一直在起作用,只不過美聯儲的目光只盯著美國當權者和富人的需求:為了對抗全球性的疫情,各國都被迫祭出經濟刺激計劃,而這些「超常規」印刷的鈔票和政府財政赤字,只是暫時性維持住了經濟沒有「斷崖式下跌」。其紅利和財富卻大多流向權貴資本家,加劇全球的貧富差距;全球的大多數人在疫情中實際收入下降,如果他們都因此沒有了消費能力,後疫情時代的經濟復甦怎麼可能持續呢?

  當然,站在世界大多數經濟體的角度,這一輪全球經濟滯脹並非災難性的,也不宜與上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滯脹進行類比。但站在美國的角度,歐美財經媒體頻繁回顧70年代的能源危機以及之後長達十多年的股票和債券市場熊市,更多是對未來經濟前景的擔憂。美國10月的CPI 季調後同比增速6.2%,遠超預期的5.9%和上月的5.4%,是1990年以來最高增幅;核心CPI季調後同比為4.6%,達30年來歷史最高;加上美國股市的估值水平也在歷史最高水平、美國國債收益率則處於歷史最低水平,似乎一切都在按照40年前的劇本在推演:投資機構擔憂美元資產在2022年「股債雙殺」。

  這種擔憂是有道理的,而且面臨金融危機威脅的不只是美國。2021年最後一個季度,土耳其為首的諸多發展中經濟體遭遇全球滯脹預期打擊,正在經歷「股債匯三殺」。匯率從9月底的1美元兌8土耳其里拉,短短一個半月就突破1美元兌12土耳其里拉的水平,十 年國債收益率已然高企超20%。未來一旦外匯儲備耗盡,政府豈不需要呼籲國民拿出黃金共渡難關?

  土耳其面臨的國家金融風險,雖然有其地緣政治的特殊因素,但這在G20國家中絕非個例。南非、俄Rose、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國的通貨膨脹率都已超過5%,個別國家甚至超過10%,這也讓這些新興國家的中央銀行把基準利率不斷提高到近20年的最高水平。

  全球性的通貨膨脹預警,終於讓越來越多的美聯儲官員承認,美國本土的通貨膨脹還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22日,現任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獲得拜登的連任提名,也讓市場猜測他的第二個任期將「由鴿轉鷹」,加速美元的貨幣政策收縮進程。其實,美聯儲並非只有「鷹」與「鴿」兩種選擇,它可以採取結構性寬鬆態度,一方面繼續政治正確地購買美國國債和開發性金融債券;另一方面,加速提高名義基準利率,以維持美元實際利率儘快走出負利率陰影,進而對抗通脹。

  可見,一旦認清通脹風險,美聯儲明年必然加快加息步伐,美國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很可能將面臨類似上世紀70年代全球滯脹的背景,新興市場國家則面臨類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資本迴流美國的風險,需要IMF時刻準備四處救火。當然,不同於70年代的是,這一次滯脹的主要誘因還是短期的新冠疫情,而不是深刻持續的能源危機,畢竟今天的美國有能力通過釋放本國能源儲備和產能,防止全球原油價格失控。

  對於中國,雖然在2021年下半年似乎也面臨滯脹的風險,但背後的邏輯跟美國完全不同。中國後疫情經濟復甦減速,主要原因是對房地產泡沫風險的去槓桿,以及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企業環保成本的上升。中國面臨的通脹壓力,則是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輸入型通脹,表徵就是由製造業成本PPI向居民消費CPI傳導的過程。

  好在今年對中國CPI影響頗大的「豬周期」處於歷史低位,豬肉價格低迷極大減緩了對CPI的衝擊。通過筆者近期對生豬產業的調研,豬肉價格由於產業自身因素導致的價格低迷將至少持續到2022年二季度,甚至是三季度,農業部門有充足時間進行逆周期調節,將「豬周期」熨平,以防止明年的通脹水平失控。

  值得注意的是,新興市場國家重蹈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風險,將是2022年最大的潛在系統性風險,其中很多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夥伴國家,也是中國未來外貿增長的潛力地區。因此,如何深化「一帶一路」倡議宗旨,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帶動貿易、貿易帶動金融貨幣合作、尋求IMF等國際金融機構合作,共同協助相關國家順利度過後疫情時代的短期滯脹,實現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雙贏。這既是2022年中國經濟的挑戰,更是機遇。(作者是甬興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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