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標碩望,領袖群賢:劉伯明的事功與影響

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的靈魂

1923年11月24日,劉伯明因腦膜炎去世後,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在《學衡》第26期上撰寫了《劉伯明先生事略》。九年後,中央大學教授柳詒徵、張其昀、繆鳳林、倪尚達主編的《國風半月刊》第9期(1932年11月24日)為劉伯明出版了紀念專號。主要悼念文章有《悼先夫伯明先生》(劉芬資)、《悼先兄伯明先生》(劉經邦)、《九年後之回憶》(梅光迪)、《憶劉師伯明》(胡煥庸)、《中國今日救亡所需之新文化運動》(胡先驌)、《學風——為紀念劉伯明先生作》(劉國鈞)、《〈四十二章經〉跋》(湯用彤)、《劉先生論西洋文化》(繆鳳林)、《教育家之精神修養》(張其昀)、《劉伯明先生逝世紀念日》(張其昀)、《劉伯明先生事略》(郭秉文)。其中《九年後之回憶》是遠在美國教書的梅光迪專門為好友寫的紀念文章。

劉伯明
《國風》半月刊劉伯明先生紀念號

學生時代

劉伯明名經庶,字伯明,1887年生,南京人。從南京匯文書院畢業後,劉伯明留學日本,任中國留學生青年會幹事,與章太炎及同盟會成員均有交往。一度師從章太炎學習「說文」及「諸子」,故國學有較好的根基。辛亥革命以後,步入官場的同盟會朋友勸劉伯明到外交界供職,劉伯明拒絕了,他選擇到美國繼續留學。劉伯明入西北大學研究院學習哲學和教育學。在西北大學的四年間,劉伯明每年暑假都要到附近的大學聽課。1913年暑假,梅光迪自威斯康辛大學轉學到西北大學時,劉伯明正好到附近的芝加哥大學「暑假學校」學習希臘文、梵文。秋天開學,梅、劉得以相識,並成為朋友。梅光迪說:「來年暑假,余訪伯明於芝加哥大學,則蟄居鬥室,終日習德意志文。酷暑之中,使人心緒煩懣,坐立不寧,少年尤然,余見伯明之靜坐讀書,意態蕭然,猶一服清涼散也。」

劉伯明在西北大學有三年得獎學金,他省吃儉用,而「室中哲學書籍,幾奪去其桌椅床榻之地,除上課外,終日枯坐一室。在普通輕浮好動之美國人視之,似一東亞病夫之現身。抑知乃西北研究院中之第一高材生乎」。劉伯明的哲學導師為勞衛爾,師生兩人的學術品性十分相似。劉伯明的碩士論文是《華人心志論》,博士論文為《老子哲學研究》。這些學位論文雖是研究中國文化,但他對西洋文化的淵源也十分用心,對希臘文化精神中崇尚理智、美感和希伯來文化精神中崇尚宗教、道德的學說精髓也有精當的了解。這是他回國後在大學講授西洋哲學的文化基礎和學術功力所在。

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的事功

劉伯明歸國後,原匯文書院已於1910年改製為金陵大學。金陵大學校長包文聘他為國文部主任。同時南京高師校長江謙延攬他為倫理學、哲學、語言學教授。1919年,郭秉文任南京高師校長後,劉伯明辭去金陵大學的教職,改任南京高師訓育主任及文理科主任。1921年,南京高師改製為東南大學後,於校中設校長辦公處,劉伯明為副主任兼文理科主任、行政委員會主任、介紹部主任、哲學教授。形成了郭秉文理外(與政府的官員周旋、應酬,以求經費和發展),劉伯明主內的局面。劉伯明自然也就成了東南大學的「魁宿」。所以有張其昀的「全校主要負責者是劉伯明先生」和「隱然為全校重心所寄」之說。

教學、著作和繁重的事務性工作壓力,使劉伯明患胃病和失眠症。1923年暑假,他在酷暑中主持「暑期學校」,初秋又到湖南講學。超負荷的工作,極度的勞累,使他原本消瘦的身體,積勞成疾,11月24日因腦膜炎不治身亡。

劉伯明使東南大學從多個方面走上了大學的軌道,同時又以自己的人格魅力,群聚了一批學界精英,並領袖群賢,促成《學衡》雜誌的創辦。由於他的道德、學問受人敬重,因此也就贏得了「南雍祭酒,純粹君子」的殊譽。張其昀在《「南高」之精神》一文中說劉伯明對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的影響最大。他說:「作者求學時期亦可謂南高之全盛時代。本篇想要說明南高所給予我們,究竟是些什麼?若舍枝葉而求根本,便是南高的精神,而不限於某部某科。當年『高標碩望,領袖群賢』的人物,是哲學教授劉伯明先生。」具體的如南高學生陳訓慈所說:「劉師於傳授知識之外,獨重人格之感化。實際主持校務,為全校重心所寄,綜一生精力,悉瘁於南高之充實與擴展。倡導學風,針砭時局,尤為時論所推重。」

劉伯明為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留下了四種精神遺產:學者之精神、學校之精神、自治之精神、自強之精神。其中他提倡的「學者之精神,應注重自得」,注意潛修,深自韜晦,以待學問之成。樹立節操,不可同流合污。他所謂的「學校之精神」的實質,是要求學校的性質應與公民之精神相同,「即對於地方之歷史現狀,有自負之精神是也」。他強調的「自治之精神」,就是國人自覺地對於政治及社會生活負責任。「自強之精神」是對人格、品性和儀錶的要求,除個人基本的自信、判斷能力、莊重、溫良外,還要求儀錶堂堂正正。這是對人全面發展的要求,也是一個大學應具有的綜合的精神空間。

同時,劉伯明對教育問題,最具有批評的精神。他尤其反對狹義的「職業主義」,對計功求效,缺乏人性人情的機械生活,深表不滿。認為這樣一來人的精神世界就會枯萎,實用的機械主義會使人失去自主獨立的精神。張其昀特彆強調說,劉伯明這是「力持人文主義,以救今之倡實用主義者之弊」。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舍一景

朋友的感念

在東南大學,劉伯明撐起一片藍天,同時,他又是一棵可以讓鳳凰棲身的梧桐。劉伯明去世,讓許多人痛心疾首,東南大學也失去了最堅實的精神支柱和最務實的領導人,《學衡》在東南大學的實際力量也自動瓦解。

《學衡》是反對胡適及新文化運動的。劉伯明去世後,胡適送來「鞠躬盡瘁而死,肝膽照人如生」的輓聯以表達對朋友的敬意和哀悼。《學衡》靈魂人物吳宓有一特長的輓聯:

以道德入政治,先目的後定方法。不違吾素,允稱端人。幾載綰學校中樞,苦矣當遺大投艱之任。開誠心,布公道,納忠諫,務遠圖。處內外怨毒謗毀所集聚,致抱鬱沉沉入骨之疾。世路多崎嶇,何至厄才若是。固知成仁者必無憾,君獲安樂,搔首叩天道茫茫。痛當前,只留得老母孤孀凄涼對泣。

合學問與事功,有理想並期實行。強為所難,斯真苦志。平居念天下安危,毅然效東林復社之規。辟瞽說,放淫辭,正民彝,固邦本。擷中西禮教學術之菁華,以立氓蚩蚩成德之基。大業初發軔,遽爾撒手獨歸。雖雲後死者皆有責,我愧疏庸,忍淚對鐘山兀兀。問今後,更何人高標碩望領袖群賢。

《學衡》雜誌

郭秉文認為劉伯明是「外和而內嚴,意有不可,力持不為群說所動。其在學校,諄諄教學者以植身行己,樹立節操,不可同流合污。學者化其人格,多心悅誠服」。

梅光迪認為回憶劉伯明的意義在於張揚他那種「以其學術與事功合一」,「以其實行人格化之教育」的美德和人格力量。同時,作為摯友,梅光迪也毫不保留地指出劉伯明的缺點。

作為學生的張其昀在文章中說:南高時代,常有全體師生集會,以為精神上陶冶,其地點即在今日的我校最大的教室——紀念老師的伯明堂。劉先生每次演說,必縱論學風。他強調古來學風,最重節操,大師宿儒,其立身行己,靡不措意以斯。他特別看重的是修養與學風的關係。他說:「學校既為研究學術培養人格之所,一切權威,應基於學問道德。事功雖為人格之表現,然亦應辨其動機之是否高潔,以定其價值之高下。」東南大學改制後的數年之間,校長郭秉文先生奔走不遑,而劉先生為全校重心所寄。上溯江源,下窮嶺海,四方學子,聞風來集,皆信服劉先生之精神,而相與優遊浸漬於其間。「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而先生以勞瘁逝世,學校遽失重心。

張其昀同時指出:自南京高師成立以來,北大、南高隱然為中國高等教育之兩大重鎮。時人有北大重革新,南高重保守之語,其說蓋起於胡適之,劉先生嘗聞此言,根本上加以否定。先生謂真正之學者,當有自由之心。「吾人生於科學昌明之世,苟冀為學者,必於科學有適當之訓練而後可。所謂科學精神:其最要者曰唯真是求,凡搜集證據,考核事實皆是也。唯真是求,故其心最自由,不主故常。蓋所謂自由之心,實古今新理髮現之條件也。」因此,張其昀進一步強調:「大學教授的責任有兩種:一是學術的傳授;一是人格的感化。」

原東南大學哲學教授,此時任教於北京大學的湯用彤回憶說:「劉伯明先生以恕待人,以誠持己。日常以敦品勵行教學者,不屑以詭異新奇之論,繁蕪瑣細之言,駭俗以自眩。居恆談希臘文化,並曾釋老子。蓋實有得於中正清凈之真諦者,用是未嘗齒及考證。一日忽以《四十二章經》版本之原委相詢。」因此他特作《四十二章經》跋來紀念劉先生。

繆鳳林跟隨劉伯明最為密切,並為老師的講義整理者,他在《劉先生論西洋文化》一文中說:「先生於西方文化,惟取其對於人生有永久之貢獻,而又足以補吾之缺者。與時人主以淺薄之西化代替中國文化者迥異。」他是試圖將雅典市民自由貢獻之共和精神,希臘學者窮理致知、不計功利之科學精神,基督教之仁博之愛,及中國文化之人道人倫之精髓,和力求融和無間之態度,拿來用於滿足人類最高意欲之要求,而又可以相互調和,相互補救。

圖書館學專家劉國鈞(衡如)在回顧劉伯明論學風的文章後指出:思想的混亂和淺薄恐怕是現在學風的最大缺點。醫治這種毛病,自然最好莫過於論理的思想,科學的方法,和養成對於無論什麼事都要求充足證據的習慣。「我們注重知識的增進,但我們更注意人格的修養」。有理想和適當的方法,同時更需要堅毅不拔的精神。總之,要使國家能重興,民族能得救,必定要從養成誠樸篤實、艱苦卓絕的學風起步。

植物學家胡先驌,以他特有的人文情懷,借紀念劉伯明寫了《今日救亡所需之新文化運動》,并力主孔子學說。最後他強調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之要圖,為一種較五四運動更新而與之南轅北轍的新文化運動。要想弘揚和維護我民族生存至四千年之久的精神,必須身體力行和發揚光大孔子學說。

劉伯明的實際影響,不只是在東南大學和將《學衡》引為同調的文化保守勢力當中。新文化的領袖人物胡適敬重他,周作人也注意到他的一些言論。周作人曾對他發表在《學衡》第2期上的《再論學者之精神》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在1922年3月12日《晨報副鐫》上發表的評介趙元任翻譯加樂爾的《阿麗思漫遊奇境記》一文中特別提到劉伯明。周作人說:「劉伯明先生在《學衡》第二期上攻擊毫無人性人情的『化學化』的學者,我很是同意。我相信對於精神的中毒,空想——體會與同情之母——的文學正是一服對症的解藥。」

由於忙於校務,劉伯明並沒有寫出有分量學術專著,劉伯明的簡明哲學著作是在中華書局出版的。其中兩冊都是講義,由他的學生繆鳳林記錄整理,先在《民國日報·覺悟》和《時事新報·學燈》上連載一部分。《西洋古代中世哲學史大綱》、《近代西洋哲學史大綱》和他翻譯杜威的《思維術》被列入「新文化叢書」。其中《西洋古代中世哲學史大綱》、《近代西洋哲學史大綱》署名為劉伯明講,繆鳳林述。劉伯明散見於報刊的多篇文章未能收集刊印,如1919年11月5日《太平洋》第2卷第1號上的《人生觀》就不曾為「學衡派」同人或劉氏門生提及。他在文中強調「健全之人生觀,必基本於精神之我,有精神之我,而後有個性有人格之可言。欲發展個性,必以一己之精神,貫注於人群,而後其精神滔滔汩汩,長流於人間,永不止息,隨社會上進化而俱長。此之所謂自我實現,此之謂化小我為大我,此之謂靈魂不滅」。此說與胡適之說是一致的。另有《東西洋人生觀之比較》,刊1920年6月4日《民國日報·覺悟》。《文學之要素》、《關於美之幾種學說》,分別刊《學藝》第2卷第2、8號。

劉伯明在《學衡》雜誌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

(本文摘自沈衛威著《「學衡派」譜系:歷史與敘事》,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佈,原文註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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