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立陶宛「降級」后,中國還要做好哪些預案

2021年8月10日,北京,立陶宛駐華大使館。人民視覺  資料圖

  由於立陶宛政府無視中國政府一再警告,執意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強烈損害中國主權權益,中方於11月21日宣布將中立兩國外交關係降級為代辦級。

  2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回答「中方是否有同立陶宛斷交的打算」的提問時進一步表示,「接下來大家最應該關心的是立陶宛究竟是要一條道走到黑,還是糾正錯誤,亡羊補牢。」而在回應歐盟委員會發言人所謂立陶宛允許台灣設立代表處未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言論時,趙立堅指出,歐方有關言論罔顧事實,也顯然背棄了1975年中歐建交時,歐方對中方的承諾,「歐方理應言而有信,而不是出爾反爾」,並敦促立方和歐方真正恪守「一個中國」原則,以切實行動履行自身在涉台問題上所做政治承諾。趙立堅最後強調,如果有人認為台灣是一張可以打、很好打的牌,認為可以通過它損害中國的利益,那是徹底打錯了算盤。

  在中方「降級」與立陶宛外交關係後,是否還會有國家想打台灣牌,「立台代表處事件」的漣漪是否仍會繼續擴散?這些後續影響,以及中方對此的下一步應對值得繼續關注。而此次對立陶宛的反制或許也能成為一個契機,使中國外交得以建立應對此類事件的機制,以更好地預判、管控、應對危機。

  復旦大學的幾位歐洲研究學者圍繞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下文即是此次討論的主要觀點。

  專家簡介(以姓氏拼音排名):

  簡軍波:復旦大學中歐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員;馬斌:復旦大學俄Rose中亞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彭重周: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後;嚴少華:復旦大學中歐關係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員;姚旭: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員;張曉通: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研究員;

  「立台代表處事件」在歐盟及全球層面的影響

  張曉通:立陶宛問題的本質是中歐關係,本質是歐盟能否繼續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之所以中方採取了「步步為營」的做法,實際上也是給歐盟一個時間窗口,希望歐盟能夠發揮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協調作用,規勸立陶宛懸崖勒馬,不要在台灣問題上一條道走到黑。中歐關係的基礎是歐盟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在國家承認這類主權問題上,歐盟無法統攝成員國。這恰恰會給中歐關係帶來巨大負面影響:一方面,立陶宛在台灣問題上「我行我素」歐盟管不了;另一方面,一旦中國為了懲戒立陶宛而與其斷交,歐盟卻要買單。一旦中國與立陶宛斷交,歐盟方面今後就無法協調一個統一的對華政策,中歐經貿關係也無法再向前發展,中歐雙邊投資協定因為需要成員國批准,將可能遭到立陶宛的阻撓。

  中國在處理「立台代表處事件」時留有餘地,是給歐盟留出時間在內部進行一定的協調,敦促立陶宛迷途知返。要推動在歐盟層面形成一種正確的輿論壓力,讓歐盟各個成員國意識到「立台代表處事件」雖然是發生在單個國家的事件,但是最終會侵蝕整個27個成員國對華關係的健康肌體,從而導致中歐關係出現重大倒退。

  從中國方面來講,對立陶宛和對整個歐盟的動作,宜採取漸進的、層層加碼的方式,要做好在出現重大危機時刻對於危機的整體管控。中歐關係的這次危機,可能對未來中歐關係的長遠發展是有好處的。

  嚴少華:我們在看待立陶宛與台灣當局關係問題時,不能將視野局限於立陶宛這個國家和個案。除了意識形態與國內政治因素以外,立陶宛看似反常舉動的背後是台灣議題在整個歐盟內部的升溫。儘管內部暗流涌動,但對於如何推進與台灣當局的關係,歐盟還是有所顧忌。

  中國對這個問題的應對還應該通盤考慮,在對立陶宛實施單邊反制的同時,中國還是需要與歐盟共同致力於中歐合作大局。只要中歐關係大局往好的方向發展,歐洲炒作台灣議題的空間也就越來越小。馬斌:立陶宛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之舉不僅使中立關係受到影響,對中國還有以下幾方面影響:第一,產生示範效應。立陶宛堅稱其做法與歐盟其他國家類似,而且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再加上立陶宛在此過程中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持,因此,它為歐盟以及世界其他地區與立陶宛具有類似想法的國家提供了可以借鑒的「邊緣政策模板」。第二,損害中國形象。通過「堅持既定政策」和「承受預期損失」,立陶宛在國際社會將自己塑造為對抗強權的「受害者」,而中國作為該事件中實際的受害者,反而被描述為依靠強大實力對小國進行「迫害」的霸權。這對中國國家形象而言是一種巨大損失。

  第三,導致次生損失。由於北京冬奧會即將開幕,美國主導的「民主峰會」也將舉辦,因此,中國被迫採取的外交回應措施很可能被一部分國家和國際組織利用上述機會當成對中國施壓的藉口。

  如何杜絕有區域乃至全球影響力國家「玩火」

  姚旭:立陶宛在反華親台的道路上極速狂奔,在很多國內民眾看來難以理解,實質上源於三個原因。

  一是歷史上被瓜分的慘痛經歷形成的民族記憶,加之與蘇聯的離合,使立陶宛民眾對大國警惕,致力於構建新的「民主身份」。二是立陶宛內部政治力量變動,對華外交路線迅速改變。三是歐美積極站台。

  面對類似的外交挑釁,最重要的還不是直接打疼立陶宛,而是通過回擊來明確外交紅線,杜絕具有真正區域乃至全球影響力的國家抱有「玩火」的僥倖心理。

  彭重周:中國外交部宣布將與立陶宛的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這一決定體現了中國對立陶宛反制措施將遵循對等性原則。這也意味著在立陶宛不與台灣當局正式建立「邦交」的前提下,中國也不會對立陶宛採取斷交措施。立陶宛與中國之間的經濟政治關係並不緊密,因此中國的對等反制措施並不一定會改變立陶宛挑戰中方政治「紅線」的立場,但樹立對等性原則,可以將挑戰「一中」原則的後果清晰地展示出來。

  其次,「立台代表處事件」也不失為中國建立應對類似事件機制的契機。今後類似立陶宛這樣挑戰中國主權甚至「一中」原則的事件未來很有可能還會出現,有效應對類似事件不僅需要外交部採取外交手段,也需要聯合商務部等其他部委運用經濟手段和政治手段等多種手段,從多個層面對立陶宛施加壓力。然而,當前中國可以反制類似事件或者採取制裁措施的政策工具還比較缺乏。因此,中國可以利用「立台代表處事件」,在國務院層面聯合各個部委創建新的政策工具,並通過對立陶宛的反制和制裁將應對手段機制化。第三,對立陶宛的反制措施是治標,但還需要治本。所謂的「本」,就是對於類似危機的預判和管控機制的建立。立陶宛新一屆政府上台後,從退出中國-中東歐「17+1」合作機制,到向台灣地區運送新冠疫苗,再到最終挑戰「一個中國」紅線,中國現有機制,不論是「中國-中東歐合作」機制還是與歐盟的戰略夥伴關係,都未能在危機發生前有所預防。這凸顯了中國現有外交關係框架在危機處理方面的局限性。解決這一問題有兩個可能途徑,一是將已經建立的經濟夥伴關係中將經濟關係與中國關切的安全、政治議題挂鉤;二是在創建其他非經濟為重心的合作平台,將中國與相關國家納入氣候變化、反恐、移民、航海安全等多重合作框架中。利用復合的合作框架強化中國的對外關係。提升中國對外關係的危機管理水平,需要以上兩種途徑結合,更需要中國外交思維和實踐上的轉型。簡軍波:如今,從中國立場出發,有兩個問題需明確回答:第一,「立台代表處事件」有何實質影響?第二,中方除了將雙邊關係降為代辦級外,是否還要準備其他可能的應對手段?目前,中國要關注該事件的影響:1)這一事件是否會發生「示範效應」,鼓勵某些中東歐國家模仿立陶宛與台灣當局發生挑戰中國底線的互動;2)這一事件及中國應對措施是否會衝擊中歐關係。該事件是否最終帶來上述兩方面負面影響,都與中國採取措施的效果相關。在所有從相對溫和到最為嚴厲的措施光譜中,中國政府採取了將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在目前階段顯然是最合適的。以40年來首次對雙邊外交關係採取降級措施,一定程度上充分傳遞了中國防止該事件產生「示範效應」的意志,也為中國後續靈活處理對外關係留有餘地。從現實情況來看,很可能中國需在「降級」措施之外準備更多更嚴厲的政策工具。

  一是,

  立陶宛政府在執意和台灣當局走得更近時已做好完全斷絕與中國外交關係的準備,因此降級甚至斷交都可能不足以震懾該國政府改變現有立場。二是,降級措施若不能使立陶宛改變心意,某些中東歐國家可能從中獲得鼓勵,認為與台灣當局交往並挑釁中國大陸並不會獲得實質性懲罰。三是,

  中國現有措施可能也會讓歐盟和美國產生自己發展與台灣當局「實質」關係並在口頭聲稱「一中政策」是安全的這種錯覺。

  考慮到上述可能後果,中國需準備好採取進一步反制的預案。不過與立方斷交若非迫不得已不應輕易採用。無論如何,要真正將該事件負面衝擊限定在立陶宛和中立雙邊關係內,使之不擴散到兩國之外,在降級雙邊關係而不斷交(除非立陶宛主動實施)前提下,中國需採取精準且高壓式的反制才是最需準備的措施。從長遠利益考慮(不僅僅是針對立陶宛),中國的制裁措施應通過司法建設來達成,可考慮推動設立「損害中國國家安全反制裁法」。這種全國性法律而非商務部等各部委制定的負面清單等反制裁條例,對震懾在台灣等問題上肆意損害中國核心權益的國家、團體和個人才具有長久和深層次的威懾效果。

  「中歐觀察」是復旦大學的歐洲研究學者的專欄,立足中國本位,聚焦中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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