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心情」納入體檢篩查 讓青少年不再獨自承受抑鬱

原標題:把「心情」納入體檢篩查 讓青少年不再獨自承受抑鬱 來源:科技日報

將青少年抑鬱症篩查納入體檢,確實可以幫助做到 「早發現、早治療」。及早進行干預,也能讓青少年在和抑鬱症孤獨痛苦的對抗中,早些得到援手。

開學前一周的周末,高中生何琳(化名)對父母說:「能不能帶我看一下心理醫生。」

心情低落,長時間發獃,無原因流淚……她已經和這些癥狀交手了數月。當時,何琳得了急性胃炎。生理和心理的雙重痛苦,讓她終於決定求救。

經檢查,何琳確診了抑鬱症。

「我沒什麼感覺。爸媽有點驚訝,他們覺得我平時挺活潑的。」何琳回憶道。

前段時間,教育部在答覆政協《關於進一步落實青少年抑鬱症防治措施的提案》時指出,要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評估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對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給予重點關注。

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科副主任醫師沙莎告訴科技日報記者,根據流行病學調查,總體來說國內兒童抑鬱症時點患病率為1%—2%,青少年抑鬱症時點患病率為2%—8%。為提升兒童青少年抑鬱症檢出率,將抑鬱症篩查納入體檢,是覆蓋面最廣、可操作性較強的方式。

「孩子是很弱小的。」當了十幾年精神科醫生,沙莎接診過太多患抑鬱症的孩子,了解他們的無能為力、不由自主。「他們需要醫生,需要專業人士,保護他們,為他們發聲。」

小彆扭還是心理問題?看孩子是否能正常上學

大儒心理創始人、臨床心理學博士徐Kevin做過一些對中學生的心理評估。「我們不僅做測試,還一對一做訪談。我們發現,現在青少年抑鬱症發病率比例確實不低。」他說。

一個被經常報導的數字,是《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中給出的——2020年中國青少年的抑鬱檢出率為24.6%。

不過,抑鬱情緒並不等同於抑鬱症。沙莎說,抑鬱症的確診,需由受過專業訓練的、有精神科醫生執照的專科醫生做出。它不是字面意思上的「心情不好」,而是一種精神疾病。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此前發佈的《2021年世界兒童狀況》報告指出,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孩子們在心理上又額外承受了更多壓力。

從接診情況來看,沙莎也切實感到了疫情的影響。

隔離,居家學習,網路的過分使用,日夜顛倒……這些擾亂了青少年正常的生活節奏。成年人可能無法感同身受疫情對孩子心理的衝擊。外部環境的劇烈衝擊或隔離,可能讓孩子體會到更多的擔憂和恐懼。而青少年處在生理和心理雙重生長髮育階段,思維以及心理髮展的不均衡,可能會導致孩子無法準確表述自己的內在體驗,出現不同程度的情緒或行為問題,嚴重的還會陷入某種偏激狀態,很難自主走出。

「疫情對青少年抑鬱症的作用因素,還需要全社會的持續關注和研究。」沙莎說。

抑鬱症目前還是依據現象學診斷。徐Kevin介紹,抑鬱症有一些常見癥狀,如情緒低落、興趣減退、快感缺乏、行動遲緩、語速變慢、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減退等……若每天大部分時間處於這種狀態,且持續兩周以上,就需要引起注意。

媒體人張進曾在書中這樣描述他患抑鬱症時的感受——腦袋像灌了鉛,昏昏沉沉;胸口火燒火燎地難受;不想做任何事情,或者做任何事情都猶豫畏縮。

患有抑鬱症的青少年,同樣有類似癥狀。沙莎說,不過他們還有一個顯著區別於成年人的癥狀特點——煩躁。

「如果你問抑鬱症患兒為什麼會自殘自傷,很多人會說,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覺得很煩。」沙莎說。

那團叫人煩躁的、捉不住擺不脫的東西,壓在孩子心頭,流竄在他們體內。有時划傷自己,他們才覺得能釋放一些,能好受一點。

有些孩子會出現軀體上的癥狀,比如腹痛、頭痛。抑鬱症常見的表現是失眠、食慾減退,但有些青少年則表現為暴食、嗜睡等反向軀體癥狀。

他們的思考能力、注意力和記憶力也可能會下降。「有的孩子會感覺不到自己的情緒,感覺不到自己和環境的區別,覺得麻木和不真實。」沙莎說。

青少年在抑鬱中,還可能合並焦慮癥狀,容易感到緊張、害怕。

「特點多而且雜亂,合並症也很多。」沙莎介紹。所以,當一切初露端倪時,很難被察覺,也可能被誤讀。

何琳起病是在疫情期間。她一個人待在房間里上網課,其實並沒有聽進去,只是發獃、神遊。她不出門,不想動,父母也只是說一句,你怎麼變懶了?

孩子的變化,容易被當成叛逆期到了,被誤解成逃避學習的小花招。

其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標準——看孩子的社會功能是否遭到損害。更簡單來說,就是看他們是否還能正常完成學業,堅持上學。

厭學,是青少年抑鬱症患者普遍出現的癥狀。

徐Kevin說:「幾乎每天都有家長找到我,說孩子有一段時間不上學了,能不能給孩子做一下心理諮詢。」

不過,能將孩子厭學和心理問題關聯上的家長,已算是難得。對抑鬱症沒有認知的父母,面對不願上學的孩子,可能會變本加厲地斥責、批評,反而雪上加霜。

有問題的孩子背後,多是有問題的家庭

何琳並不知道自己發病的誘因是什麼。事實上,對於抑鬱症的病因,目前科學上並無定論。只能說,生物、心理和社會環境等因素,都與之有關。

從去年三四月份的某一天起,何琳就陷入到無法快樂起來的境地。

發獃時,一些過去的畫面在她腦海里重演。那已經是她上小學時的事情了。有一次,她拖拖拉拉沒做完作業,爸爸氣到踹東西、摔盆。乒乒乓乓,聲音砸在她心上。

年幼的何琳甚至無法和脾氣急躁的父親單獨相處。每次只要媽媽一出差,她就會發燒。

開始接受心理諮詢後,何琳才後知後覺地意識到,那個時候,她就已經受到了傷害。

從業二十多年的陳清是何琳的心理諮詢師。

他反覆向科技日報記者強調,要解決兒童、青少年心理問題,必須連同父母的問題一起解決。

「難點在於,很多父母不願意承認自己有問題。」陳清說。求助他的很多家庭,親子關係已經處於崩潰邊緣。孩子和父母的溝通幾乎中斷,甚至互為仇敵。

陳清見過太多焦慮的父母。情緒是會傳染的,孩子會承接來自父母的情緒並放大它。對成年人來說尚可忍受的焦慮,到了孩子這裏,可能會壓垮他。

陳清把心理比作一棵大樹。如果它根基良好,枝繁葉茂,就算哪天遭到狂風暴雨,可能被打落幾片樹葉,但等風停雨歇,它照樣能茁壯成長。但如果這棵樹本來就根基不穩,病病殃殃,一場雨,一陣風,就可能颳倒它。

根基,是從小打下的。孩子的心理健康狀態,與幼年成長階段家庭的照顧和關愛有較大關係。

「孩子對父母的情緒其實是很敏感的,他們能很清晰地感知到父母究竟愛不愛他。如果家長對孩子常常是強制管教,施以暴力,冷嘲熱諷,長此以往,孩子在家庭中會喪失安全感。」陳清說,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長出來的心理之樹,更有可能被挫折壓垮。

徐Kevin同樣表示,孩子抑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親子衝突。

親子衝突,其實源於兩代人之間的價值觀衝突。家長和孩子成長在不同年代,如果一味以自己的經驗來安排孩子,以自己的標準來要求孩子,無異於「刻舟求劍」。

徐Kevin講了一個讓他唏噓的案例。

孩子自殺未遂,父母求助於徐Kevin。一開始,徐Kevin沒找到什麼明顯問題。父母看起來非常關心孩子,為了照顧他,還提前退休,專心陪伴。

但這孩子總覺得絕望,覺得一切都「沒有意思」。

進一步了解後,孩子終於跟徐Kevin提起一個細節——我這麼大了,爸媽進我的房間前,都不會先敲門。

在徐Kevin的鼓勵下,孩子嘗試跟父母提出了「敲門」的要求,結果斷然遭到拒絕。大家一起當面溝通時,父母依然無法理解這一訴求:「這是我的家,我的孩子,我進自家房間怎麼還要敲門?在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爸媽進我房間,也從來不敲門啊。」

徐Kevin明白了,這麼小的事情,孩子都無法掌控,所以他覺得人生不是自己的,乾脆就不想要了。「父母對孩子已經是過度控制了。」徐Kevin說。

過分關注或者過分忽視,也是沙莎常看到的抑鬱症患兒家長的教養問題。

過分關注,是孩子出了一點點問題,有一點點脫離掌控,父母就十分緊張,擔心孩子誤入歧途或出危險。過分忽視,則是對孩子的疾病體驗不以為然,甚至覺得病是裝出來的。他們說孩子「嬌氣」「不勇敢」,說「別的孩子都沒事,怎麼就你有事」「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怎麼不像你這樣脆弱?」

除了父母不恰當的教養方式,抑鬱症陽性家族史、個人先天性格氣質、學業壓力、朋輩競爭、暴露在不適合自己年齡段的負面信息下或是長期患有慢性病,在生理上遭受痛苦等,都是抑鬱症發病的影響因素。

徐Kevin特別解釋了學業壓力。

「無論是家庭教育還是學校教育,我們一直把成績當成評價一個孩子的唯一標準。彷彿一個學生自尊的全部支撐,就是成績。」徐Kevin說,當成績成為唯一標準,孩子就會不斷遭遇挫敗。「他們會覺得,一旦我成績不好,我就沒有價值了,我就什麼都不行,就躺平了、癱倒了,當垃圾了。」

國家已經提出了「雙減」政策,減輕孩子過多過重不必要的學習負擔,從心理諮詢師的角度來看,徐Kevin直言這是「德政」。「我們要學會換位思考,尊重和理解孩子的壓力。哪怕一個成年人,如果他長期睡眠時間、遊戲和休閑時間得不到保證,長期處在過高的期待下,照樣會出問題,更何況是孩子?」

從篩查到治療,家校醫攜手,難熬的日子總會過去

將青少年抑鬱症篩查納入體檢,確實可以幫助做到「早發現、早治療」。及早進行干預,也能讓青少年在和抑鬱症孤獨痛苦的對抗中,早些得到援手。

「量表篩查是比較常規的方式。要選擇規範的、經過信度效度檢驗的適用於青少年人群的量表。為了保證重要信息不會遺漏,我們也會讓家長參與到調查中來。」沙莎說,抑鬱症量表會涉及多個維度的測量,如情緒、軀體、睡眠情況等相關因素,也會問到自殺的意念與行為。「從健康管理的角度,我們需要把已經有自殺想法的孩子標記出來,防範風險。但我們也要思考,怎麼在篩查時,讓這些問題以更可被接受的方式提出來。」

家校溝通也很重要。沙莎建議,做青少年抑鬱症篩查,盡量讓家長「知情同意」。學校告知家長篩查的內容和意義,如果家長有質疑和顧慮,學校可以聯合專業機構答疑解惑,在告知階段消除一些誤解。

「對篩查結果的應用,要注意保護青少年隱私。」徐Kevin提醒,心理健康狀態測評結果的知情範圍,應該控制在必要限度;教師也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心理學和精神衛生學知識,給孩子恰當程度的關心。「特別要明確的是,不要因為篩查結果對孩子產生歧視和偏見。否則,以後大家不會如實填寫量表了,篩查的作用也就削弱了。」徐Kevin強調。

篩查,是篩查孩子患有抑鬱症的可能性,提醒父母帶孩子就診。

別把抑鬱症看成絕症。它需要被重視,但也不要被它嚇倒。根據整體的數據,一半以上的抑鬱症患者是可以被治愈的。

沙莎說,對青少年心理問題,應進行的是綜合治療;要用藥,也要開展心理療愈;治療孩子,也要把家庭納入,對家長進行宣教和輔導。「最理想的情況,是由家庭、學校、心理治療師和精神科醫生組成聯盟,從用藥情況到心理治療情況再到日常生活情況,全方位地跟蹤關注患兒,並針對患兒的康復情況和康復策略進行密切溝通。」

當然,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與心理健康需求相比,中國的精神科醫生和有經驗的心理諮詢師數量都不足。

家長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幫孩子配合治療。

如果孩子需要用藥,要盡量做到足量足療程治療。

這是一場漫長的戰役。藥物的作用並非立竿見影,有時副作用會先於治療作用來到。家庭要成為孩子的後盾和支撐,幫孩子理解自己的處境和治療的必要性,提高孩子用藥的依從性。

「家長還要對自己的教養方式進行評估,看看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沙莎說,如果是過度控制,那就放鬆一點;如果是過度忽視,那就更關心一些。「不是不管孩子,而是帶著愛去支持,也帶著愛去限制。要讓愛在家庭中流動起來。」

當孩子病情穩定後,就可以複課復學。「學校要信任我們精神科醫生的診斷。」當醫生為孩子開出復學證明,就意味著經過審慎評估後,孩子已經可以重返校園。沙莎說,學校不必過分焦慮與擔憂,與家長保持溝通,給予患兒持續有效的關注即可。

此前在做心理治療時,陳清為何琳做了家庭關係修復。全家人一塊兒接受了心理諮詢,父親為曾經的暴脾氣向何琳道了歉。

「我給生病後爸爸媽媽的表現打9.9分。」何琳說,爸爸的改變尤為明顯,他脾氣收斂了許多,給了自己更多關心。1年多來,何琳能感到,父母在盡量讓她開心,也在儘力了解她。

現在,何琳身上的抑鬱症癥狀已經消失,她重新擁有了快樂的能力。

「我們不要把抑鬱症看得那麼重。」何琳想對跟曾經的她一樣處境的同齡人說,「用平常心對待,這些難熬的日子總會過去的。」

何琳喜歡跳舞,喜歡書法和畫畫,還想抽空學一門樂器。在最近的朋友圈裡,她為閨蜜送上生日祝福,吐槽作業,討論番劇,也發自己的照片和短影片。她展示著屬於她這個年紀的鮮活的青春,還有無限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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