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看上博②|書畫鑒定的「巨眼」,如何傳承

原標題:70年看上博②|書畫鑒定的「巨眼」,如何傳承 來源:澎湃新聞

作為一家海內外馳名的大型中國古代藝術博物館,上海博物館自1952年成立以來,一直堅持以收藏、保護、研究中國古代藝術為己任,且尤重文物研究與保護的傳承,七十 年傳承,文脈在茲。

澎湃新聞與上海博物館獨家合作推出的系列報導「70年看上博」,本期關注的是古代書畫鑒定與研究的傳承,這向上可追溯至謝稚柳等老一輩學者的鑒定「巨眼」,鍾銀蘭、單國霖則是上博培養的古書畫鑒定承先啟後的一輩專家,而上博年輕的書畫研究學者也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澎湃新聞·古代藝術》(www.thepaper.cn)近日專訪單國霖、凌利中兩任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主任,探尋上博書畫鑒定研究的傳承以及造就上博那些「現象級」書畫大展背後的內在原因。

上海博物館的歷代書畫收藏,素有江南半壁江山之說。其館藏102萬余件文物中,書畫類一級品數量占館藏文物一級品數量近一半,其書畫藏品質量之高,由此可見一斑,所藏畫史名品有唐代孫位《高逸圖》、王獻之《鴨頭丸帖》、懷素《苦筍帖》等。

唐孫位《高逸圖卷》(局部),上海博物館藏

古書畫鑒定小組在上博

「對於文物研究來說,一定要首先會看東西,然後才會寫文章。否則洋洋洒洒寫幾萬字論文,如果論據是錯的,那麼整篇文章都是不成立的。」這是德高望重的上海博物館原副館長汪慶正說過一句話。

這句影響上博幾代的話,不論放在書畫、陶瓷、青銅器等任意門類,都是相通的。鑒定可以說是博物館文物收藏、保護、研究和展示等一切工作的基礎。

上海博物館的書畫收藏經歷過幾次大規模的鑒定和復鑒,基本奠定了當前上博書畫館藏的鑒定評級格局。其中,對上博書畫收藏、鑒定影響巨大的無疑是謝稚柳先生。上世紀50年代,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下設文物鑒定委員會,上海一流的文博專家、學者及一些收藏家參加,定期召開會議,對徵集、收購的文物鑒定評級。謝稚柳先生先後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顧問、副主任等,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書畫珍品多數經其鑒定。

謝稚柳先生(右)

年已八旬的單國霖是上博原書畫部主任,退休多年的他一直牽掛著上博的書畫研究與策展。他對澎湃新聞介紹說,早在20世紀70年代,上海博物館書畫藏品中一級品的著錄工作就在謝稚柳先生的指導下完成。每件一級品藏目卡片上都有謝稚柳先生手寫的鑒定意見,這些用鋼筆寫就的文字,字很小,寫得規矩仔細,而今看來尤顯珍貴。之後又多次進行鑒定和復鑒工作,如2003年啟動二級品的復鑒,2010年開始三級品復鑒……在上博歷次大規模的書畫鑒定或復鑒過程中,影響重大且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當屬1985年至1986年,由謝稚柳、徐邦達等7位鑒定大家組成的國家文物局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對上博書畫的鑒定往事。這次鑒定,不僅對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大部分書畫都重新做了一次鑒定,而且對當時尚且年輕的鍾銀蘭、單國霖等後輩鑒定家的成長都影響深遠。

1983年,國家文物局組織了謝稚柳、啟功、徐邦達、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謝辰生七位鑒定家成立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負責對全國各地文博機構收藏的古代書畫進行鑒定。1985年至1986年,古代書畫鑒定小組來上海博物館鑒定。對於這次鑒定的一些細節至今然廣為流傳,甚至被描述得頗為神秘,大家認為憑藉專家們的不俗眼力,只用攤開看一眼作品氣息,就可以對其真假、年代下定論了。

古代書畫鑒定小組,圖片來源:網路

2000年7月,單國霖與啟功先生合影

「其實書畫鑒定並不像大家認為的那麼神秘,」單國霖對澎湃新聞說,那次鑒定單國霖也在場,由於他已經主持書畫研究部的工作,還跟館里提了一個要求,「老先生們鑒定的時候,書畫組裡的人能不能一塊兒聽聽、看看,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

「館里同意了,老先生們在前面看,一排七個人坐著,兩旁站滿了隨行做記錄的工作人員。我們就在後面聽他們的意見,做筆記。」由於看不到正面,久而久之他們就學會了反著看畫。反著怎麼看呢?剛開始感覺彆扭,看熟悉了,反著也能看出來筆墨。

單國霖家中至今仍保留著37年前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來上博鑒定時他在後面做的筆記,字跡小而工整,圓珠筆寫就,先是作品編號、作品名稱,比如「31881」、「王詵煙江疊嶂圖卷」,然後記錄每位專家的鑒定意見。

這次鑒定實踐令單國霖從中領略了書法鑒定不同的思路和方法,得出了兩個結論,令其受益匪淺:其一,對一件作品的鑒定要很謹慎,作品的真偽可以存在不同意見,因為鑒定權威都會有不同意見。比如王詵《煙江疊嶂圖》水墨本後面蘇東坡和王晉卿的題跋真贗,專家對此就有不同意見。謝稚柳先生說是真,徐邦達先生說是假;其二,從學術角度看,專家們也是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所以要聆聽不同專家的觀點,再結合自己的思考。

「比如看宋元作品,我認為謝稚柳先生眼光好,因為他自己畫畫就是學宋元,他對這些畫家的筆墨風格非常熟悉,能把握住繪畫要點;徐邦達先生對著錄非常熟悉,尤其是對《石渠寶笈》著錄的作品,清宮的收藏如數家珍,對資料掌握得也比較多。啟功先生對文獻熟,他鑒定的時候會跟文獻、碑刻相互引證,為鑒定提供很多重要證據。劉九庵先生對民間的小名家很熟,這跟他的經歷有關,他是琉璃廠出來的,在做商品經營的時候,接觸的大部分是小名家,對大名家他也熟,但是對小名家的鑒定,我覺得他的眼光最好。」單國霖說。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在上博鑒定時單國霖做的筆記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在上博鑒定時單國霖做的筆記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在上博鑒定時單國霖做的筆記

鑒定小組工作結束以後,1987年初,謝稚柳先生又帶領上博書畫部同事,對鑒定小組鑒定中產生不同意見的館藏書畫進行復鑒。「謝稚柳先生說,不能就這麼拍板敲定,要重新復鑒一遍。但復鑒就只看宋元以後的作品,因為宋元之前的作品早有定論,即便有分歧也是早先就存在的。」

「謝稚柳先生一個禮拜來三天,我們花了一個多月,從明代作品開始,對存有歧見的作品逐一與館藏真跡進行比照分析,提出復鑒意見。」這次復鑒對鑒定小組的鑒定意見也有所修整,對個人眼力的提升更是多有裨益。之後由於謝稚柳先生生病,對清代作品的復鑒工作被迫中斷。

謝稚柳逝世以後,就由鍾銀蘭、單國霖帶領館內書畫部的年輕人下庫房。2003年,藉著博物館開展文物信息數字化著錄工作,上博啟動了書畫二級品復鑒工作,像凌利中、李蘭等書畫部新成長的業務骨幹,都是從那時候開始進庫房熟悉藏品,續接上上博的書畫鑒定傳統。

在實踐中接觸書畫實跡,鍛煉眼力

單國霖現為國內著名的中國古代書畫理論專家和鑒定專家,也是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他從1985年開始主持上博書畫研究部工作,1995年起擔任書畫研究部主任,直至2012年從任上退休。

他是那個年代為數不多科班出身進入到博物館工作的專業人員。1965年9月,單國霖從中央美院史論系畢業,通過工作分配進入上海博物館。在央美課堂上,給單國霖上「書畫鑒定」課的先後就有張珩和徐邦達先生,他們可以說是單國霖書畫鑒定的啟蒙老師。4年的專業學習,也為其打下很好的學術基礎。

不過真正幫助他開啟書畫鑒定大門的,還是在上博工作之後的歷次實踐。

入職上海博物館後,單國霖先參加「四清運動」,1966年-1976年間,由於各種運動,上博博物館的業務工作長期處於停滯,也難以觀摩到館藏的書畫實跡。

1996年,單國霖赴比利時與徐邦達、楊仁愷等在尤倫斯子爵家觀摩書畫

鍾銀蘭與單國霖(右)在菲律賓華人企業家莊萬里之子庄長江家鑒賞書畫

「幸運的是我遇到了一次學習書畫鑒定的極好機會。」單國霖對澎湃新聞說,1974年,隨著業務工作的逐步復甦,上博陳列部原主任鄭為先生提出了編著一部《中國書畫家印鑒》工具書的計劃。 這本書一編就編了8年,書中收錄了歷代書、畫家1220人;印鑒19500餘方,款識3800餘條,為從事書畫鑒定工作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單國霖說,正是因為借編選印款的需要,包括他在內的工作小組能夠進庫房觀閱書畫藏品,按人名將每家作品集中觀看對比。在鄭為、承名世、夏玉琛、鍾銀蘭、朱恆蔚等年長專業人員的指導下,進行鑒定,確定可選用的印章和款識。那次編撰工作觀閱了大部分書畫藏品,除了扇面和尺牘,大致有一萬余件。隨後工作小組把挑選範圍擴延到當時尚由文物清理小組保管的書畫上面,逐箱取出書畫作品進行鑒定、挑選、拍照,過目書畫不下萬余件,由於需要當場做鑒定,更是鍛煉了隨機鑒定能力。

《中國書畫家印鑒》

《中國書畫家印鑒》內頁

這是單國霖關於書畫鑒定工作的第一次實踐,也是他第一次大量接觸文物實跡、鍛煉眼力的過程。之後他在不同場合都要提及這次經歷,是想通過這次經歷告訴年輕後輩:從事書畫研究,業務上想要有所收穫,特別是在鑒定道路上要提高眼力,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須要經歷一個艱苦學習磨練的過程,而關鍵是要多接觸實物。

另一次對單國霖學習書畫鑒定產生重要影響的學習實踐機會就是此前提及的,1985年至1986年,由謝稚柳組長與徐邦達等七人組成的國家文物局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進上海博物館的鑒定活動。而謝稚柳先生因其與上海博物館的特殊淵源,無疑又是對單國霖在鑒定領域影響最深的人。

「鑒定,它是要靠積累的,你對這個畫家原來不是很熟悉,但是看過十張、一百張,總歸會有印象。」單國霖說,「謝稚柳先生有一次給我們講課的時候就說,要能鑒定一個書畫家的作品真偽,首先要熟悉他的風格面貌,同時將他的各時期代表作品記在腦海里,成為一個樣板,鑒定時以此對照,就有把握了。」

再說回那本印鑒,近40年過去了,《中國書畫家印鑒》依然是今天許多古畫鑒定工作者的重要參考。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從鑒定角度而言,書畫家印鑒也是判定一幅作品真偽的重要因素。

宋艷艷《花卉草蟲圖卷》(局部)

宋趙佶《柳鴉蘆雁圖卷》(局部)

「比如在工作中,我們時常能發現不少在大小、印文、篆刻刀法等方面完全相似的摹擬某些著名畫家的印章,比如清代畫家朱耷(八大)竟有三套以上,而不同套印章鈐印的畫幅,它們的水平、技法乃至款識都有出入,這顯然就涉及到書畫本身的真偽問題。類似情況也存在於沈周、石濤、惲壽平、虛谷等大家的作品上。」

單國霖提到,上博古書畫鑒定專家鍾銀蘭,因其對八大作品及身世史料如數家珍般熟悉,而被同事戲稱為「鍾八大」,她長於對八大作品的鑒定,一部分原因也是因為她對八大的所有印章熟爛於心。

師徒相授  堅守學術立館

談及上海博物館古書畫鑒定,其實更要提的另一位書畫鑒定專家是鍾銀蘭。8月22日,鍾銀蘭先生因病辭世,離開了她畢生鍾愛的書畫鑒定事業,享年九十歲。

鍾銀蘭於1952年上海博物館成立起,就通過招考被分配進館從事文物工作,在上海博物館從事書畫鑒定長達半個多世紀。在鑒定方面,她對王詵《煙江疊嶂圖》考辯、明四家的研究及對八大山人的研究上都多有建樹。

年輕時的鍾銀蘭(左二)在鑒賞古代書畫

1992年,鍾銀蘭與謝稚柳(右)在美國聖路易斯博物館

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主任凌利中便是鍾銀蘭在上博的弟子。1999年末,初進上海博物館書畫部實習的凌利中,常隔著辦公桌觀察鍾銀蘭。「她當時雖然已經近70歲了,但精力旺盛,像年輕人一樣朝九晚五,樂此不疲地沉浸在書畫世界中。」「我那時常坐在鍾老師身邊,向她請教各種問題,像她的小尾巴一樣。」

當然,師徒關係的真正確立,離不開時任上海博物館副館長汪慶正的遠見卓識,「汪館長非常重視博物館的學術傳承,尤其是鑒定接班人的培養。他反覆強調在博物館做學問和在大學做學問不盡相同,博物館中『鑒定』是第一位的。」

汪慶正時常督促鍾銀蘭要在小輩中挑選一位作為鑒定接班人培養,鍾銀蘭推薦了凌利中,於是在汪慶正的主持和單國霖的肯定下,凌利中正式成為鍾銀蘭的弟子,開啟了20餘年的師徒緣分。

2006年,鍾銀蘭(中)與凌利中(左二)在波士頓美術館鑒賞書畫

沈劍知(1901-1975)

畫家、書畫鑒定家沈劍知出身於海軍世家,曾祖父沈葆楨,是中國近代海軍創始人,曾祖母是林則徐之女。沈劍知學的是船舶機械專業,但能書善畫。知名學者、報人鄭重先生在《鍾銀蘭的書畫鑒定生涯》一文中提到,沈劍知當年教鍾銀蘭學習書畫鑒定,一開始教的並不是鑒定知識,而是要她寫字畫畫。學習鑒定的前三年,沈劍知只讓她臨《富春山居圖》,他認為「中國書畫就是筆墨,每個畫家的性格都從筆墨中表現出來,不懂用筆用墨,就不能深入下去。」「元代在中國繪畫中很重要。中國畫講筆墨也是從元代開始。把元四家中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的用筆用墨都弄懂,其他畫家的作品也就容易理解了。」

「我們今天還能看到鍾老師在三年學習過程中臨摹的《富春山居圖》,能夠很明顯感覺到那種筆墨和氣息完全是與正統文人畫一脈相承的。」凌利中說,其實無論黃公望還是董其昌,都是書畫鑒定的「第一口奶」,是研究中國古代書畫很重要的一桿標尺。鍾老師非常強調「筆性」,認為它是判斷作品真偽、好壞的直接依據,而構圖、造型、史料考證、鑒藏印章等是輔助證據。「鍾老師常說,中國畫就是這樣一根抽象的線條,憑什麼說這個線條是好的,是有文脈在裏面的。不懂好壞,就不能搞鑒定。」

鍾銀蘭跟隨沈劍知學習過程中臨摹的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習作

自2000年正式入職上博以來,凌利中也非常重視傳承老一輩學者的治學風氣,重視對實物的研究,而不僅僅是書本知識。「注重實物是美術史研究的出發點,否則就如汪館長和鍾老師等人所言,對一位書畫家談論得頭頭是道,論文寫得洋洋洒洒,但這個畫家本人站在面前的時候你是不認識的。」

多年來,凌利中從上博和海外知名博物館的庫房中發現各種蛛絲馬跡的線索,撥開歷史的重重迷霧,考辨出元代《丹山紀行圖》卷的真實作者,發現王淵《水墨木芙蓉圖》真跡,對董其昌《各體古詩十九首》卷進行辨偽及作者考……

王淵,《水墨木芙蓉圖》,冊頁,元,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宋珏,《臨董其昌〈各體古詩十九首〉》卷(局部),上海博物館藏

比如歷代書畫當中挂名董其昌的贗品很多,2002年,凌利中曾對上博館藏的一件董其昌作品產生質疑,認為它跟自己所理解的董其昌水平有差距,於是他對董其昌《各體古詩十九首》卷進行辨偽,最後考證出上博藏董其昌《各體古詩十九首》系明代書畫家宋珏所臨,其品名應定為《宋珏臨董其昌〈各體古詩十九首〉卷》,得到了汪慶正的肯定,並推介館內演講和發表於《上海博物館館刊》(2005)。2018年,在凌利中策劃的引發巨大影響的「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中,這件作品也作為一個具體個案進行展示,並首次採用「將庫房中的文物比對過程搬入展廳」的展陳形式。

凌利中對澎湃新聞說,這種重視實物研究、孜孜以求的做學問的方法是上博老一輩專家所提倡的,也是從他們那繼承的傳統。「否則作品沒搞清楚,在策劃董其昌展覽里就可能把贗品當真品展出。」「學術立館是至關重要的,也是歷任館長堅持的一個底線。」

單國霖、凌利中談上博書畫大展的策劃。 編輯 陸林漢(02:34)對話|從「晉唐宋元國寶展」到「董其昌大展」,上博「現象級」書畫展覽背後

澎湃新聞:自2002年至2012年的十 年,也是您主持書畫研究部工作期間,上海博物館先後舉辦了幾個中國古代書畫大展,引發文化界巨大轟動,尤其是2002年那個開創性的「晉唐宋元書畫國寶展」,不僅對文博界起到引領作用,也引發觀眾的觀展熱潮,當年觀眾為了目睹《清明上河圖》真容,不惜排隊長達六七個小時,堪稱那個年代的「網紅展」了,當年這個展覽是如何設想並落地的?

單國霖:

「晉唐宋元書畫國寶展」在上海博物館展出現場

唐閻立本《步輦圖》(局部)

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局部)

2012年2月,單國霖和時任上海博物館館長陳燮君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門前

2012年2月,單國霖在美國波士頓美術館庫房挑選展品

在「國寶展」取得成功的基礎上,上海博物館後來又連續和日本各大博物館、美國各大博物館聯合舉辦「書法至寶——中日書法珍品展」、「千年丹青——日本、中國藏唐宋元繪畫珍品展」、「翰墨薈萃——美國收藏中國五代宋元書畫珍品展」等,這在國內都是首創的,都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從2001年到2012年的十 年期間,一系列大展極大地強化和深化了對中國書畫優秀傳統的傳播、研究和普及,中國畫的創作也回到了重視傳統的正道。

澎湃新聞:步入2013年以來,上海博物館策劃的書畫特展逐步從原先的國寶精品展向一些主題展轉變,期間相繼推出「集古大成——上海博物館藏虞山畫派藝術特展」(2013)、「吳湖帆書畫鑒藏特展」(2015年)、「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2018年)以及今年正在展的「萬年長春——上海歷代書畫藝術特展」等。你是如何看待上海博物館這20年間書畫特展在策劃思路上的變化?

凌利中:

「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展覽現場

2013年以來的將近十 年是我慢慢開始主持上博的書畫研究部,策劃一些書畫展,一方面只要時機合適我們也做國寶精品展,但是書畫國寶類資源畢竟有限,再做下去,可能這條路也不一定走得通;另一方面通過過去十 年的國寶展,包括上博歷代書法館、繪畫館的常設展,也為觀眾奠定美術史的基礎框架,做了基本的普及,況且觀眾對國寶的好奇心與新鮮感的程度也和二十 年不一樣,所以從2013年以後,我們策劃的學術型、研究型展覽比較多,像「吳湖帆書畫鑒藏特展」、「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和「萬年長春——上海歷代書畫藝術特展」都屬於這一類型。2013年以後論影響力能夠跟晉唐宋元書畫國寶展相媲美的,我想是「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創造60萬參觀觀眾,每個觀眾駐足觀摩超過2小時以上,畫冊(含加印)在展期內全部賣光。這也體現了這20年來上博在書畫特展方面的兩個展覽思路,每個思路都可以走得通,並達到相當的影響力。

澎湃新聞:國寶精品展和研究型主題展區別在哪裡?

凌利中:

國寶展精品展和研究型展覽一個最大的區別在於國寶展的核心是展品本身的經典性,它側重於以學界已有共識去解讀這些展品並加以普及,研究型主題展它更多是用新的學術角度、新的研究成果去解讀文物,側重於挖掘新知識,具有美術史研究的探索性、前沿性特質,這同樣也是契合了當下的讓文物活起來的理念,即知識越多,文物越活。

比如2015年「吳湖帆書畫鑒藏特展」,不是簡單陳列吳湖帆的鑒藏,而是在展覽中首次提出一個學術觀點,吳湖帆是中國近百年來鑒定學科的一個奠基者。以往我們對吳湖帆的研究都是從他是「海上盟主」、「畫壇領袖」,但是他在鑒定上的成就沒梳理過,通過那次展覽的梳理我們給出了這樣一個學術定位,也是首次這樣提。包括2019年的「董其昌書畫藝術特展」,展覽也是在回答什麼是董其昌,實際上董其昌大展也展出很多國寶展件,如王羲之的行書《行穰帖》《寒切帖》,懷素的《苦筍帖》、顏真卿的《楷書自書誥身帖》、郭熙的《樹色平遠圖》、趙佶的《竹禽圖》、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等,但這些國寶已經融入了展覽展線,就為了回答展覽提出的問題,「吳湖帆書畫鑒藏特展」與「萬年長春——上海歷代書畫藝術特展」亦然,甚至大家戲說這裏的國寶書畫成為了配角。

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上的《行穰帖》卷局部,美國Prince頓大學藝術博物館藏

元黃公望《富春山居圖之剩山圖卷》浙江省博物館藏

澎湃新聞:除了書畫特展,上博的中國歷代繪畫館、中國歷代書法館在業界和觀眾心中有著良好的口碑,通過不定期的換展,在某種程度上甚至給人以把常設展做成特展的觀感,上博要開設書法、繪畫兩大常設展需要具備哪些要素?

凌利中:

海內外開設中國古代書畫類常設展的博物館其實屈指可數。我認為常設展某種意義上比主題展更重要,它的意義在於普及。

具有系統性、代表性的藏品支撐是開設書畫常設展的關鍵要素,因為上博的中國歷代繪畫館和中國歷代書法館是通史展,不是專題展,比如歷代書法要從唐代「二王」講起,而且歷朝歷代的代表人物的作品都要有,上博在這方面的脈絡是相較比較完備的,換言之,我們的歷代繪畫和書法展陳的是上博館藏的中國歷代書畫。

考慮到書畫文物比較脆弱,需要經常性換展,僅有一套通史的展品顯然是不夠的。本館在1996年開館前的常設展時,我們準備的是三套書畫方案以備輪換,2013年後,考慮到以後東館的常設展,我們繪畫展品還在不斷梳理與積累,常設展的精彩之處在於換展,我們要常辦常新,一則滿足書畫文物的休息,另外我們也在挖掘新的繪畫館藏。未來東館我們的目標是6套方案,這樣每一輪文物的休眠期就長了,我就有常設展的底氣。造新館我們是要增加藏品的展出率,這個展出率一方面體現在展廳面積的實際擴大,另一方面是增加展出文物的套數,也就是說未來在東館中國歷代繪畫常設展至少可以累積增加一半的新展品。

澎湃新聞:上博東館開放後,除了增加展出率,我們的中國歷代書法館和中國歷代繪畫館還會有哪些調整,比如在策展思路和定位上會有改變嗎?

凌利中:

現在上海博物館的中國歷代書法館和中國歷代繪畫館實際承擔著雙重功能,除了平時的常設展之外,我們的書畫主題展也在這一展廳里實現。因為書畫展示對恆溫恆濕、光線的要求都很高,其它展廳幾乎難以滿足,一般都是以這兩個館為主。

東館建成以後,可以避免常設展和主題展割裂。常設展展廳就辦常設展,主題展有另外的展廳,這樣辦主題展時可以不用把常設展暫停。

將來東館書畫常設展的定位也是歷代通史展,本館因為建築空間有限,東館會有所提升和完善,它會是一個升級版的上海博物館的歷代繪畫館和歷代書法館。那麼觀眾就可以看到更多更完整的我們的館藏品,因為有很多館藏沒有機會展出。

明董其昌《天馬賦》(局部)

東館設計了一個特型館來陳列那些超高、超長的展品。比如因為展櫃長度限制,董其昌的《天馬賦》兩次展覽都沒有全卷打開過,它全長18米,在上次「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特展」只展示了後面落款的2米,在這次的「萬年長春——上海歷代書畫藝術特展」上展出了前面的16米。未來東館這個問題基本可以得到解決,這樣作品可以完整打開了。比如我們天下第一高的仇英《劍閣圖》 高近三米,我們本館的展櫃只有2米7,它沒有完整展出過。

澎湃新聞:明年上博東館開館後,我們的書畫館會展出哪些沒有展示過的壓箱底的作品,方便先透露一些嗎?

凌利中:

五代徐熙《雪竹圖軸》

澎湃新聞:明年(2022年)上海博物館將迎來建館70周年,據悉,上博正在籌備70件文物看上博的相關展覽,從您的經歷和研究出發,希望看到哪件館藏文物亮相?

單國霖:

王詵《煙江疊嶂圖》水墨卷

凌利中:

1991年,美國堪薩斯城納爾遜-阿特金斯博物館舉辦「董其昌世紀展」,也向上海博物館借展,同時召開了國際學術研討會。當時汪慶正館長、單主任、鍾老師等都受邀以學者發表論文的身份參會,可視為上博最早參與對外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我認為當時與會的相關史料、照片也可以展出,因為這見證了上博的發展歷程。

加入好友

台灣疫情資訊

台灣疫苗接種

相關熱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