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臂館|莎士比亞筆下愷撒的神秘性(三):凱歇斯與羅馬敗壞

原標題:螳臂館|莎士比亞筆下愷撒的神秘性(三):凱歇斯與羅馬敗壞 來源:澎湃新聞

莎士比亞的《愷撒》主要取材於普魯Tucker。普魯Tucker把布魯圖斯排在「弒殺君父者」,而不是著名的「擁戴共和者」之列。普魯Tucker似乎認為那時墮落的羅馬,的確需要君主制來救治其弊病;而愷撒在他穩固了自己的權勢之後,施行溫和的統治,僅有僭主之名,算不得實質的僭主。相比較而言,色諾芬筆下僭主的典型——希耶羅——對改良僭政的建議尚且不置可否,愷撒則可以說是一位已經改良了僭政的統治者。

莎士比亞不僅採用了普魯Tucker的評價框架,而且還把它表現為神秘的歷史-命運。愷撒在劇中的肉身倏忽即逝,像個跑龍套的,但又自始至終都像命運一樣主宰著戲劇。

愷撒的肉身倒下之後,莎士比亞讓缺席的愷撒在剩餘的劇目中,完成了對布魯圖斯和主謀凱歇斯的復仇:布魯圖斯在軍帳中夢見愷撒的鬼魂,兵敗之後最終把自己當作一個比愷撒更應受死的人殺死;而在凱歇斯自殺時,特別說明那是他刺殺愷撒時用的同一把劍。

從戲劇的效果看,布魯圖斯和凱歇斯之死越是可歌可泣,「愷撒」就越是作為不可阻擋的歷史必然性呈現出來。戲劇結尾處,得勝的安東尼和另一個愷撒(屋大維),對布魯圖斯的正義和美德予以肯定甚至讚美(在普魯Tucker筆下,人們還為他在高盧豎立了一座雕像)。這看起來頗有些新朝為前朝修史的意思,戰勝者以此把自己歷史化(也就是納入一種前後承繼的序列),目的則是為了最終攫取歷史必然性。

莎士比亞的「愷撒」凝聚了某種革命性君王的形象。作為「改良了的僭政」之中最偉大的歷史代表,愷撒儼然集命運、真理和歷史於一身,成為權力的奧秘之體、「馬背上的世界精神」。他令既有的政治標準都失效了。

古往今來,這一「奧秘」就像黑洞一樣,吞噬了無數所謂智慧者,包括蓋世大哲們的智慧。這類智者也會到莎士比亞的戲劇中,尋找支持他們深刻洞見的證據。有些解釋者在神化愷撒的方向上走得如此之遠,以至於認為,莎士比亞的戲劇意在表明,整個刺殺行動實際上是愷撒自己的「計劃」——其目的是讓自己最終被羅馬人神化。

然而,莎士比亞從普魯Tucker那裡「繼受」下來的解釋框架,存在一個尷尬的難題:不可阻擋的歷史必然性(沃Green所謂「後憲政」時期),依賴於羅馬的敗壞和墮落。愷撒和帝制是作為對墮落的「懲罰」降臨羅馬的。

更糟糕的是,在所有可能想像的歷史必然性中,唯有敗壞和墮落這個類型,是可以人為製造的,就像可以人為製造一場混亂,以便讓「非常措施」變得具有「必然性」一樣。上升之路憑靠天意;而在下降之路上,人意可以成為天意本身——這恐怕正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更容易出神話的原因。

但什麼叫做羅馬的敗壞和墮落呢?在莎士比亞的劇作中,這涉及羅馬社會精神結構當中一個深刻的變革。它在戲劇中表現為所有人物都不言自明地當作前提的「世界觀」。羅馬人認識政治世界、認識其中的行動者及其行為的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妨說,它是羅馬人精神世界中的「哥白尼轉向」。

這一轉向使刺殺愷撒的共和舉動,成為一個發生在新世界的舊故事,因而問題重重。這個新世界之所以是敗壞的,是因為它的構造讓政治行動的成立和發生,成了一個難題——在這裏,所謂的政治,除了指權鬥之外,其他可能的含義都不再顯得真實。一言以蔽之,

新羅馬令政治行動癱瘓

。政治似乎只是城邦人的天賦,與帝國無緣。

莎士比亞對歷史記述進行的「文學再創作」戲劇性地揭示了這個難題,而對於通常所理解的那種政治腐敗,例如對於共和晚期賄賂成風的事實,他幾乎隻字未提(可能產生爭議的是,愷撒在遺囑中將部分財產遺贈給平民,這一做法是否可以被當作政治賄賂的集大成之舉?)。布魯圖斯新型的非政治美德是它的佐證,但更有趣的例證,可能還要數刺殺愷撒的主謀凱歇斯。因為他在戲劇中是刺殺派里最聰明的人。

就戲劇中的表現來說,凱歇斯是在智力上唯一能與愷撒並列的角色。只有他像愷撒一樣一眼洞穿了另一個人的本質:愷撒看穿了凱歇斯不甘屈居人下的本性,而凱歇斯則洞察到了開斯加的靈魂——這位開斯加後來接受凱歇斯的邀請,參加了刺殺行動,並且是第一個拔劍刺向愷撒的人。

似乎是為了使布魯圖斯和凱歇斯形成鮮明的對比,莎士比亞沒有遺漏普魯Tucker筆下有關布魯圖斯的任何一次失誤;而布魯圖斯的這一系列失誤,都是因為拒絕了凱歇斯的建議:凱歇斯建議拉西塞羅入夥,布魯圖斯拒絕;凱歇斯主張把安東尼一起殺死,布魯圖斯拒絕;凱歇斯質疑讓安東尼發表哀悼演講的安排,布魯圖斯堅持;凱歇斯質疑主動開拔與敵軍會戰的計劃,布魯圖斯堅持。讀者得到的印象將是,這位布魯圖斯的每一個關鍵決定都是昏招,而凱歇斯每一次提出的相反意見都是正確的。正如他在同布魯圖斯的爭吵中說的,「我是一個軍人,經驗比你多,我知道怎樣處置我自己的事情」。

凱歇斯在劇中令人困惑的存在可以歸結為這樣一個問題:這位見識豐富甚至在人事上充滿智慧的凱歇斯,為什麼甘願愚蠢地聽命於布魯圖斯?也可以這樣問:為什麼一開始顯得異常狡猾的凱歇斯——他通過偽造書信誘騙布魯圖斯踏上賊船——最終又被刻畫成一個極其忠誠的形象?他,凱歇斯,到底是怎麼想的?

凱歇斯在劇中有一個獨一無二的身份:他是唯一親證愷撒肉身真相的人。他在暗示和鼓動布魯圖斯的時候提到,他曾同愷撒在一個狂風暴雨的日子跳進台伯河比賽游泳,結果愷撒體力不支,是他凱歇斯救了愷撒;他也曾見到害熱病的愷撒渾身顫抖,聽見他的嘴唇怯懦地呻吟。凱歇斯慨嘆:「神啊,像這樣一個心神軟弱的人,卻會征服這個偉大的世界,獨佔著勝利的光榮,真是我所再也想不到的事。」

凱歇斯在這裏表達的,並不像布魯姆所說的那樣,是對愷撒身上某種神秘特徵的不理解,而是他對愷撒獨佔榮譽的不服氣。與其說他是在指出自己身體上對愷撒具有優勢,不如說他是要指出愷撒在身體上並不優越於人。換言之,凱歇斯指出了他和他的夥伴,以及一般而言的羅馬人,在身體上的平等——某種自然的平等。因此,凱歇斯真正指出的問題,是愷撒的自然身體配不上萬人之上的尊貴地位,哪怕愷撒建立了赫赫戰功。

在自然身體和政治身份的等級之間,需要有一種連結原則。這種原則解決究竟誰配統治的問題。從身體出發,自然不可能得出獨佔統治權的結論。凱歇斯否定了愷撒連結自然身體和政治身體的原則。他鼓動布魯圖斯參加他們的刺殺行動,是為了找到一個領袖。這就意味著,他實際上肯定了布魯圖斯身上具備將領袖身份與自然身體連結起來的正當原則。

為了理解凱歇斯頭腦中的愷撒原則與布魯圖斯原則之間的決定性差別,我們需要理解布魯圖斯獲得美譽的原因。無論是布魯圖斯的自我認識,還是羅馬人對布魯圖斯的看法,都指向這樣一種特徵,即布魯圖斯心地純正。愷撒被刺之後,布魯圖斯向市民發表的那通演說,立足點正是要市民相信他出於正義的用心;當他在營帳里同凱歇斯激烈爭吵時,也是以自己「正義的居心」作為自己優越於凱歇斯的根據,凱歇斯居然無法反駁。這一點連敵人(安東尼和屋大維)也予以正式的承認:劇終之處,安東尼說,所有的叛徒們行事都出於對愷撒的妒忌,唯獨布魯圖斯是「激於正義的思想」;屋大維也說,布魯圖斯必須充分享受一個軍人的榮譽。

凱歇斯近乎「盲從」的,正是這種動機的純正性。真正的德性似乎意味著某種純粹的動機,就像安東尼說的,「為了所有人的共同善」(common good to all,朱譯本譯為「為了大眾的利益」,這是一個時代錯位的譯法)。然而重點已經不在於「所有人的共同善」,而在於「為了」,在於內心的動機。

凱歇斯及其同夥對其刺殺行動有著矛盾的認識:行動本身是義舉,但行動者的動機卻並不光明——像普魯Tucker說的那樣,「大家都知道」凱歇斯「行事任性而為,經常為著個人的利益逾越正義的尺度」。刺殺陰謀的悲劇性在於,刺殺的主謀自己對行動本身具有的正義性不再抱有信心,從而不得不求助於布魯圖斯「純正的居心」。

這當然不是凱歇斯本人腦子出了問題。相反,這就是發生刺殺行動時羅馬的「精神狀況」。凱歇斯之所以需要為刺殺行動尋找「純正動機」的庇護,無非是因為羅馬的精神在那時轉向了這種脆弱的內心領域。「共同善」從共同的、外在的因而客觀的世界退隱了。

動機純潔性的原理改變了政治行動的邏輯。從事刺殺行動的人失去了對行動之政治性的掌控,把整個計劃的施行變成了個人靈魂的拯救事業。他們原本的目的卻是拯救共和國。從布魯圖斯加入刺殺計劃、成為領導者開始,他就始終想方設法凈化這次行動,而不再關注行動本身在政治上的成功。他的一系列判斷失誤,表明這種行事邏輯與具體的行動狀況之間,失去了現實的聯繫。而凱歇斯放棄自己對於行動具體狀況的認識,一味順從布魯圖斯,這看來不是簡單的頭腦不清問題,而是其行動理論的邏輯後果。

純潔動機在政治領域無比脆弱。布魯圖斯試圖讓廣場上的市民相信他的榮譽。他想憑藉他的品格在他和市民之間建立起直接的人身信賴關係。安東尼輕而易舉地挫敗了他的企圖,因為他根據愷撒的遺贈在愷撒的動機和市民之間同樣建立起了直接的信賴關係。由於有了饋贈給市民的遺產作為客觀證據,愷撒對市民的愛,顯得比布魯圖斯高貴但空疏的名譽,更加真實。對布魯圖斯居心的看法瞬間顛倒了過來。

動機是不可見的深淵。它與外在表現之間的關聯神秘莫測。而握有更多權力資源的一方,往往掌握或支配著更多的客觀證據。結果,

在動機原理支配的世界,所有對權力的挑戰都天然處在不利的地位:他們的動機一開始就是可疑的

這就是凱歇斯的世界。他自始至終都沒有逃脫「對愷撒的嫉妒」這一誅心之論的懲罰。「共和國」作為共有之物,被市民那朝三暮四、本質上是運動性質的「心潮」拍得粉碎。至於動機原理的支配地位催生了與它針鋒相對的孿生兄弟——客觀效果原理——我們不得不留待後文探討。目前來說重要的是,我們最好意識到,無論是動機原理,還是客觀效果原理,與一個穩定的共和國政制自身具有的客觀意義都是不同的。當行動不能從這種客觀意義獲得自己的固有價值,而必須從深不可測的動機,或經常出人意料的後果獲得辯護之時,共和國就從羅馬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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