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報海外合作媒體連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原標題:新民晚報海外合作媒體連線諾Bell經濟學獎得主 來源:綜合

當地時間10月11日上午11:55分,瑞典皇家科學院公2021諾Bell經濟學獎獲得者:一半授予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David Card,理由是「因為他對勞動經濟學的實證貢獻」,另一半共同授予兩位教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Joshua D.Angrist教授和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Guido W.Imben,理由是「他們對因果關係分析的方法論貢獻」。由於疫情尚未結束,12月10日紀念諾Bell的盛宴將再次取消,改為獲獎者所在國駐外使館舉行簡餐,來年再邀請到瑞典吃諾Bell大餐。

諾Bell委員會經濟學獎評委、烏普薩拉大學經濟學教授解讀今年獲獎嘉賓,她說,今年的獲獎者——David Card、Joshua Angrist和Guido Imbens三位教授為我們提供了關於勞動力市場的新見解,並展示了可以從自然實驗中得出關於因果關係的結論,他們的方法已經擴展到其他領域並徹底改變了實證研究。

社會科學中的許多重大問題都涉及因果關係。移民如何影響薪酬和就業水平?更長的教育如何影響某人未來的收入?這些問題很難回答,因為我們沒有什麼可用作比較的。我們不知道如果移民減少或者那個人沒有繼續學習會發生什麼。然而,今年的獲獎者表明,可以使用自然實驗來回答這些問題 。關鍵是利用偶然事件或政策變化,導致人群受到不同對待的情況,類似於醫學臨床試驗的方式。

David Card 使用自然實驗分析了最低薪資、移民和教育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他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的研究挑戰了傳統智慧,帶來了新的分析和更多的見解。結果表明,提高最低薪資並不一定會導致工作崗位減少。我們現在知道,在一個國家出生的人的收入可以從新移民中受益,而較早移民的人則有可能受到負面影響。我們還意識到,學校資源對於學生未來勞動力市場的成功比以前想像的要重要得多。

來自自然實驗的數據也很難解釋。例如,將一組學生的義務教育延長一年不會以同樣的方式影響該組中的每個人。一些學生無論如何都會繼續學習,對他們來說,教育的價值往往不能代表整個群體。那麼,是否有可能得出關於多上一年學的影響的任何結論?在1990年代中期, Joshua Angrist 和 Guido Imbens 解決了這個方法論問題,展示了如何從自然實驗中得出關於因果關係的精確結論。

「卡德對社會核心問題的研究以及Angrist和Imbens的方法論貢獻表明,自然實驗是知識的豐富來源。他們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們回答關鍵因果問題的能力,這對社會大有裨益,」經濟科學獎委員會主席Peter Fredriksson說。

皇家科學院老秘書長Göran宣布結束後到了自由提問環節,工作人員現場連線諾獎得主Guido W.Imbens教授,新民晚報海外合作夥伴北歐時報獲得兩個提問機會。

北歐時報:祝賀您!請問是什麼激勵著您進行該研究?您對年輕的經濟學者或對經濟學感興趣的年輕人有什麼建議?

Guido W.Imbens:好奇心,無論是關於問題還是方法論。例如,試圖弄清楚經濟激勵、家庭、社會地位等因素對年輕人上大學決定的影響,然後試圖找到一個研究設計來回答這些問題是很有趣的。另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是如何估計大學教育對薪資、健康等的影響。現在計量經濟學家在因果推理領域處於領先地位,今天這些方法將用於研究流行病學、社會學、心理學等許多不同的領域。如果你對這些實證的問題感興趣,那麼經濟學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它允許你在這些非常廣泛的話題上有所思考。因此,對於考慮從事經濟學職業的年輕人來說,我認為經濟學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可以探索很多有趣的問題。此外不論是公共政策領域還是私人行業,經濟學家都可以作出貢獻。

北歐時報:在過去的研究中,您遇到的最大的挑戰是什麼?以及您接下來可能的研究方向是什麼?

Guido W.Imbens:與學生和同事討論並試圖了解分析他們的主要目標,以及在給定可用數據的條件下,思考如何用方法論解決問題是非常有趣的。方法論的挑戰在於,在最少的可靠假設下,確定數據對所研究課題的意義。我很幸運有很多很棒的同事一起做著非常有趣的工作。

會後諾獎評委、經濟學家、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Per Johansson教授接受了專訪:

北歐時報:能否分享一下您的主要工作和成就?

Per Johansson:我是一名統計學教授,現於瑞典烏普薩拉大學任教。我研究興趣主要包括對「勞動經濟學」「因果關係」「社保政策」的研究。我的研究方向主要關注對於微觀數據的研究分析。

北歐時報:目前看來,大部分被學界認可的經濟學理論都是由美國的科學家提出的。比如去年獲獎的「拍賣槓桿理論」以及今年對「因果關係的研究。請問您對這個現象有什麼看法?

Per Johansson:經濟學是一個國際化的領域,現在主流經濟學家都以新古典主義理論作為分析的框架。在宏觀經濟學中,我們使用不同類型的理論模型,但這些理論模型都以新古典理論為基礎。新古典理論將個人和企業視為市場上的代理人,這與馬克思主義形成鮮明對比,後者在某種程度上相信決策者可以規劃經濟。我們使用相同的理論框架這一事實並不奇怪,因為市場經濟改善了世界各地人們的生活。

而且我認為目前中國的經濟學家做得很好,他們現在正在招聘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人。比如清華大學,有很多非常優秀的經濟學家也在研究諾獎獲得者所研究的「因果實驗」。現在經濟學家的研究已經發展到經濟學家以前沒有研究過的領域,比如健康。我本人還研究了微粒對兒童健康的影響。在這項研究里我們也使用自然實驗。在逆溫事件中,在地表較冷層之上有一個較暖層。這可以捕獲煙霧,於是微粒又反彈回來了。所以我們用這個自然現象來估計微粒對健康的影響。事實上,微粒對兒童的健康有相當大的影響。這些影響不是平均分佈的。因此,和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相比,社會經濟背景較低的人更容易受到顆粒物和空氣污染的影響。這是一個重要的領域,但它是流行病學以前一直在工作的領域。但現在大量的經濟學家正在進行相關的研究。我們正在使用流行病學家沒有使用的這種策略。這是一種更強大的識別效果的方法。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與今年的獲獎研究有關。

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大學正在改進,尤其是在方法論方面。因為從理論研究層面上講,在過去的30年裡實際上並沒有太多飛躍性進展。在過去的30年中,更多的是經驗方面的增加,比如改進的方法,更好的數據。我認為邏輯方法論改進源於數據的改進。目前,我們擁有非常非常好的個人數據,這意味著我們還可以估計個人層面的事實,比如剛剛提到過的健康影響等等。這些發展主要是在美國。我在經濟學領域看到的一個問題是,要想從事經濟學事業,你基本上需要在美國期刊上發表文章。這是一個事實。所以,其他國家應該也要有享有盛譽的期刊。如果你在歐洲工作,如果你在中國工作,你需要在美國期刊上發表文章,那麼你才可以在中國的大學、歐洲的大學獲得更好的職位。但這意味著你關注的是與美國最相關的問題,而不是與歐洲和中國最相關的問題。因此,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美國大學擁有所有最好的期刊。當然,要改變這一點非常困難。

美國期刊霸權地位的一個原因也是由於歐洲的大學和中國的大學,他們會使用美國期刊作為篩選方法。他們通過查看他們發表文章的地方來篩選人——比如是否在美國排名前五的期刊上發表文章?這對歐洲和中國來說可能是一個問題,因為學者不想發佈可能只在中國引起高度關注以及在歐洲引起高度關注的研究。因此,在某種程度上,經濟學家局限於在美國感興趣的領域進行研究。

北歐時報:您認為這種現象會如何影響未來經濟研究的方向呢?

Per Johansson:我認為現在有很好的研究趨勢,因為我們正在關注更多與30年前不同的超越宏觀經濟領域的問題。例如,我們用這些污染數據來研究微粒是如何影響兒童的健康的。所以這種數據在中國也用得很多。中國設計了一些很好的准實驗,他們利用了長江以北允許集中供暖,但在長江以南不集中供暖這一條件。與南部相比,北方的污染水平在急劇增加。所以在冬天,北方人暴露在比南方人多得多的污染中。這被用作準實驗設計來研究對中國人健康的影響。這項研究在頂級期刊上獲得發表。中國這樣的研究可以獲得更多的受眾。而且我認為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性別差異也很有趣,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非常高。另外有意思的話題比如放開生育之後的影響,世界會對類似於這種的准實驗研究更感興趣。

如今,經濟學家們的興趣範圍擴大了。經濟學現在研究的不僅僅是金錢的問題。我之前在一個中國的大學舉辦的會議上演講,這是一次十分有趣的經歷。我講到了社保,因為我做了很多關於社會保險的研究。我也談到了激勵行為,但是聽眾中沒有人明白我在說什麼。其餘的參會者更關注宏觀經濟學領域的問題,所以他們對「激勵」不感興趣。他們不明白為什麼激勵行為如此重要。如果擴大社會保險制度,那麼中國人個人層面的激勵行為將發生變化。在瑞典我們有一個更完善的社會保險制度,跟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有很大的不同。所以當我在中國的大學里教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時候,學生很難理解我在討論什麼。

中國和瑞典的研究重點也存在差異。在中國,人們更關心非常實用的價值,如貨幣價值、生產價值等,但是今天的西方世界不像三四十 年前那樣重視這些問題。因此這是中國學者面臨的一個問題。所以,如果中國的研究人員未來想要獲得諾Bell獎,他們需要研究西方學者也感興趣的議題。

在評委會中,我們需要評估研究人員的成果具有什麼樣的影響。我們通過文章引用和重要論文發表來評估影響力,但是重要論文主要發表在美國頂級期刊。這只是遊戲的規則。即使你在中國做得非常好,但如果你只在中國期刊上發表過文章,西方學者很難評估這些理論的好壞。

諾Bell獎委員會希望給更多其他國家的研究人員頒獎,所以我們也在努力尋找真正好的學術貢獻。去年,我在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尋找候選人,讓相關人員提交獲獎建議。如果一位中國的研究人員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成就,我們當然會仔細考慮,因為我們希望將獎項授予來自更多背景的科研人員。

北歐時報:諾Bell經濟學獎設立於1969年,也是唯一一個不是諾Bell先生設立的獎項。請問皇家科學院是如何保證獎項評審過程契合諾Bell精神的?是否有指導標準?

Per Johansson:經濟學評委會遵從諾Bell先生的遺願。事實上,並非所有這些研究人員都對經濟學獎的設立感到滿意。有些人對經濟學獎持消極態度。所以這意味著他們會監督經濟學獎的評審情況。我由此懷疑但沒有證據證明這一點,但我在某種程度上認為經濟學獎有一個更客觀、更清晰的處理過程,因為我們有可能收到外界的批評。雖然我沒有任何證據。

北歐時報: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一些學者預測中國將在未來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請問您從經濟學角度是如可看待中國的發展現象?

Per Johansson :我認為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預測。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好,特別是在大城市。但是在中國西區,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和農村的人之間存在鴻溝,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挑戰。因此,讓農村也參與到經濟發展中,是我們需要關注的。而且我認為,大城市的生活質量並非全部很好,因此,我認為如果中國可以更多地刺激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會是非常有益的。這樣人們甚至可以從大城市搬出去,轉移到中國其他地區。我認為這對人們是非常有益的。

我覺得中國人很努力。目前,我認為人們還應該考慮財富用於消費以外的其他方式,也許用於休閑、度假以及更好的社會保險體系。

北歐時報:請您和我們分享一下你最喜歡諾獎評審工作的哪一方面?

Per Johansson:諾獎評委的工作量比我一開始想像的要多得多。我讀了很多來自世界各地其他科學家的研究報告。對我來說,閱讀有關領域和其他研究人員的此類報告非常有趣,因為它們確實寫得很好。所以我也可以在不是我的專業領域中學到很多東西。是的,學習是最好的事情。不得不閱讀一些你平時不會閱讀的東西,會使你從中學到很多知識。那是我最喜歡諾獎評審工作的一方面。

北歐時報:中國正在努力降低負債率、減輕貧困並轉向更環保的經濟體。您認為會有一些中國經驗適用於西方世界嗎?中國的努力如何才能在西方世界得到更多認可?

Per Johansson: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部分談到了這個話題。至於這種成功的經驗如何應用於其他國家,我知道中國的一些改革。北京為清潔空氣作出了很大的努力,關閉了很多公司。但有一些改革,比如要搬離200萬的人口,我認為這在西方世界是不可能的。北京為凈化空氣所作出的努力是成功的,因為我記得5年前我在北京的時候空氣很糟糕,當我上次回北京的時候那裡的空氣真的很好,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空氣污染的負面影響比我們最初想像的要嚴重得多。因此,降低顆粒物水平非常重要。有許多研究表明,我們可以通過採取不同的措施來改善,這在中國已經實施了。使用這種實驗方法的優秀研究發表在世界頂級期刊中。所以,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開始學習中國的經驗。

北歐時報:謝謝您!我的最後一個問題是,許多央行和政府採取了擴張性的政策,您認為這會導致長期通脹嗎?這是一個全世界都非常擔憂的問題。

Per Johansson:有很多專家表示通貨膨脹不會是持久的,而只是暫時的。我不是宏觀經濟學家,所以這不是我的專長。但在如此寬鬆的貨幣政策下,我不認為這不會導致長期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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