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書籍如何刊布天下?

原標題:明代書籍如何刊布天下? 來源:澎湃新聞

買書這件小事

宣德四年(1428),春節剛過,孔子第五十九代嫡孫,衍聖公孔彥縉打算從山東曲阜出發,去福建買一批書。按照明代戶籍管理制度,軍民出百里之外,須要由府州縣發給路引,方能通行,路引如同現在的介紹信或者護照。得知衍聖公遠行,地方官不敢疏忽,於是層層報告,上達天聽。宣宗皇帝欣慰地稱讚了聖人子孫行事謹慎,不僅允許他南下購書,還交代刷印書籍的紙張和印工的勞動都由官府承擔。出門買書也需要聖裁,可見這在當時似乎並非一件小事。而且山東孔府購書,不去臨近的江南,偏偏要山重水遠地奔赴福建,這是為何?而衍聖公這一去,又是要到福建哪裡買書呢?

孔彥縉之後兩百年,顧炎武解答了這個不尋常的小問題。顧炎武是蘇州崑山人,他的高祖顧濟,曾在正德年間(1506-1521)官至刑科給事中,顧濟做官的年代,距離衍聖公計劃赴閩購書已經過去了快一百年,但顧炎武提到高祖「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原來,衍聖公當年是要去福建建寧府建陽縣的書坊刷印書籍帶回曲阜,除此之外並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買書。明初的書籍生產和發行為何呈現這樣的形態?這還要從官版書的頒布和發行說起。

刊布天下

書籍在傳統中國社會不是普通的商品,它不僅承載教育、教化、規範意識形態的職責,還是普通人通過科舉考試實現社會流動的階梯。因此書籍產業呈現出的形態,深受國家官版敕撰書頒布及發行政策的影響。明初,朝廷頒布了大量的官修書,包括《大誥》《大明律》等等,並且對發行的規模也有要求。太祖要求《大誥》須「戶戶有此一本」,《大明律》則是各級政府行政手冊和斷案依據。永樂年間,成祖敕撰《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成為科舉取士標準,要求禮部刊布六部、南北兩所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洪武、永樂兩朝之後,官頒書的數量和種類都大大減少了,但是仍然有《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綱目》《明倫大典》等等。這些敕撰書形成了官府運作的行為規範和科舉取士的意識形態標準。

但「刊布天下」是什麼樣的生產規模呢?以應天府的戶籍數為例,洪武二十六年應天府有163915戶,教條地推測,有關部門應當生產發行16萬余部《大誥》;同樣地,各州府縣加上中央各部衙門,各有一部三十卷的《大明律》,則是將近5000部;類似地,如果每所官學一套各種《大全》,則需要將近1400套,如果每個師生教員一套,則理論上需要近36000套。當然,以明初的行政能力,這種刊布天下的意願不可能實現,向民間頒布書籍存在種種困難。

國子監和司禮監這樣的中央機構是不可能為民間刊刻刷印十六萬部《大誥》的。一方面,這些機構刻書的目的是整理和保存書籍,另一方面,木雕版印刷的工藝也有刷印數量限制,刻好的書版連續刷印幾百次之後,就會吸水膨脹,字跡模糊,再印下去就有開裂報廢的危險。

為什麼是建陽?

江南地區的書籍產能在明初也非常有限。洪武年間太祖對江南地區實行嚴酷的經濟政策,不僅籍沒田地,還徵收重賦,強行遷徙富民,來滿足國初鞏固權力的財政需求。刻書業也深受打擊。元代地方官學本有學田,學田的收入中有一部分用於刻書,但是明初土地收歸國有,學校失去了這一部分收入;而且朝廷為了充實中央藏書,從各地搜集了大量書版,收歸國子監,進一步削弱了地方刻書的能力。

這樣,重任落在了福建書坊。福建書坊就是建寧府書坊,也就是建寧府下轄建陽縣的崇化里書坊。建陽在閩北武夷山腳下,自西向東的麻陽溪匯入向南的崇溪兩條溪水交匯的地方就是建陽。宋元時期當地本來就有比較發達的刻書業,閩北山區盛產毛竹,日漸成熟的竹紙生產技術為印刷書大量生產奠定了基礎。南宋大儒朱熹晚年遷居此地,和師友門人傳道講學,留下大量的著作,帶動了出版業發展。明初因緣際會,由於江南刻書業衰落,同行襯托下,建陽的重要性顯露出來,這種產能被納入了賦役制度下的官書發行系統之中,得到了強化。

明代建本《考亭志》

官書發行系統的輪廓

明政府並沒有明文規定出一個官書發行制度,但是將朝廷編訂出版的書籍「頒布天下」,的確需要一定政策支持。我們可以從中央向民間頒書的記錄和古籍刊記當中勾勒出一個輪廓,看看政策目標是如何落地的。這就是,福建建陽書坊承擔了一部分翻刻和大量刷印官書的任務,以僉撥役戶應役的方式實施。這樣的安排在實際執行的時候有非常多漏洞,不過我們可以先了解一下這個發行系統的大致輪廓是如何的。

明實錄中存在許多官書發福建書坊刊行的記錄。但最詳細的要數《明倫大典》的刊布流程。潘星輝教授對此有深入研究。《明倫大典》是嘉靖年間(1522-1566),皇帝推行禮儀改革,詔修的官書,這本書卷末禮部咨文指示出逐級翻刻發行的情況。按照潘氏的分析,《明倫大典》成書後,樣書頒發給各王府,由親王依式翻刻,分給世子、郡王及鎮國將軍以下並長使等官;在京部分官員各給一部;北直隸八府、南直隸十三府、十三布政司各送一部,令其翻刊,再逐級頒行所屬州、縣。各級儒學學校生徒,各給一部。還專門提到頒樣書給福建書坊。嘉靖年間曾任提學副使的周弘祖所著的《古今書刻》可以說是一部記錄嘉靖之前官方主導刻書活動的目錄,福建條目之下,先列布政司、按察司、再列各州各府,其中「建寧府」條目下又列有「書坊」一項,顯然是將建陽書坊視為官方的刻書機構。建陽當地縣誌記錄的藏板情況也可與這種安排相互驗證,例如弘治十七年(1504)的建陽縣誌就記載了成化年間頒定的25種「制書」,實錄中提到的發福建刊行的官修書也在其中。可以說福建書坊就是建寧書坊,就是建陽書坊。那麼這些書版是如何製作的呢?換言之,人從哪裡來,錢從哪裡來?

從書坊到書戶

劉洪就是建陽縣的一位被僉撥為書戶應役刻書的坊主。坊主身份,在這樣條件下更像是一項工程的承包人。他更為人熟悉的名字是「木石山人」或者「慎獨齋」。慎獨齋是明代建陽著名的書坊堂號,專門刊刻鴻篇巨製的正大古書。正德元年(1506),一位名叫院賓的四品僉都御史巡視建陽,專門帶了一部212卷的宋代百科全書《群書考索》(又稱《山堂考索》),要求建陽知縣區玉安排人落實刊刻。院賓也明白,刊刻這部巨著非易事,他告訴知縣區玉,承包工程的人選要謹慎:「非得涉獵古今,且裕於資本者,莫堪是任。」區玉領命之後,立刻想到了劉洪。可見劉洪在當地刻書業者中應當是佼佼者。知縣對這位書坊主很客氣,恭維道:「非子莫克勝是任者。」劉洪一介百姓,只能恭順地回道:「唯唯。」

刊刻這樣一部大書,如何置辦刻書所需要的木板?寫工、刻工的勞動又應當如何結算?《群書考索》的序言中揭示,錢是建寧府同知胡英、通判程寬、推官馬競,和新上任的知府費愚,「各捐俸金以資顧直」,即建寧府官員個人捐獻出自己的薪水用於刻書。知縣區玉安排「復劉徭役一年以償其勞」,也就是說劉洪組織刻書是無償差役,最多刻完這部書充抵全年勞役。不過這部書整整刻了兩年才完工。

過了幾年之後,劉洪又被分配到刊刻三百四十八卷《文獻通考》的徭役。這部書是宋末元初馬端臨編纂的一部政書,記載的是典章制度的歷史。正德十四年(1519),武宗敕撰,並宣布刊行天下。劉洪在1519年重刻了這部書,又在正德十六年(1521)在建寧府和毗鄰的邵武府官員的監督下,校正修改過這部書的刻板,改正了一萬多個字,刊記上有「書戶劉洪改刊」的字樣,明確提到了劉洪是「書戶」。在府一級地方官員的監督下服役,這和嘉靖年間周弘祖《古今書刻》中建寧府下轄「書坊」的記錄是符合的。

書戶刻書應役的勞作,一直到了商業化泛濫的萬曆年間都還存在。除了劉洪的慎獨齋,刊記或地方志可見明確被記錄為「書戶」的書坊主還有餘彰德和余象鬥。不過余象鬥當書戶的年代,官員的態度遠沒有一百年前對待他的同行劉洪那麼客氣。劉洪的年代,縣令不僅恭維他為義士,還要優免他一年的徭役。而到了一百年後的余象鬥刻《奇效醫述》這部上下兩卷的薄薄的醫書時,留下的就只有「福建按察司程爺發刊」和「書戶余象鬥領梓」,這兩行指令。

按照明代配戶當差的賦役思路,建寧府承擔刊布天下的責任,而實際執行就落在建陽當地經營書坊的書戶肩上。這些被僉撥為「書戶」的役戶本身就在經營商業刻書,他們為官府組織刻書的經費,有一部分是來自於地方官員的捐款,書戶也非常有可能墊資,動用自家書坊的刊工寫工等人手,或者另外請人,付給工食。書戶為官員組織刻書則是義務勞動,充抵徭役。

余象鬥的刻書

書坊「亂象」

這樣的制度安排也充滿漏洞。首先,「上命不時」,刻書勞役沒有一定的額度,隨時都會有命令。什麼樣的官員可以指派書戶應役?似乎也沒有詳細規定。這成了官員徵用書戶勞役為自己贏得政績和文化資本的捷徑。以清廉著稱的海瑞(1514-1587)曾經斥責那些巡撫、按察使為主的官員,稱他們在離職之際,往往要求府縣官員組織刻書,作為人情饋贈的「入京封帕」,而刻書的經費並不是官員自己捐獻的薪水,而是「府縣剝民充之」。建陽縣誌也記載「官府征索償不酬勞」。那位路過建陽的四品僉都御史,恐怕不是領了禮部的命令來安排刻書,自己上任還要攜帶二百多卷的巨著,可謂有備而來。在這樣的制度漏洞下,整理經籍、推行文教,和利用地方資源為自己做政績,二者之間充滿了廣大的灰色地帶。這或許是「書帕本」風行的一個背景。

作為書戶的書坊主人顯然也不是只會口稱「唯唯」的溫順羔羊。為了躲避勞役、謀取私利,他們也會採用各種辦法。十五十六世紀,備考科舉的士子人數大幅增長,加上白銀湧入帶來的商品化發展,出現了一個科舉備考書籍「舉業書」的廣大市場。縣誌記載,建陽最晚到嘉靖年間就已經存在專門貿易書籍的定期市場即「書市」,「比屋皆鬻書籍,天下客商,販者如織,每月以一、六日集」。書籍市場盛況可見一斑。

激烈的科舉競爭和書市盛況使千篇一律的官方參考書顯得毫無吸引力。明代科舉規定科舉第一場考試「四書義」和「經義」的指定參考註疏是胡廣集纂的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按照刊刻官書的規定,書戶必須遵照一定的版式,「照式翻刊」,不得改變官版書的版式和內容。但同時也是書坊主的書戶,思索的是如何從同行競爭中脫穎而出。

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在卷數和標題上下功夫。官版《易經大全》二十四卷、《書經大全》一十卷、《詩經大全》二十卷、《春秋大全》三十七卷、《禮記大全》三十卷、《四書大全》三十六卷、《性理大全》七十卷,但建陽書坊刊刻的大全系列,不少都有官版之外的額外內容例如綱領、圖說、表格等等。除了增加內容之外,書商還會在書的標題上托會元、狀元等當朝官員之名,為自己招徠顧客。這不完全是「蹭熱點」,也有一定的制度基礎。根據嘉靖十一年(1532)刊本《禮記集說》前,福建按察司整頓書坊的牒文顯示,刊刻官書不僅須要「照式翻刊」,還需要縣學師生負責校對。這縣學師生一旦有人金榜題名,就成了書商的金字招牌,即便不是本府本縣學生,也不妨礙書商宣傳。疊床架屋的書名不勝枚舉,例如萬曆三十三年(1605)建陽書林余氏就有一版書經大全,標題為《葉太史參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打出福州府人士、萬曆十一年癸未科進士葉向高之名。除了大全系列之外,還有針對三場考試各項內容的參考書,也會被包裝上吸引人的標題,例如建陽著名坊主余象鬥就刻過一種《新鋟朱狀元雲窗彙輯百大家評註史記品粹》,這可能是針對科舉程式中第三場經史時務策而出的史記類參考書,朱狀元就是萬曆乙未(1595)進士朱之蕃。這樣的例子在現存明代書目中比比皆是。

如果我們想像自己是一位明代的書販,或者是一位連年落榜的焦慮舉子,這兩者不妨是同一人,萬曆年間某月初六在崇化里西的書市流連,想要為自己的頭場考試選擇一場定乾坤的秘笈。這邊見到一套官版參考教材《詩經大全》二十卷,平平無奇,三年前備考已經買過一次,那邊見到一套標題《詩經大全二十卷綱領一捲圖一卷》,好像多了兩卷,再往前走,還有《葉太史參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不知有何內幕消息,想拿起翻翻,又怕店家不允許,要全部買下來,又有些囊中羞澀。反覆掂量,最後可能還是選了書名最長,看上去最厚,名頭最響亮的那本。

這樣的場景雖然是虛構的,但它發生的歷史背景卻是真實存在的。明末建陽的刻書業就這樣在賦役制度和商業化的雙重影響下,在徭役和科舉的塑造下,在國家和市場的搖擺中,呈現出一種混亂而迷人的景象。通過思考「書籍如何刊布天下」的問題,一個獨特的官書發行系統和附在其上的書戶/書坊呈現出來。這種帶有一定官營性質的書籍生產方式,以及圍繞科舉而興衰的書籍市場,還將一直延續到晚清,對近代的出版業、版權觀念產生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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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毓銓,〈明朝的配戶當差制〉,《中國史研究》1991年第1期,頁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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