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之聲:無人機襲擊的現象學

原標題:恐怖之聲:無人機襲擊的現象學

編者按:當地時間8月29日,在喀布爾機場爆炸襲擊發生後三天,美國軍方在對一輛汽車進行了數小時監控後派遣了「收割者」無人機對其發射導彈。軍方表示車輛內載有ISIS炸彈,將對喀布爾機場的部隊構成威脅,並稱此次襲擊是一次「正義的打擊」。然而,《紐約時報》在對影片證據進行調查以及對司機在喀布爾的十多名同事和家庭成員的採訪後發現,美國軍方的說法存在諸多疑點,包括車輛中是否有爆炸物,司機是否與ISIS有聯繫,以及導彈擊中汽車後是否發生了第二次爆炸等等。據《紐約時報》的報導,遇害的司機名為澤馬里·艾哈邁迪(Zemari Ahmadi),是一個美國援助團體的長期工作人員,他當天的行程實際上是運送同事上下班,而軍方看到的畫面可能是艾哈邁迪和一名同事將罐裝水放進車輛的後備箱,準備回家帶給家人。軍方官員對此回應,他們不知道無人機發射時汽車司機的身份,但認為他很可疑。他們對他當天的活動進行了解讀,認為司機可能去過ISIS的一個安全屋,並一度將可能是爆炸物的東西裝進汽車。美國軍方表示,無人機襲擊可能導致了3名平民死亡,但《紐約時報》報導稱,無人機襲擊在一個人口密集的居民區造成10人死亡,其中包括7名兒童。

針對無人機這一新型的戰爭機器,納賽爾·海珊2013年的文章《恐怖之聲》分析了無人機提供的感官體驗。對於無人機操作員而言,無人機能提供的僅僅是無聲的畫面,其提供的超然和脫離感使得操作員不再抗拒殺戮。然而,在遭受襲擊的當地人經驗中,無人機的盤旋伴隨著恐怖的嗡嗡聲,預示著不知何時會爆發的襲擊。這種不平等的作戰方式讓操作員不必擔心遭到反擊,同時心安理得地將目標「罪犯化」,進而為實施暴力打擊提供了理由。

在西方世界的語境下,傷亡數字往往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但是無人機帶來的持續的、分散的恐懼對人們的生活產生了長期的影響。家長不再敢讓學生上學、議會不敢召開會議、商店被迫關門,這些情況導致了當地人出現大量創傷後應激障礙和預期焦慮。另一方面,無人機襲擊需要大量相關人員的參與以及簡易軍事基地的設立,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大範圍設立無人機配套基地,讓其建立了「基地帝國」,甚至可能讓全球範圍的目標和平民陷入恐懼。本文原載於《波士頓書評》,作者納賽爾·海珊是阿默斯特學院法律、法理學和社會思想系副教授。

「無人機太可怕了。從地面上看,當它們在頭頂上盤旋時,不可能確定它們在追蹤誰或什麼東西。遠處傳來的螺旋槳的嗡嗡聲不斷提醒著人們死亡即將到來。」記者戴維·羅德(David Rohde)在2008年被塔利班綁架並關押了7個月,他描述了在地面上聽見無人機的感覺和聲音。然而,在美國關於使用無人機的辯論中,這種報告很少被提及。相反,這些辯論似乎已經陷入了僵局。反對者說,無人機襲擊違反了國際法,造成了不為人知的平民死亡。支持者堅持認為,由於無人機的勘察和打擊能力比戰鬥人員更精確,它們實際上拯救了美國士兵和平民的生命,否則他們將被部署到危險的地面行動中。如果使用無人機的替代方案是漫長而混亂的地面行動,那麼無人機襲擊在傷亡方面的優勢是無可爭議的,我無意在此提出異議。

但是,這場辯論對於「無人機背後巨大的財政支持和政治成本」,以及「對社區造成的雖不那麼致命,卻是長期和強烈傷害的持續打擊」等問題,都僅僅給出了片面的看法。這種短視限制了我們對無人機的全面了解;為了拓寬我們的視野,我提供了關於無人機襲擊的現象學,研究了無人機攝像機的鏡頭下的世界,以及地面上的人們的體驗。觀看無人機的鏡頭,或者在下面等待它的襲擊,是什麼感覺?無人機的鏡頭捕捉到了什麼,又掩蓋了什麼?

「收割者」

當代無人機帶來了無與倫比的觀察和偵察能力。無人機的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越南戰爭,而導彈在長期以來一直被用於針對個人或離散地點。無人機最初是一種基本的偵察機,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前Nance拉夫戰爭中首次被使用;但到2001年初,無人機已經配備了火力。自911事件後的頭兩年首次在反恐戰爭中亮相以來,無人機一直被視為一種明顯的全球資源,是反恐戰爭「走向全球」的手段。第一代「捕食者」是在911事件後在阿富汗投入使用的,配備了兩枚「地獄火」導彈,其有限射程為400海里。2007年,第二代「收割者」無人機改變了這一切:它配備了四枚「地獄火」導彈和兩枚500磅激光制導炸彈,能夠全副武裝飛行超過16個小時,飛行距離達3200海里。這種新的無人機是「第一種專門製造的獵殺型無人機」。 「收割者」還配備了全天候的晝夜雷達,與感測器球相連,感測器球上裝有圖像增強和紅外攝像機。然而,這種令人印象深刻的監視能力與新一代無人機「戈爾貢凝視」(Gorgon Stare)相比相形見絀,後者將把「收割者」的單個影片傳輸增加到12個,最終達到65個影片信號。因此,「現在盯著一所房子或一輛汽車的無人機,可以持續監視1.5平方英里範圍內移動的幾乎所有東西。再過一年,這一能力將增加一倍,達到3平方英里。」

除了軍事能力外,能夠從數千英裡外的控制中心被遠程操作的特點,為無人機平添了傳奇色彩,進而成為科幻小說的素材。指揮無人機和發射導彈的飛行員是根據實時影片資料進行操作的,因此,無論無人機的視野多麼廣闊,或者它傳來的圖像看起來多麼自然,所有無人機看到的和殺害的對象,都是通過攝像機捕捉到的。無人機襲擊的影片不是普通意義上的電 影,但它仍然是影片影片,由攝像機拍攝,在屏幕上可見,其電 影性質值得被關注。

鏡頭之內

空中力量和視野之間有著長期的緊密關係。從飛行員駕駛雙翼飛機飛越沙漠和山脈的原始狀態,到無人機眼中的紅外攝像機鏡頭,航空視覺都屬於Martin·傑伊(Martin Jay)所說的「現代性的視角體制」。Paul·維里利奧的經典著作《戰爭與電 影:知覺的後勤學》寫於無人機出現之前,但其總體論點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適用。從步槍上的望遠鏡到複雜的控制論相機,光學設備調節並產生了瞄準的行為,將眼睛和物體之間的假想軸對齊。正如維里利奧解釋的那樣,「瞄準的行為是一種觀察的幾何化,是一種在技術上將視覺感知沿著一個假想軸對齊的方法,這個假想軸在法語中被稱為『信仰線』(ligne de foi)……從眼睛開始,經過窺視孔和瞄準器,最後到達目標物體。」空中視覺在維里利奧的敘述中佔據了一個特殊的位置:「在世紀之交,電 影和航空似乎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時刻。到1914年,航空不再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飛行和打破記錄的手段;它正在成為一種觀察方式,甚至可能是終極的觀察方式。」

《戰爭與電 影:知覺的後勤學》

我們已經太習慣於從空中觀察,這違反了我們世俗的、接地氣的視覺中所有熟悉的幾何和視角。在早期的飛行描述中,鳥瞰或上帝視角讓人感到興奮,這種愉悅感源於超越人類極限的可能性。但在另一方面,航空與現代的視覺模式緊密相連,因為從一開始它就與攝影和電 影表現聯繫在一起。拍攝電 影或聚焦於一個目標,這並不是廉價的雙關語,而是提醒我們一個共同的譜系起源。事實上,這種觀察方式是如此自然,以至於我們忘記了通過一個光圈觀察會產生一個特定且局部的視覺結構。

空中視野可以立即擴大視野範圍,並將聚焦在一個被感知的目標上。但這種向內的聚焦,對精確目標的要求並不僅僅是其他觀察方式中的一種。相反,無人機眼睛的準確性不僅僅關於視覺,它塑造了我們思考、談論和評估轟炸的方式。我們專注於目標和衝擊的時刻。我們爭論的是損失有多大,有多少目標外的平民死去。這些問題開始蓋過所有其他問題,比如這一全球軍事設備使襲擊成為可能,以及無人機對平民造成的除死傷外的其他傷害。

接下來讓我們仔細看看無人機的視覺狀態。讓我們看看無人機能看到什麼(和不能看到什麼)。一段隨機選取的影片展示出了無人機展示的畫面,許多評論員擔心這樣的鏡頭是「電子遊戲式的戰爭」,但這種比較既誇張又不恰當。與無人機鏡頭相反,電子遊戲提供了一種深度沉浸式的環境,至少玩家的虛擬生命處於危險之中。也許,將無人機鏡頭與電子遊戲相比較的原因是它們所共有的脫離現實的超然感。令人擔憂的是,疏離感淡化了駕駛員殺人的能力。

軍隊中的上校戴夫·格Rose曼(Dave Grossman)在他的研究報告《論殺戮(On Killing)》中,有力地論證了距離和殺戮的容易程度之間的相關性。

一方面,無人機的影片影片傳輸到一個遙遠的地方,正好符合格Rose曼的「最大範圍類別」:「如果不使用某種形式的機械輔助——望遠鏡、雷達、潛望鏡、遠程電視攝像機等,殺手就無法察覺其個人受害者的距離。」格Rose曼在報告中寫道。在這種距離下,「我沒有發現任何一個人會拒絕殺死敵人,也沒有發現任何與這種類型的殺戮有關的精神創傷。」另一方面,無人機能夠將視野放大到離地面幾百英尺的地方,拍攝出的畫面清晰得令人吃驚。最後,我們不應該過於在意無人機攝像頭的調節如何增加或減少飛行員的射擊意願,因為這個決定是分散在一個複雜的指揮鏈上的,這在軍事界被稱為「殺戮鏈」;我們應該關心的是單純的視覺質量如何加強了關於控制和不對稱暴力的特定條件。

仔細觀察駕駛員所接收到的信息,其中顯然缺少了一個元素:聲音。雖然飛行員可以聽到地面命令,但卻沒有與無人機攝像機的微觀注視相對應的麥克風。這個由在屏幕上移動的啞巴人物組成的無聲世界對我們的圖像體驗產生了特殊的影響。正如Mitchell·希翁在《電 影中的聲音》中指出的那樣,儘管聲音或語音很容易被影像吞噬,但它還是構造影像的重要部分。「只有電 影聲音的創造者——錄音師、音效師、混音師、導演知道,如果你改變或刪除這些聲音,畫面就不再是原來的樣子了。」在無人機空襲的鏡頭中,缺少同步的聲音使得畫面呈現出一個幽靈般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即使是在被殺之前,人們似乎也沒有生命。凝視的目光在寂靜的上空中盤旋著。無人機行動的批評者所擔心的超然感,部分來自於鏡頭的沉默。

無人機攝像機的角度總是相同的:俯視鏡頭。根據定義,俯視鏡頭排除了正反打鏡頭,即一系列構成面對面對話的正面角度和剪輯。使用了俯視鏡頭,就杜絕了回視的可能。俯視鏡頭既不邀請也不允許對象參與其視覺對象。它是「不對稱戰爭」的在電 影層面上的同義詞。

不對稱戰爭通常指正規軍和游擊隊之間的衝突,但也可以描述任何一方無法進行報復的衝突。施密特在《地球的諾莫斯》(The Nomos of Earth,1950)中對空中力量評估的持久見解是,空中力量使用中固有的技術不平衡,通過增加警務元素改變了衝突。空中力量的引入,將全球諾莫斯中特定空間的轉變與武器技術的變化結合起來。施密特有預見性地看到,空戰不僅會造成「破壞的技術手段的強化」和「空間的迷失」,而且會加劇不平等的問題,並允許主導方將敵人重新標記為罪犯。施密特明白,空中力量將創造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那些掌握天空的人可以監督和懲罰那些尚未掌握天空的人。在施密特看來,這種不斷擴大的差距既是戰爭法治化的原因,也是戰爭法治化的結果。法治化將戰爭概念化,並成為針對罪犯的警務活動:

雙方與武器類型之間都有特定的關係。如果武器明顯是不平等的,那麼從平等的角度構想的相互戰爭概念就無法成立了。如果「戰爭雙方都有一定的勝利機會」這種情況不復存在,對手就會淪為實施暴力手段的對象,而交戰雙方的對立就會成倍增加。從權力和法律之間的區別來看,被征服者將被歸類到到正義戰爭的大類中(bellum intestinum)。勝利者認為他們在武器上的優勢是其正義的標誌,並宣布敵人是罪犯,因為「正當的敵人」(justus hostis)這一概念也一並消失了。

2021年8月31日,沙烏地阿拉伯艾卜哈,實拍當地國際機場。據沙烏地阿拉伯媒體當日報導,一架攜帶爆炸物的無人機當天襲擊了位於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國際機場,已造成8人受傷,一架客機受損。

對那些沒有機會報復的人進行空中轟炸不是一場戰爭,而是一種不平等的交換,其在本質上加速了戰爭成為警務行動、對手成為罪犯或僅僅是暴力報復對象的進程。警務行動的開始和結束都是將敵人罪犯化。與空中力量本身共生的高空射擊,既產生又鞏固了不對稱性和犯罪化,這反過來又為暴力提供了道德和法律層面的理由。

無人機鏡頭的公開與它的影像世界一樣值得關注。被認為是機密的襲擊影片為什麼會出現在YouTube上?是誰發佈了這一影片?這些影片片段由國防部通過其國防影片和圖像分發系統(vids)網站發佈。這些影片在網上的點擊量超過1000萬次,吸引了大量的觀眾(從評論資料來看,大部分是男性),他們對所描繪的內容進行評論,並相互通報新的發佈內容。鑒於這些影片中的鮮明動作和人們對它們的痴迷,一些評論人士將這種現象稱為「無人機色情片」。這個令人反感的名稱並沒有把此類影片等同於色情電 影,而是為影片的結構提供了線索。正如色情片迎合了男性的慾望,而所謂的昂貴鏡頭(money shot)或男性高潮是電 影的結構,並將導致它的行動追溯到觀眾的預期,所以觀看無人機襲擊影片的特點是對即將到來的爆炸,即襲擊時刻的預期。但是,雖然美國對無人機打擊的討論集中在打擊的精確度上,但從地面上看,無人機打擊的經驗不能被理解為一個單一的時刻,而是一個結構化的現實。我將在下文討論這個現實。

鏡頭之外

無人機操作員能看到但聽不到下面的世界,而地面上的人就恰恰相反。因為無人機可以在3萬英尺或以上的高空盤旋,所以下面的人基本上看不到它們。但無人機的聲音是可以被聽到的。許多來自巴基斯坦部落地區(FATA)的人將這種聲音描述為一種低低的、持續不斷的嗡嗡聲,這是隨時可能發生襲擊的信號。當地人稱無人機為蚊子。由於無人機可以一次監視該地區數小時,而且每一輪監視都可能導致或不導致襲擊,因此平民的恐懼和焦慮是分散且長期的。

當無人機襲擊的畫面作為幻想進入我們的文化時,無人機則作為心理創傷進入了這些地區。在採訪中,人道主義工作者、醫生和心理學家都證明了大量創傷後應激障礙和預期焦慮的發生。最近的研究超越了對傷亡人數的爭論,而更徹底地審視了在持續的無人機襲擊威脅下的生活,提供了充足的證據,證明人們受到了嚴重創傷,生活在對下一次襲擊的持續恐懼之中。「無人機下的生活」是斯坦福大學和紐約大學關於無人機襲擊對巴基斯坦部落地區影響的綜合研究,其中包括對許多襲擊目擊者和倖存者的第一手採訪。一位受訪者的話幾乎揭示了預期創傷的教科書式定義:「天知道他們是否會再次襲擊。但他們總是在監視我們,他們總是在我們頭上,你永遠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開始襲擊。」雖然在法律上,「迫在眉睫(imminent)」一詞經常被用於辯護,但在這裏,「迫在眉睫」有一個完全不同的、可怕的含義,並由聲音來區分。一名男子將對無人機聲音的反應描述為「一股向社區襲來的恐怖浪潮」。在另一份證詞中,希沙姆·阿巴拉(Hisham Abrar)說,「當孩子們聽到無人機的聲音時,他們真的很害怕,而且他們一直都能聽到它。」

其他遭受多次襲擊的國家的情況也是如此。由此產生的後果是毀滅性的:家長拒絕冒險送孩子去上學,部落議會對開會持謹慎態度,商店關門破產。011年4月,一名曾在美國做交換學生的年輕葉門作家在參議院作證時,描述了他對無人機襲擊的親身經歷:「他們(當地人)不規則地移動著,瘋狂地指向天空。根據他們過去遭受無人機襲擊的經驗,他們告訴我們,在我們上方盤旋的東西,那些看不見並發出奇怪的嗡嗡聲的東西,是一架美國無人機。我的心一沉。我非常無助。」

一邊是視力,一邊是聲音。一邊是聚焦,一邊是擴散。正是這種感官上的分佈產生了對精確性的斷言和對廣泛傷害的否定。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無人機攝像頭的視覺效果遠遠超出了它製作的影片,構建了更大範圍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討論。例如,在《紐約時報》報導的美國參議院的證詞中,退休上校瑪莎·麥克薩利(Martha McSully)堅持認為「無人機提供了更多的監督和精確性,因為它們可以在目標上空盤旋,直到最後一秒才放棄攻擊,而且還有指揮系統和律師的監督。」在這裏,長時間的盤旋產生了可怕的嗡嗡聲,同時也增加了對視覺的監督,將監視與法律審查結合起來。但監督的層次,有效地疏散了聲音的世界和聲音產生的人際現實;爭論這種打擊是多麼精確或不精確,集中或不集中,仍然是停留在視覺層面。這些專注於傷亡數字的爭論,往往在西方的批評評論中佔主導地位。雖然行政當局聲稱2010年8月至2011年7月在巴基斯坦沒有「一個附帶死亡」的離奇說法已被各組織否認,但關於平民死亡的確切數字仍存在爭議。相反,強調分散卻長期惡化的生活為平民傷害提供了一個更清晰的定義,並在一定程度上拆除了無人機的視覺系統,(其意願做到全知和精確)。它也開始消除對空中力量的一般幻想。

但總的來說,空中力量佔主導地位的另一個主要因素是,這種力量為混亂的地面部隊提供了一個整齊的替代方案。飛機可以在那些由於某種原因不可能派兵的地區開展行動;空中力量為「那些由於財政和戰略原因,美國希望縮減其地面部隊的地區」提供了一個替代方案(例如,在2010年夏天關於阿富汗增兵的辯論中,拜登計劃要求在整個國家進行戰略空襲,而不是增加軍隊)。在這一設想中,正如以前對空中力量的期望一樣,有選擇的無人機襲擊被視為從非洲之角到中亞山區的地面部隊的替代。

在現實中,無人機襲擊往往需要增加地面支援的基礎設施,包括人員、對起降跑道和基地的需求,以及定位目標的情報網路。事實上,無人機是無人駕駛的這一事實具有誤導性。無人機本身沒有飛行員(它們被正式稱為無人駕駛飛行器),但它需要180到200名人員來支持一次戰鬥空中巡邏。此外,即使無人機可能從數千英裡外的基地進行操作,它仍然需要在現行衝突地區附近起飛和降落。從坎大哈基地起飛的美國空軍無人機由內華達州南部的克里奇空軍基地操作,中情局的無人機由弗吉尼亞州的蘭利操作,但只有在無人機升空後,控制權才移交給克里奇或蘭利的操作員。這反過來又要求在全世界建立新的基地和簡易機場。

想想2002年在葉門對哈雷蒂的打擊。在那次事件中,無人機從位於非洲之角的吉布地起飛。在9/11事件發生後,美國在那裡的存在急劇增加。到2002年,有一千名士兵駐紮在曾經由法國外籍軍團佔領的萊蒙尼爾營地,在2002年12月的一次訪問中,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預測,這些設施在未來幾年內仍將繼續運行。自2002年以來,該營地不斷擴大,續簽了租約,並規劃了更多的永久性住房和設施。並非巧合的是,在增加軍事存在的同時,非洲之角附近海域也「需要加強警力,打擊海盜」。除了在吉布地的基地外,在巴林也有一個反海盜基地,在塞席爾共和國也有監視無人機駐紮。與哈雷蒂的定點清除事件一樣,所有這些地方的人員都被懷疑參與了2009年9月在摩加迪沙南部對薩利·阿里·薩利·納布漢(Saleh Ali Saleh Nabhan)的定點清除。

正如《華盛頓郵報》所說,這個龐大的 "秘密無人機基地群落 "正在迅速發展。關於政府在2011年決定殺死一名美國公民安瓦爾·奧拉基(Anwar al-Awlaki)的辯論中,沒有人注意到這次打擊涉及一個位於中東的未公開地點的新無人機基地,旨在使葉門的無人機打擊更容易實施。

所有這一切都要以財政和政治作為代價。2004年,查爾默斯·Johnson(Chalmers Johnson)談到了關於美國全球軍國主義的意外後果:「美國在除南極洲以外的每個大陸上都建立了龐大的軍事基地網路,這實際上構成了一種新的帝國形式——基地帝國,它有自己的地理位置,但其地理位置不太可能在任何一所高中的地理課上被教授。」正如伊恩·肖(Ian Shaw)所說,「無人機世界是基地世界的進化。」現在不再有大型駐軍基地,而是有更多的小型設施來容納無人機和它們在本地的操作員。對政治學家安德魯·巴塞維奇(Andrew Bacevich)等人來說,無人機並不是真正的替代方案。巴塞維奇認為,美國國家安全需要更小的全球軍事足跡。就像許多早期關於空中力量的夢想一樣,它們只不過是一種幻想;但對於被聲音所傷害的平民來說,它們是恐怖分子的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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