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丨從歐洲的中心出發:波蘭視角下的南亞研究

原標題:講座丨從歐洲的中心出發:波蘭視角下的南亞研究

本文整理自2021年5月14日由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和北京大學國際合作部主辦、清華大學歷史系協辦的講座——「從歐洲的中心出發:波蘭視角下的南亞研究」(From the Centre of Europe: A Polish Perspective on South Asian Studies)。講座由波蘭華沙大學的Danuta Stasik教授主講,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國別和區域研究專業助理教授張忞煜主持,清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曹寅、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東南亞系助理教授謝侃侃兩位學者參與討論。

主講人Stasik教授現為波蘭華沙大學東方學院南亞學繫系主任,現任歐洲南亞學會會長。其研究領域包括印地語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印地語文學中的羅摩衍那傳統、西方的印度流散等。

本次講座的主題為「從歐洲的中心出發:波蘭視角下的南亞研究」。Stasik教授主要圍繞波蘭與南亞地區的交流史、波蘭的印度學以及現代南亞研究、印度學與東方學和語文學的關係、歐洲南亞學會及其主辦的歐洲南亞研究會議四個主題展開講座。

波蘭華沙大學的DanutaStasik教授

一、波蘭與南亞地區的交流史

在地理概念上「歐洲的中心」是指包括波蘭在內的7個國家。波蘭介於東方和西方之間,是東西方文化的交匯處,也因此發展出了獨具特色的南亞研究。歷史上波蘭和南亞地區的接觸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五六世紀。印波交流史上的第一人是來自波茲南的猶太人Gaspar da Gama。1498年,他以著名航海家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的顧問的身份抵達印度。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曾任波蘭駐奧斯曼帝國大使的波蘭貴族Erazm Kretkowski。根據他的墓志銘記載,他曾遠航印度,並親眼見到了湍流不止的恆河。第三位重要人物是波蘭貴族Krzysztof Pawłowski,他曾於1596年到達印度,並從果阿向波蘭的克拉科夫(Kraków)寄了一封記載了果阿當地風土人情的信件,這也被認為是最早用波蘭語描述南亞次大陸的文字記錄。

然而,在波蘭和南亞地區產生接觸的近三個世紀後,波蘭學者才開始對印度產生學術興趣。語文學家Walenty Skorochód Majewski和歷史學家Joachim Lelewel是其中的代表人物。Walenty Skorochód Majewski是一位自學成才的梵語學家,他出版了第一部用波蘭語寫成的梵語和土耳其語語法。他在其作品中指出梵語和斯拉夫語,特別是和波蘭語具有親緣關係。他最重要的作品《關於斯拉夫人和他們的親屬》(O Sławianach i ich probratymcach)於1816年出版,這也是第一部有關梵語的波蘭語著作。

Joachim Lelewel曾任教於維爾紐斯大學(the Vilnius university)和華沙大學(the university of Warsaw)。他的著作《古印度史:重點考察其對西方的影響》(Dzieje starożytne Indji ze szczególnem zastanowieniem się nad wpływem jaki mieć mogła na strony zachodnie)於1820年出版。這是第一部關於南亞次大陸的波蘭語著作,也體現了作者對印度的迷戀。正如《國家與歷史:啟蒙運動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波蘭歷史學家》(Nation and History: Polish Historians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的編者John D. Stanley所說,Joachim Lelewe是「在印度文化和宗教中看到通往東方智慧之路的浪漫主義者」。幾十 年後梵語被納入大學的教學體系,成為波蘭印度學的奠基學科。進入19世紀,波蘭被沙俄帝國、普魯士王國和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瓜分,因此這時並不存在獨立的「波蘭印度學」,波蘭這片土地上的印度學更多是作為19世紀的歐洲,特別是在法語和德語國家印度學的一個分支存在。儘管19世紀下半葉波蘭學者對梵語產生了學術興趣,由於歷史和政治的原因,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波蘭在這一領域的學術傳統才真正形成。這一階段的代表學者有曾任教於雅蓋隆大學(Jagiellonian University)的Andrzej Gawroński、Helena Willman-Grabowska和華沙大學的Stanisław Schayer。

二、波蘭的印度學以及現代南亞研究:以華沙大學為例

華沙大學的印度學傳統可以追溯到波蘭恢復獨立的1918年。當年,以音位理論聞名於世的著名語言學家Jan Baudouin de Courtenay開始在華沙大學教授印歐比較語法,梵語由此成為華沙大學的課程之一。然而,華沙大學印度學系的正式建立則應當歸功於Stanisław Schayer教授。他是華沙大學東方學院的創始人,並於1932年擔任第一任院長。從建院之初,印度學系便是該學院最重要的系科之一。起初,印度學系只教授梵語以及與古代印度有關的科目(尤其是哲學),但不久之後便開始教授南亞地區的現代語言。在Schayer教授的帶領以及來自加爾各答的學者Hiranmoy Ghoshal的協助下,印度學繫於1935年開設孟加拉語課程,並在此後的1938年開設了印地語課程。得益於Schayer教授對佛教和印度哲學的深入著作,該系在短短7年時間內便一躍成為著名的印度研究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軍隊佔領了波蘭,所有大學被迫關閉。1939年9月,東方學院的大樓、圖書館及藏書在一次空襲中被燒毀。Schayer等許多知名教授和學者也在二戰中去世。1945年,華沙大學恢復辦學,但是直到1953年印度學系才恢復運作。Eugeniusz Słuszkiewicz教授被任命為系主任,Grażyna Spychalska擔任其助理。復學之初,印度學系開設的課程基本都與佛教和印度古典文化相關。1955年開始增設印地語和烏爾都語。這主要歸功於Aleksei P . Barannikov教授的學生、畢業於列寧格勒大學(the University of Leningrad)的Tatiana Rutkowska。1957年,Hiranmoy Ghoshal教授重新回到波蘭,繼續在華沙大學教授梵語、孟加拉語以及其他科目。1972年,Ramanathan Sundaram博士將泰米爾語引入華沙大學。由於研究時段和研究領域不斷拓展,1996年該系更名為南亞學系。目前,華沙大學東方學院南亞學系提供印度學的學士和碩士課程,開設梵語、印地語、孟加拉語和泰米爾語等課程。同時,該系也設置博士培養項目。課程內容涵蓋不同學科,研究時段跨越古今。華沙大學東方學院南亞學系現已成為波蘭乃至歐洲主要的南亞研究中心。

華沙大學東方學院的院徽,下方的拉丁文Ex oriente lux意為「光從東方來」

三、印度學與東方學和語文學的關係

「印度學」這一學術概念經過了較長時間的演變。「印度學」被認為是由「東方學」(Orientalism)延伸而來的概念。Stasik教授認為,首先有必要梳理「東方學」這一術語及其概念。在英語國家以及南亞地區,這一術語實際上已經與後殖民理論和話語密不可分。愛德華·薩義德認為「『東方學』是一種根據東方在歐洲西方經驗中的位置而處理、協調東方的方式」。東方被認為是他者,與理想的、優越的西方相對立。在薩義德的分析中,「西方」(的東方學)主要指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法國和英國的東方經驗以及當代美國的東方學。薩義德並沒有將印度納入其分析範圍,但他對東方學的構想引發了對「印度學」這一概念的討論,並使這個術語飽受爭議,因為印度學研究被認為展現了西方世界對印度的刻板想像,並與意圖統治印度的殖民話語相一致。上述爭論主要發生在西方世界的英語國家,而波蘭的情況則略有不同。由於波蘭和印度沒有直接接觸,因此波蘭對印度的認知基於身份(identity)而非他者性(otherness)或差異(difference)。波蘭通常以平等(equality)的視角來看待印度,而不是凸顯自身的優越性(superiority)。可以說,波蘭學界對「印度學」一詞的理解從來沒有偏離過它的詞源,即「有關印度的知識」。在波蘭的語境中,印度研究(the Study of India)表示對印度、印度次大陸以及後來的南亞地區的語言、文學、文化、歷史等領域的研究,研究時段涵蓋古今。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學最初只涉及梵語和古代印度。事實上,西方對梵語的興趣主要源於梵語與印歐語系的密切關係,而非為了統治印度。最初激發波蘭學者對印度產生研究興趣的因素也並非是實用主義考量,而是出於對世界的好奇,出於對了解其他文化和語言的渴望。這種浪漫的、而非實用主義的方法延續至今,使波蘭學界對南亞研究保持持續不斷的學術興趣。

Stasik教授隨後探討了印度學研究中的另一個關鍵問題:印度學是語文學(Philology)嗎?印度學在很大程度上植根於19世紀德國對語文學的理解,它通常強調用歷史或文學批評的方法對文本的語言和文學進行分析。這種分析和理解大多與古典印度學有關,但它在20世紀下半葉卻被認為是過時的研究方法。因為這種局部解剖式的、逐詞分析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由19世紀的學者在其書齋或者圖書館進行。他們僅僅局限於文本,而不關注文本的語境。20世紀80年代前後出現了一種不同於上文所述的新的語文學範式。1988年,著名的吠陀研究學者Michael Witzel在哈佛大學舉辦的學術會議「什麼是語文學」上提出了新的見解。他認為語文學應該是以文本為基礎的文明研究,同時藉助一系列科學工具加以輔助。這些工具將涉及眾多領域,從考古學到書寫體系,從天文學到動物學。它們依託給定的文本,處理文本中的具體現實。

四、歐洲南亞學會及其主辦的歐洲南亞研究會議

最後,Danuta Stasik教授討論了更為廣泛的歐洲框架,重點介紹了歐洲南亞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South Asian Studies)。歐洲南亞學會是一個公益性學術團體,旨在促進歐洲所有國家的南亞研究。該協會擁有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地的1500多名會員。該協會負責舉辦歐洲南亞研究會議(European Conference on South Asian Studies,簡稱ECSAS)以及相關係列研討會、組織博士生研修班以培養歐洲青年學者、主持南亞研究領域的相關出版物等。1966年,著名歷史學家、協會創始人和第一任主席Dietmar Rothermund教授在德國的黑林山(Black Forest)召開了第一次非正式會議,宣告了歐洲南亞學會的成立。1968年開始定期召開歐洲現代南亞研究會議(European Conference on Modern South Asian Studies),後來因為研究時段和研究領域不斷拓寬,從2012年起該會議改名為歐洲南亞研究會議(European Conference on Modern South Asian Studies)。第26屆歐洲南亞研究會議將於2021年7月26日至29日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

在線講座現場

在評議與討論環節,清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曹寅老師指出,中國的印度學興起於20世紀初。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十分關注印度淪為英國殖民地的過程,並擔憂中國是否會成為另一個印度?而在同一時期,波蘭也被沙俄帝國佔領。那麼當時波蘭的歷史學家和民族主義者是否也像中國學者一樣,在開展印度學研究的同時觀照本國現實。另外,曹老師還關注波蘭的印度學和德國的印度學兩者之間的區別。波蘭印度學的學術目標並非在於殖民或者統治印度。而這一點與德國非常相似。擁有深厚印度學學術傳統的德國在歷史上並未在南亞地區佔有殖民地,也並無殖民印度的意圖。但是,德國的印度學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具有東方主義傾向的研究。那麼波蘭的印度學研究是否也是如此?兩國之間的印度學有何差異和聯繫?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東南亞系助理教授謝侃侃老師則談到,他在荷蘭學習荷蘭語時遇到不少來自波蘭以及其他中東歐國家的同學。他們在本科階段接受過專門的荷蘭語培訓,因此對荷蘭語非常精通。這或與中東歐國家的高等教育的培養模式有關。在講座中,Stasik教授談及了英國、法國以及德國等西方國家對波蘭印度學的影響。而在20世紀中後期美蘇冷戰的大背景下,波蘭的印度學是否還受到蘇聯影響?另外,謝老師還指出,相比起西歐國家,由於波蘭沒有對外殖民的歷史,因此被認為是東方學研究分支的印度學似乎在波蘭並未引起過多爭議。在愛德華·薩義德提出「東方主義」的命題並加以批判之後,印度學等東方學研究的領域出現了什麼變化?而波蘭學者又是如何應對這種變化?

Stasik教授對兩位老師的評議和提問進行了回應。她認為,儘管20世紀初波蘭和印度都同樣經歷了殖民統治,但是波蘭的印度學更多是根植於其非實用主義的研究路徑。彼時的波蘭不僅對印度,對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都抱有同樣的好奇。Stasik教授提到,泰戈爾曾有訪問波蘭的計劃,但最終未能成行。也許通過類似的直接接觸,印度和波蘭兩國民眾會被共同喚起被殖民統治的歷史記憶,但是推動波蘭印度學發展的主要動力仍是波蘭對世界的好奇心。

關於德國印度學的東方主義傾向,Stasik教授指出,不僅是德國的印度學,任何國家的印度學在後殖民主義的理論框架下都受到嚴厲批判。後殖民主義理論認為,在東方主義的視角下,印度學研究並非遊離於政治之外。德國的印度學之所以備受批判,正是由於其部分研究成果被納粹誤用。例如「卐」成為納粹的標誌,反而它的真實含義卻不為人所知。在德國,印度學中的「Indo-Aryan languages」(印度—雅利安語)常被稱為「Indo-German languages」(印度—日耳曼語),但是,這並非出於殖民或統治的目的,而是為了提供一種身份認同。然而,由於納粹分子從印度學研究中尋找支撐其理論的知識,導致印度學研究飽受爭議。Stasik教授強調,實際上,印度學更多的是德國等中歐國家研究亞洲國家的一種方法,因此必須審慎對待那些將德國的印度學作為後殖民理論的一部分的觀點。由於德國在南亞地區沒有殖民地,因此德國和波蘭的印度學研究類似,秉持非實用主義的學術目標。自19世紀以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學者們都安居於大學的象牙塔之內,並不十分關注外部世界的現狀。20世紀60年代以後,尤其是當70年代結構主義成為主要的研究範式之後,學界更加關注抽象模型而非現實生活。但是在80年代末發生了一場世界性學術界革命,主要圍繞大學應該在多大程度上開始實用主義研究展開。Stasik教授認為,大學應當儘可能地提供知識,無論其實用與否。大學應當是所有知識和學問的所在地,在這裏,學生能夠獲取知識以便更為深刻地理解社會的運作模式和運行規律。Stasik教授指出,自60年代以來,大學越來越具有實用主義色彩,職業學校越來越多。這種趨勢最初始於美國,隨後盛行於歐洲,大學逐漸趨向提供實用的知識。由於研究路徑和流行範式的改變,德國的印度學因其非實用性而飽受詬病。

關於蘇聯對波蘭印度學的影響,Stasik教授則以她的個人經歷為例進行說明。促使Stasik教授學習印地語、開展印度學研究的主要動力是她對印度的好奇心。相比之下,蘇聯的高等教育模式則更為務實,其主要目的是為外交部門、情報部門或者出版社培養非通用語種人才,而這與秉持非實用主義目標的印度學研究並不十分契合。關於「東方學」在波蘭的爭議,Stasik教授指出,20世紀末21世紀初,「東方學」一詞確實在波蘭學界引起了爭論。但是迄今為止其所在院系的名稱仍為「東方學院」。她認為,無論使用什麼名稱都無法充分體現他們正在從事的研究的本質——其研究既非「區域研究」也不是純粹的「文化研究」。因此校方決定還是保留原有的名稱。克拉科夫的雅蓋隆大學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而將其「東方學院」的名稱延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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