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睿評|伊拉克和伊朗鬥了一百年,美國攪進來后更糟心

原標題:中東睿評|伊拉克和伊朗鬥了一百年,美國攪進來後更糟心

自2020年1月初美國在伊拉克清除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將軍蘇萊曼尼以來,美國與伊朗在伊拉克的較量從未中斷。2021年上半年,尤其是6月底以來,一方面是伊拉克親伊朗武裝組織對美國駐伊拉克軍事基地和其他目標發動襲擊,甚至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館也在近日遭到火箭彈襲擊;另一方面是美軍為了報復親伊朗民兵組織對駐伊美軍基地的襲擊,對這些民兵組織發動空襲。這種情況恰恰是伊朗、伊拉克、美國三方關係複雜性的體現。本文試圖對伊朗與伊拉克的關係進行回顧和總結,並分析伊朗、伊拉克和美國三方關係的複雜性。

今年8月23日是伊拉克建國一百周年,但估計伊拉克人民肯定沒有心情去紀念建國百年。在這一百年中,伊拉克從擺脫殖民統治立國後,經歷了1921年費薩爾受英國操控建立君主制國家,以及1958年軍官革命推翻君主制後的數次政變,直至1968年阿拉伯復興黨掌權,此後伊拉克曾經在國內現代化建設方面取得過歷史性輝煌,成為中東地區強國。但1978年野心勃勃的薩達姆掌權後,伊拉克便走向了一條不歸路,隨後發生的兩伊戰爭、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把這個國家帶向了深淵。

在伊拉克一百年的對外關係中,在全球層面深受英國、蘇聯和美國等大國的操控和宰割,而在地區層面則與強鄰伊朗明爭暗鬥了近百年,直至2003年薩達姆政權被美國推翻後才有所減弱。在此過程中,

伊拉克與伊朗除了在特定時期為緩解腹背受敵處境短暫緩和外,雙方的鬥爭涉及領土爭端、民族宗教矛盾、意識形態矛盾等各個領域,尤其是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給兩個民族和兩個國家留下了巨大的歷史創傷,甚至埋下了伊拉克薩達姆政權覆滅的種子。

正是美國和地區國家在兩伊戰爭中對伊拉克的支持使其地區霸權主義不斷膨脹,成為海灣危機和海灣戰爭的誘因;正是兩伊戰爭時期伊拉克使用化學武器才有了後來美國的武器核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甚至成為小布希政府發動伊拉克戰爭的理由。

兩伊戰爭對於伊朗也同樣沉重。這場戰爭某種程度上也是霍梅尼「輸出革命」的產物,並使伊朗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八年兩伊戰爭幾乎佔據了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霍梅尼政治生涯的全部,最終他不得不在1989年像接受「毒酒」一樣接受停火協議,不久後便帶著「輸出革命」未果的遺憾撒手人寰。

在兩伊戰爭和冷戰結束後的十余年間,

兩伊在美國的「雙重遏制」戰略下慘淡經營。而2003年伊拉克戰爭後的情況則使伊朗、伊拉克和美國三個大小冤家的關係變得更加微妙。

一、從帝國爭霸到民族國家的領土之爭

在中世紀晚期,中東地區主要由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波斯帝國控制,而

兩大帝國爭霸留下的領土紛爭在奧斯曼帝國瓦解後為伊朗和伊拉克所繼承,進而使兩個國家從交往之初就背負著沉重的歷史負擔,其中最為嚴重的問題是圍繞阿拉伯河劃界的爭端。

在奧斯曼帝國蘇丹薩利姆一世(1516—1520年)時期,不斷向東擴張的奧斯曼帝國和波斯薩法維王朝便圍繞經濟富庶、戰略地位重要的伊拉克的地區展開拉鋸戰。雙方曾經於1612年和1639年簽訂《伊斯坦布爾協定》和《祖哈布條約》,但由於這些協定多是根據戰爭時期力量此消彼長進行的安排,其規定也十分模糊,因此當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後又會發生爭端,而巴格達也數次在雙方之間易手。

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葉,波斯帝國多次以赴麥加和伊拉克Karl巴拉和納傑夫朝覲的波斯人遇害和遭到羞辱為由,向奧斯曼帝國開戰,雙方分別於1823年和1847年兩次簽署《埃爾祖魯姆條約》,條約是在當時爭奪伊朗的英國和俄Rose的調停下籤署的。1847年的第二個《埃爾祖魯姆條約》對領土的劃分較前相對明確,但它留下的最大問題是阿拉伯河的邊界問題。

《埃爾祖魯姆條約》規定奧斯曼承認波斯在阿拉伯河有自由航行的權利,並對阿拉伯河東岸擁有主權。但是,條約所附的《備忘錄》中關於阿拉伯河主權問題卻含糊其辭,尤其是如下聲明令波斯無法接受:「波斯無權以任何藉口對阿拉伯河西岸地區,或屬於奧斯曼的東岸領土提出要求。」意即奧斯曼不僅對整條阿拉伯河,甚至對東岸領土也擁有主權。

事實上,

關於阿拉伯河劃界的模糊規定,是英國和俄Rose別有用心的安排,其用意在於通過製造波斯與奧斯曼之間的矛盾干涉兩國內政。

波斯政府以沒有授權其代表在《備忘錄》上簽字為由宣布條約無效。此後,奧斯曼帝國和波斯在英俄的協調下繼續談判,1913年波斯、奧斯曼與英、俄簽訂《君士坦丁堡協議》,對1847年及以後條約、協議所確立的邊界加以詳細描述;關於阿拉伯河地區,規定除某些指定區域外,整條河直到東岸淺水線歸奧斯曼所有。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斯曼帝國解體,伊拉克在經歷英國短暫的委任統治後於1921年獨立,並繼承了奧斯曼與波斯簽訂的有關兩國邊界的條約和協議。而波斯也在禮薩·汗領導下於1925年建立了巴列維王朝,並於1935年更名為伊朗。這標誌著兩個國家都已經走向民族國家。但是,

對於奧斯曼帝國和波斯帝國留下的領土爭端尤其是阿拉伯河劃界爭議,使兩伊關係充滿了持久的張力——伊朗力圖改變現狀,而伊拉克主張保持現狀。

在帝國時期,奧斯曼帝國和波斯帝國圍繞伊拉克地區的爭奪,更多是兩大帝國不斷根據實力此消彼長和戰爭結果修正邊界,而

隨著伊拉克和伊朗相繼建立民族國家,雙方的衝突走向了更加難以調和的領土爭端,這也直接埋下了日後兩伊戰爭的歷史伏筆。

從1921年伊拉克獨立到1980年兩伊戰爭爆發,兩伊圍繞阿拉伯河邊界間題的矛盾日趨尖銳。由於阿拉伯河重要的經濟和戰略地位,伊Rondo次提出按主航道中心線來劃定阿拉伯河邊界,而阿拉伯河流域被勘明的豐富石油資源進一步加劇了雙方的矛盾。1937年兩國簽訂《德黑蘭條約》,規定阿拉伯河的邊界除阿巴丹附近按主航道中心線劃定外(伊朗因此從伊拉克獲得一塊長約4英里的錨地) 其餘部分仍執行1913年的《君士坦丁堡協議劃定》。

1958年伊拉克革命後,兩伊民族矛盾更趨緊張,雙方圍繞阿拉伯河劃界和石油資源劍拔弩張,甚至多次發生邊界衝突(1963年)和外交危機(1969年),直至伊朗於1969宣布廢除1937年的《德黑蘭條約》,此後雙方關係進入邊境軍事對峙和磨擦不斷發生的冷戰狀態,大國和地區國家的調停均告失敗,直至1974年3月才在聯合國安理會調停下達成邊界停火協議。1975年3月,兩伊在歐佩克在阿爾及爾會議期間,在阿爾及利亞總統布邁丁斡旋下達成《阿爾及爾協定》。伊拉克同意按主航道中心線劃定阿拉伯河邊界,而伊朗則允諾停止支持反政府的伊拉克庫爾德游擊隊。

但是好景不長,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後,伊朗的「輸出革命」政策導致兩伊關係迅速惡化,並導致邊界軍事衝突。1980年9月伊拉克宣布廢除阿爾及爾協定,並發動對伊朗的戰爭,兩伊戰爭全面爆發。

總之,

奧斯曼帝國和波斯帝國留下的歷史遺產以及英國、俄Rose從中操控,使兩伊圍繞阿拉伯河的領土爭端一直構成雙方關係緊張的根源,而民族和宗教矛盾和意識形態鬥爭則進一步固化和強化了雙方的矛盾,共同促成了兩伊戰爭的爆發。

二、從民族宗教矛盾到意識形態的複雜鬥爭

兩伊戰爭構成了伊朗和伊拉克矛盾衝突的巔峰,這場極端殘酷的戰爭使雙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其中伊朗死亡士兵達64萬人,伊拉克傷亡23萬人,這無疑是二戰後最殘酷、最具破壞性的局部戰爭之一。這場戰爭的核心是領土和權力鬥爭,但在這場戰爭前後乃至當今仍在潛移默化發揮作用的民族宗教矛盾和意識形態鬥爭,同樣對雙方的關係產生了持久的影響,而這種深入到思想和靈魂層面的鬥爭則更複雜、更難以調和。

整體上看,伊朗和伊拉克的矛盾鬥爭關係中交織著波斯民族和阿拉伯民族、伊斯蘭教什葉派和遜尼派的複雜歷史糾葛,進而使雙方的矛盾成為兩種民族和兩種教派矛盾交鋒的前沿,並使雙方的鬥爭交織著阿拉伯民族主義與波斯民族主義、泛伊斯蘭主義和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對立和鬥爭。

眾所周知,在伊斯蘭教和阿拉伯帝國創立前,波斯帝國便已經創造了相當輝煌的文明。但是,波斯帝國薩珊王朝(公元224-651年)卻在伊斯蘭教崛起的過程中被阿拉伯帝國征服,波斯人在此過程中選擇了被遜尼派正統視為異端的什葉派。在歷史上,伊拉克地區對什葉派形成和發展至關重要,伊拉克的納傑夫和Karl巴拉等地是什葉派學術中心和宗教聖地。

從某種意義上說,什葉派構成了波斯人保持其民族性、避免被阿拉伯人同化的特殊機制。

歷史上,什葉派在推翻倭馬亞王朝(661—750年)並建立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伊拉克巴格達又成為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的中心所在。而作為阿拉伯帝國的一個王朝,信仰什葉派的波斯人幾乎控制了阿拔斯王朝的官僚系統,阿拉伯民族(遜尼派)與波斯民族(什葉派)在帝國內形成了如此奇怪的組合,這甚至成為極端主義(如「伊斯蘭國」)仇視波斯人和什葉派的理由所在。

1258年阿拔斯王朝被成吉思汗的孫子旭烈兀率領的蒙古大軍所滅後,阿拉伯民族走向了分裂並在奧斯曼帝國建立後淪為帝國的臣民,直至帝國解體後逐步演變出22個阿拉伯國家,而1501年薩法維王朝的建立又復興了波斯帝國,並確立什葉派為國教,同時圍繞伊拉克地區與奧斯曼帝國展開爭奪。

作為波斯帝國繼承者的伊朗,伊斯蘭教什葉派對波斯民族產生了深刻影響,進而增添了波斯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構建的複雜性。

圍繞不同時期與伊斯蘭教的不同關係,近代以來伊朗民族主義演變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在近代反對英俄帝國主義和愷加王朝的民族民主運動中,什葉派發揮了思想和組織動員作用,使波斯民族主義具有濃郁宗教色彩;在1925—1979年的巴列維王朝時期,波斯民族主義體現為君主制王權下的激進世俗民族主義,具有重視前伊斯蘭時期波斯帝國文明和排斥伊斯蘭教的特點;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朗民族主義再度與什葉派主導的伊斯蘭主義合而為一,並在「輸出革命」、推行泛伊斯蘭主義的過程中與伊拉克產生矛盾。

作為民族國家的伊拉克,它是英國於1921在難以維繫委任統治後「製造」的民族國家,其領土是奧斯曼帝國巴格達省、巴士拉省和摩蘇爾省的組合,其民族主義先天發育不足。在伊拉克被「獨立」這種特殊的建國背景下,它更多是以泛阿拉伯民族主義模糊地作為其民族國家建構的支撐。

1958年伊拉克軍官革命推翻君主制,尤其是1968年阿拉伯復興黨在伊拉克掌權後,伊拉克民族主義才日趨清晰,

尤其是薩達姆政權對前伊斯蘭時期的巴比倫文明進行了大量的挖掘和重塑,同時仍然強調泛阿拉伯民族主義。

從20世紀20年代到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前,兩伊的矛盾主要是阿拉伯民族主義(伊拉克民族主義)和波斯民族主義的矛盾,民族主義構成了雙方爭奪領土和地區領導權的意識形態支持。

除了前文所述的阿拉伯河領土爭端外,胡齊斯坦問題和庫爾德問題是雙方矛盾鬥爭的焦點。伊朗胡齊斯坦省是阿拉伯人在伊朗的聚集區,但伊拉克等阿拉伯國家一直堅持胡齊斯坦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不斷支持胡齊斯坦阿拉伯人反對伊朗政府的鬥爭;但伊朗堅稱該省是其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兩伊境內都居住著大量的庫爾德人,兩伊分別支持對方境內的庫爾德人獨立運動,庫爾德民族問題成為導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關係緊張的又一個因素。

從1979年到1989年霍梅尼去世,兩伊的矛盾主要表現為伊朗的伊斯蘭主義與伊拉克的泛阿拉伯民族主義之間的矛盾,教派矛盾也更加突出。

霍梅尼一方面主張以和平方式輸出革命,但同時又有許多關於通過戰爭和武裝干涉等方式輸出革命的主張。兩伊戰爭的性質並非純粹的宗教戰爭,但是,伊朗和伊拉克雙方基於輸出和抵制伊斯蘭革命的矛盾與教派矛盾交織在一起,無疑構成了誘發兩伊戰爭的重要因素之一。霍梅尼認為,只有推翻遜尼派薩達姆政權並在伊拉克建立伊朗式的什葉派政權,才能消除繼續向西區海灣地區輸出伊斯蘭革命的障礙。因此,兩伊戰爭不可避免地與輸出革命聯繫在一起。

為輸出革命,伊朗於1981年成立了「輸出革命」的組織機構「伊斯蘭革命委員會」(Islamic Revolutionary Council),「伊拉克最高伊斯蘭革命協會」則是專門負責向伊拉克「輸出革命」的組織機構。伴隨1982~1984年間伊朗在戰爭中優勢的不斷擴大,伊朗甚至開始設想戰後的伊拉克安排,即通過伊朗和伊拉克的聯合建立「什葉派聯邦」。

當然,戰事發展並沒有使伊朗的上述構想變成現實,戰爭陷入了長期膠著狀態。1988年7月,均無法取得戰爭勝利的伊朗和伊拉克簽署了停火協議。霍梅尼無奈地慨嘆:「……接受停火對我來說比吞毒更加致命。但是我願意服從真主的安排。為了滿足真主的意志,我寧願吞下這服毒藥。」霍梅尼逝世後,兩伊戰爭造成的嚴重損失和日趨嚴重的經濟困難和國際孤立,都使伊朗不得不減緩「輸出革命」的調門和步伐。

總之,霍梅尼的政治理想是通過輸出革命建立伊斯蘭的世界秩序,而當時的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則是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中心。由於伊朗輸出革命對整個阿拉伯世界構成威脅,支持伊拉克在兩伊戰爭中抵制伊朗便成為阿拉伯世界的共同事業。

三、美國霸權盛衰陰影下的兩伊之困

從兩伊戰爭結束到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前,伴隨海灣戰爭後美國獨霸中東,伊朗和伊拉克均成為美國遏制的對象,即20世紀90年代美國「西促和談,東遏兩伊」戰略的一部分。伴隨雙方國際處境嚴重惡化,這一時期兩伊關係有所改善。

2003年伊拉克戰爭後,美國雖逞一時之快顛覆了薩達姆政權,卻使自身深陷伊拉克難以自拔,更是因無意間為宿敵伊朗消滅了東西兩線的敵手(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和伊拉克薩達姆政權)而倍感無奈,同時也使美國難以兼顧從伊拉克撤軍和遏制伊朗。

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美國前總統川普糾集沙特、以色列對抗伊朗的原因所在,也是奧巴馬和拜登政府尋求通過伊核協議約束和平衡伊朗的原因,前者是硬制衡,後者是軟制衡,但限制和約束伊朗的目的卻是相似的。

薩達姆政權覆滅使伊朗如釋重負,但它既不希望伊拉克成為美國控制下對抗伊朗的工具,也不希望伊拉克因美國撤出而陷入分裂和動蕩並波及伊朗,這是伊朗悄然對伊拉克政治施加影響的原因所在。

2003年伊拉克戰爭後,伊朗積極對伊拉克的政治重建施加影響,使雙方關係迅速回暖。伊拉克戰爭後,伊拉克什葉派主要包括大阿亞圖拉西斯塔尼(Ayatollah Ali al-Sistani)、薩德爾運動、達瓦黨、伊拉克最高委員會四大力量,伊朗對其均具有一定的影響力。2005年7月,曾經在20世紀80年代流亡伊朗的伊拉克什葉派達瓦黨(宣教黨)人士賈法里(Ibrahim Jaafari),在就任過渡政府總理後對伊朗進行歷史性訪問;也曾流亡伊朗的達瓦黨人士馬利基(Jawad al-Maliki)於2005年12月出任伊拉克總理後不久,便於2006年9月和2007年8月兩次訪問伊朗;2008年3月,內賈德實現對伊拉克的歷史性訪問,成為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首位訪問伊拉克的伊朗總統。伴隨兩伊關係改善,伊朗與伊拉克的經貿關係和宗教交流也日益頻繁。

但是,

處於美國和伊朗對抗夾縫中的伊拉克政府處境十分艱難,面對美國留下的經濟千瘡百孔,宗派衝突、極端勢力泛濫的爛攤子,既希望擺脫美國控制但又不得不依賴美國,既無法規避伊朗政治、經濟和文化影響的加深,又有著不願意受制於伊朗的深刻的民族主義情緒。

伊拉克什葉派政治力量儘管與伊朗存在密切聯繫,但它們在意識形態上並不崇奉伊朗的伊斯蘭主義,同時他們作為阿拉伯什葉派,對伊朗什葉派始終存在戒備和防範心理;包括什葉派在內的伊拉克民眾對伊朗的影響更是心存抵觸,也限制了伊拉克什葉派政治力量過分接近伊朗。此外,兩個民族和兩個國家長期對抗的歷史尤其是兩伊戰爭留下的歷史創傷,也使它們短期內難以建立充分信任。而西方大國和地區大國圍繞伊核問題、伊拉克重建的複雜矛盾,也使兩伊關係深受外部因素的掣肘。

當前,美國正繼續推行在中東的戰略收縮,加快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沙特、伊朗、土耳其、埃及等地區大國的關係出現緩和跡象;伊朗和伊拉克也均面臨著發展與轉型的巨大壓力。期待伊朗和伊拉克的關係在下一個百年中能走向和解,實現和平、發展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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