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暴露!

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多地成為疫情重災區,很多發展中國家陷入大規模失業、極端貧困等社會經濟困境。危機背後,折射的是這些國家過早「去工業化」的結構性。

「去工業化」最早出現於發達國家。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很多發展中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現象。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1980年巴西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為30.3%,此後「斷崖式」下跌,到2000年僅為12.7%;印度製造業增加值在未超過GDP的18%時已震蕩下行,到2020年降至13%。由於這些發展中國家開始「去工業化」時工業發展水平不高,生產率和人均收入尚在低位徘徊,國際上將這一現象稱為過早「去工業化」。

這種過早「去工業化」模式並未引發太大爭議,尤其是世紀初,國際石油和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助推了拉美和非洲的經濟增長,印度則依靠計算機軟體等服務業出口贏得「世界辦公室」的稱號。

在「華盛頓共識」和全球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影響下, 「服務業提前取代工業」的發展模式受到國家推崇,很長一段時間內,「去工業化」、「退二進三」被看作是一國產業結構高級化的象徵。

但是,新冠疫情暴露了過早「去工業化」國家「體虛畏寒」的真相。

過早「去工業化」導致增長乏力。

人類經濟發展史表明,製造業等工業部門能夠更快地提升生產效率,實現生產力的大發展,被看作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對於低收入經濟體,製造業還是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利用後發優勢實現彎道超車的關鍵部門。

過早「去工業化」,經濟缺乏一個強大的製造業作中堅支撐,一是導致國民經濟的「空心化」,增長的步子不穩,遇風險易折損;二是經濟主導地位由批發、零售、酒店等傳統服務業佔據,這些行業產品難以規模化量產,生產率不高,且多依賴內需「一條腿走路」,易引發經濟增速放緩,增長動力減弱。

過早「去工業化」加劇失業和貧困。

很多發展中國家具備充足的勞動力資源,但是,過早「去工業化」導致勞動力無處可去,帶來大規模失業或隱性失業問題。從農業析出的大量勞動力無法在正式的製造業部門實現就業,只能流入低生產率的傳統服務業,從事家政工、服務員、小商販等低端職業,不僅收入低,也缺乏製造業工人享有的基本勞動和社會保障。

根據印度2009-2010普查數據,在全印4.65億的就業人口中,正式部門就業人口僅有2800萬,剩餘4.37億都在組織程度低、生產規模小的非正式部門勉強安身。疫情暴發後,由於社會經濟活動的停滯,這部分人口往往生計無著,被迫滑落至極端貧困境地。

過早「去工業化」易激化階層衝突,帶來沉重的社會成本。

製造業的早衰導致中等收入人群規模縮減,社會收入分配結構變為「啞鈴型」,財富日益向資本所有者集中,少數高素質勞動力得以進入金融、互聯網等高附加值行業而獲得高收入,大多數勞動者則做著低端服務業工作,由於嚴重缺乏議價能力而不得不忍受低報酬。

長此以往,勞動者內部形成「內卷」,社會貧富差距問題進一步凸顯,底層民眾情緒發酵,社會衝突與矛盾日益上升。疫情加劇了這一趨勢,近期不少學者警告世界正在走向「巴西化」,背後也有「去工業化」的影子。

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去工業化易,再工業化難。後疫情時代,在美歐等發達國家強調「供應鏈安全」、紛紛推出重振製造業計劃之際,國際經濟體系留給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空間更趨狹窄。發達國家由於資本積累雄厚、科技實力強勁,容易在工業4.0時代奪得先機相反,工業自動化趨勢將侵蝕低收入經濟體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削弱其對工業投資的吸引力。

有鑒於此,新一輪產業革命很可能導致國家間的兩極分化,那些過早「去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將被甩在後面,甚至出現經濟倒退,在世界經濟的弱勢地位也可能被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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