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外國制裁法》:為反霸權提供法律工具

原標題:《反外國制裁法》:為反霸權提供法律工具

  ■ 社論

  出台《反外國制裁法》,既有利於維護我國國家主權、安全以及發展利益,也表明了我國堅決反對霸權行徑的態度。

  6月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授權國務院多個部門實施反制措施。該法規定,外國國家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以各種借口或者依據其本國法律對我國進行遏制、打壓,對我國公民、組織採取歧視性限制措施,干涉我國內政的,我國有權採取相應反制措施。

  這既顯示了我國正面應對外國制裁行為的決心,也表明了我國將以一種體系化、長期化的法治思維來應對外國制裁。

  多年以來,一些國家通過經濟、金融、進出口等方面的制裁方式向其他國家推行本國的意志,不僅侵犯他國利益,也嚴重影響國際公平正義。尤其是出於政治操弄需要和意識形態偏見,對中國進行的無理制裁,本質上是一種霸權行徑。

  事實上,我國政府為了表示對相關制裁行為的不認可,也採取了多種方式的反制裁措施。如商務部2020年頒布的《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2021年頒布的《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都是有益的規則化嘗試。但其作為行政規章,存在立法層次較低的不足。而《反外國制裁法》出台,就為此提供了有力的法治支撐與保障。

  此前,事後的行政措施性質的反制裁「公布即實施」,主要體現懲罰性,而事前的法律規則條文「引而不發」,則具備了之於對手的震懾性。這在理念層面表明,我國通過對近年來錯綜複雜、急劇變化的國際形勢的認識,已經做好了制裁和反制裁鬥爭長期持續的準備,不僅「有來我往」,而且「有備而來」。

  而這在制度層面也表明,我國將能夠以全面的法律「工具箱」來應對制裁。這既包括禁止境內主體執行外國的歧視性限制措施,也包括對特定個體或機構的限制性措施,如禁止入境、查封財產等。這種框架具有高度靈活性,意味著既能實施「針鋒相對」的措施,也可有「揚長避短」的反制,有力維護我國的利益。

  反制裁法的制定,在國際上早有成例。如歐盟於1996年制定第2271/96號條例即《歐盟阻斷法》,針對美國對古巴、伊朗等採取的次級制裁,明確歐盟境內的自然人和法人,不得遵守被列明的若干美國法律,以及據其作出的任何決定、判決或裁決。2018年,俄羅斯也制定了相關法律,規定了若干反制裁措施。甚至美國、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等國,也有相應立法。此次我國制定反制裁法,亦結合了自身的特點與需要。

  需要強調的是,反制裁法不是制裁法。這不是我國規定如何主動對境外個人或機構實施制裁的法律,而是一部強調防禦屬性的法律。出台這部法律,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更好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

  實際上,我國多部法律和官方文件早已反覆強調了國際合作的必要性。比如,此前出台的《外商投資法》,為促進外商投資、優化營商環境、擴大對外開放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與《反外國制裁法》同時通過的還有《海南自由貿易港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授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浦東新區法規的決定》,這些都是國家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新舉措。

  反制裁看重觸發機制上的后發性、實施方式和力度上的對等性,目的是為了消除制裁而非擴大制裁。雖然《反外國制裁法》僅有十六條,但涉外商事主體仍然可以期待我國會以法治的姿態,有理有節地實施反制裁措施。

  為此,出台《反外國制裁法》,既有利於維護我國國家主權、安全以及發展利益,也表明了我國堅決反對霸權行徑的態度,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長遠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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