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外國制裁法》:依國際慣例為反霸權提供法律工具

原標題:《反外國制裁法》:依國際慣例為反霸權提供法律工具

文 | 繆因知

6月1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授權國務院多個部門實施反制措施。該法規定,外國國家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以各種藉口或者依據其本國法律對中國進行遏制、打壓,對中國公民、組織採取歧視性限制措施,干涉中國內政的,中國有權採取相應反制措施。

這既顯示了中國正面應對外國制裁行為的決心,也表明了中國將以一種體系化、長期化的法治思維來應對外國制裁。

多年以來,一些國家通過經濟、金融、進出口等方面的制裁方式向其他國家推行本國的意志,不僅嚴重侵犯他國利益,也嚴重影響國際公平正義。尤其是對於中國,近年來,某些西方國家和組織不願看到、不願承認、不願接受中國巨大發展進步的現實,出於政治操弄需要和意識形態偏見,對中國進行無理制裁,這本質上是一種霸權行徑。

此番中國出台《反外國制裁法》,既是為了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安全以及發展利益,也表明了中國堅決反對霸權行徑的態度,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長遠意義。

事實上,中國政府為了表示對相關制裁行為的不認可,也採取了多種方式和強度的反制裁措施。在過去,中國採取的反制裁措施主要通過行政手段,具有臨時性、個別性色彩。如商務部2020年9月頒布的《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2021年1月頒布的《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都是一種有益的規則化嘗試,但其作為行政部門規章,存在立法層次較低的不足。

此次《反外國制裁法》出台,為中國依法反制外國歧視性措施提供了有力的法治支撐和法治保障。

此前,事後的行政措施性質的反制裁「公佈即實施」,主要體現懲罰性,而事前的法律規則條文「引而不發」,則具備了之於對手的震懾性。

這在理念層面表明,中國通過對近年來錯綜複雜、急劇變化的國際形勢的認識,已經做好了制裁和反制裁鬥爭長期持續的準備,不僅「有來我往」,而且「有備而來」。

而這在制度層面也表明,中國將能夠以全面的法律「工具箱」來應對制裁。這既包括禁止境內主體執行外國的歧視性限制措施,也包括對特定個體或機構的限制性措施,如禁止入境、查封財產等。

這種框架具有高度靈活性,意味著既能實施「針鋒相對」的措施,也可有「揚長避短」的反制,有力維護中國的利益。

反制裁法的制定,在國際上早有成例。如歐盟於1996年制定第2271/96號條例即《歐盟阻斷法》,針對美國對古巴、伊朗等採取的次級制裁,明確歐盟境內的自然人和法人,不得遵守被列明的若干美國法律,以及據其作出的任何決定、判決或裁決。

2018年,俄Rose制定《關於影響(反制)美國和其他國家不友好行為的措施的法律》,規定了若干反制裁措施,包括終止或暫停與不友好國家或機構的合作,禁止或限制與不友好國家或機構開展產品和原料進出口貿易,禁止或限制受這些國家管轄或控制的機構參與俄Rose政府採購項目和國有資產私有化項目等。

甚至美國、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等國,也有相應立法。此次中國制定反制裁法,亦結合了自身的特點與需要。

需要強調的是,反制裁法不是制裁法。這不是中國規定如何主動對境外個人或機構實施制裁的法律,而是一部強調防禦屬性的法律。某種程度上,出台這部法律,有助於更好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

實際上,中國多部法律和官方文件早已反覆強調了國際合作的必要性。比如,此前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為促進外商投資、優化營商環境、擴大對外開放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與《反外國制裁法》同時通過的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自由貿易港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授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浦東新區法規的決定》,這些都是國家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新舉措。

反制裁看重觸發機制上的後發性、實施方式和力度上的對等性。反制裁的目的是為了消除制裁而非擴大制裁。雖然《反外國制裁法》僅有十六條,但涉外商事主體仍然可以期待中國會以法治的姿態,有理有節地實施反制裁措施。

此番中國出台《反外國制裁法》,既有利於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安全以及發展利益,也表明了中國堅決反對霸權行徑的態度。

□繆因知(中央財經大學副教授)

編輯:徐秋穎 校對:陳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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