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萬欽透視歷史》蕭伯納的多彩人生與英國費邊社

  蕭伯納一生崇尚漸進式改革,晚年大讚列寧、史大林;當年高調訪問中國,笑稱中國沒有文化,被傅斯年罵得一文不值。(圖/取自網路)

 

作者/戴萬欽(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博士,曾任淡江大學國際學院院長)

                          

前言》

 

歲月固然如梭,費邊社的故事,到現在依然膾炙人口。舉世多少知識份子,如今依然喜歡重温那段美談,憧憬那般境界,嚮往結社,以切磋琢磨胸懷中的理想。

 

費邊社的光彩事蹟,可以列為英國近代非物質的文明遺產。

 

劇作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為費邊社大力代言,確實有力幫助了費邊社

在歴史上寫下光芒綻放的篇章。

 

蕭伯納是1856年在愛爾蘭首府都柏林出生的英格蘭苗裔。他自1880年代,就開始對英國的戲劇、文化和政治展現影響力。在費邊社成立時,他既已經在戲劇及音樂評論界有些名氣,也開始從事劇本的創作。

 

他第一個造成轟動的劇本是「武器和人」(Arms and the Man),那是在1894年公演的。他那個劇本是受到挪威劇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的啟發。他將新的現實主義放注在劇本中,而傳遞他的政治、社會及宗教思想。

 

蕭伯納直到1950年才過世,享壽94歲。他一生總共寫了60多個舞台劇本。他寫的劇本長於將嘲諷和歷史寓言加以揉合。他在1925年榮獲諾貝爾獎委員會頒予文學獎的桂冠。

 

其實,名氣家喻戶曉的蕭伯納,一生發表了一些有爭議的見解。他鼓吹優生學,反對疫苗接種,批評組織綿密的宗教。他也抨擊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愛爾蘭的政策。

 

蕭伯納在1949年出版了回顧平生的著作《十六篇自繪的短文(Sixteen Self Sketches)》。他在序言中,說明不願意將之名為自傳,是怕別人讀來乏趣。他在該書中,曾經記述一些和費邊社有關的事,尤其是在「我是如何成為公共演說家」(How I Became a Public Speaker)那一篇短文。

 

以下將先追溯費邊社的緣起和成就。接著,會將焦點置於探索蕭伯納和費邊社的結緣經過以及他對費邊社的貢獻。

 

費邊社的緣起與目標》

 

費邊社是1883年與1884年之交,在倫敦成立的青年論政學社,主張將英國建立為社會主義國家。

 

1883年10月24日晚上,由外地移居倫敦、在證券行工作的26歲青年皮斯(Edward Peace),邀請15位朋友到他位於攝政公園附近的居所,討論是否成立一個探討政經問題的學社。

 

與會的人士,大多數是自外地漂流到倫敦的年輕人。他們當中有低階公務員、醫學院學生、建築師、記者,大約有6名女士,個個關心社會發展。有幾位本來就是皮斯的朋友,大多數是皮斯的朋友引介的。

 

那個時候,原本穩定的維多利亞時代秩序開始動盪,英國長期的工業優勢遭遇挑戰,而且經濟困難開始浮現。

 

所有當晚聚會的年輕人,幾乎都不清楚組織一個新學社的確實目標何在。他們大致的共識是,生活情況並不令人滿意,需要談談公共政策的發展。

 

在那之前,達爾文的進化論,已經給傳統英國國教和新教的神學理論,帶來挑戰。皮斯是出身於經濟尚屬寬裕的貴格派家庭。皮斯17歲時,就到倫敦一家與中國進行絲製品貿易的公司上班。

 

皮斯在1883年開始關注政治問題。他也去參加過幾次由海德曼(Henry Myers Hyndman)在1881年創立的政黨「社會民主聯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的會議。他並不習慣和會場上發言的工人交談。但是,他內心的「社會良心」開始躍動。他覺得社會必須有所改革。

 

其實,皮斯的朋友邱柏(Percival Chubb),才是費邊社成立穿針引線的靈魂人物。那年24歲的邱柏,是一名低階公務員。

 

邱柏先前曾經參加不少思潮協會和社團活動。他覺得1881年因參加「亞里斯多德學社」(Aristotelian Society)活動、巧遇的硏究哲學學者戴維森(Thomas Davidson),最值得他尊敬及學習。戴維森是周遊西歐和美國的哲學研究者,也熟稔當時主要的社會改革學説。

 

邱柏曾在1882年4月1日向戴維森透露,他希望能夠致力於建立一個「社會烏托邦」。他在5月25日又向戴維森表示,想要組織一個小的「革命俱樂部」,作為社會復興運動的中心。

 

當戴維森那一年秋間再到倫敦時,邱柏向他表示,社會問題的解決,比較需要「親身的救贖」,而不是靠政治。邱柏説出,他對熾熱於亨利·喬治(Henry George)和馬克斯兩人的門徒,是幾乎不寄予任何期待的。

 

到了1883年9月,戴維森再度到倫敦短暫停留。邱柏刻意帶了皮斯等幾位朋友和戴維森會談。

 

費邊社在1883年10月24日的籌備會,大抵是邱柏一手策劃的。邱柏在會議中特別誦讀戴維森於逗留倫敦期間審閱過的文章「新生活」(The New Life)。當年43歲的戴維森,可以算是費邊社問世之初的導師。

 

後來,邱柏在1883年11月7日,又借皮斯的住宅舉行了費邊社第2次會議,討論章程等問題。邱柏在會議召開的前幾天,先找了3位好友會商議題。

 

11月7日的會議,固然因為一些歧見而未能制訂章程,倒是對組織的宗旨問題,尚能夠經由妥協而通過決議。決議的核心內容為:將組織協會,其最高的目標是,致力促成社會的重建,以符合道德的最高可能境界。

 

簡要來説,費邊社並非主張以暴力手段,建立社會主義體制,而是期望以「演進的」(evolutionary)方式,建立一個溫和的社會主義體制。

 

費邊社的創始成員,本質上是理想主義者,而不是政治煽動者。他們主張,社會主義應該為窮困者提供正義,而不是忌妬富裕者。他們認為,自己是執行「文明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的中産階級。他們期望,自己能夠引領英國社會避開階級戰爭。

 

選用「費邊」作為學社名稱,是因為他們佩服羅馬帝國名將費畢烏斯(Fabius Cunctator)對付強敵的作戰韜略。

 

費畢烏斯擅長以保持靭性等候時機的戰略,和強敵周旋。他刻意避免部隊倉卒和勁敵正面交鋒,而終能夠在不付出重大傷亡代價的情況下,取得勝利。

 

有人將戴維森視為是費邊社的創立者。但是,這依然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費邊社創立初期的健將,尚有以下諸位人士:蕭伯納、西德林·魏柏和碧翠絲·魏柏夫婦(Sidney Webb and Beatrice Webb)、畢尚特(Annie Besant)和華樂斯(Graham Wallis)。

 

費邊社的發展與成就》

 

費邊社原本是試圖將社會主義的思潮,帶進英國的自由黨以及保守黨。到了1900年,費邊社決定協助組織一個和兩大黨無關的「勞工代表委員會」(Labo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1906年,「勞工代表委員會」擴大為勞工黨(Labor Party)。由一度參加費邊社的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擔任主席,他後來兩度作過英國首相。

 

費邊社的社員人數,從來都不多。在社員人數最高峰的1946年,也不過8,400人。但是,社員始終不多,卻無礙於費邊社展現其在政經及社會理念上的影響力。

 

在相當一段時間裏,英國國會下議院的工黨議員中,很多費邊社的社員。有時候,連工黨的領導人,也是費邊社的社員。另外,費邊社曾經有過數十個地方分社。

 

1945年工黨的英國國會議員中,多達一半是費邊社社員。英國政府的內閣成員中,高達10人是參加費邊社的。

 

費邊社在創立時所訂下的發展策略就是,透過舉辦會議、演講會、討論會及夏令研習班,導引英國民衆認識社會主義。

 

費邊社重視以出版書籍、小冊子和期刋等方式,宣傳他們如何從社會主義的角度,看待政治和經濟等問題。

 

在1931年時,有一個獨立運作的「新費邊研究局」(New Fabian Research Bureau)成立。但是到了1938年,它併入費邊社,以強化費邊社的活力和影響力。

 

費邊社在1940年另外成立了「費邊社殖民局」(Colonial Bureau of the Fabian Society),專注於探討英國的殖民問題。一年之後,費邊社又設立了「費邊國際局」(The Fabian International Bureau),專門注意英國的外交政策以及戰爭與和平的問題。

 

著名的倫敦大學政經學院,是費邊社運用一筆信託基金支持設立的。曾長期在該學院擔任教授的政治經濟學巨擘拉斯基(Harold Laski),也是費邊社的成員。

 

蕭伯納加入費邊社的機緣》

 

蜚聲文壇的劇作家蕭伯納,並非費邊社創立會議的出席者。但是,文采舆口才皆冠絕一時的蕭伯納,卻是幫助費邊社聲勢鵲起的重要人物。

 

費邊社最著名的政經主張論文集《費邊社會主義文集(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便是當時33歲的蕭伯納所負責編輯,而在1889年發行的。

 

蕭伯納在1876年20歲時,離開都柏林到了倫敦和母親一起居住。他在青少年時期嚮往成為畫家。搬到倫敦之後,一度以幫人代筆在周刊撰寫音樂評論專欄,賺取微薄收入。他也幫人在音樂會彩排時演奏鋼琴,偶爾客串演唱。但是,他並沒有財力到大學就讀。

 

他在1879年至1880年期間,曾經在愛迪生電話公司任職。但是,當愛迪生電話公司和貝爾電話公司合併後,他便離開了。從那時期,他就尋求終身以寫作為全職工作。他的母親偶而會補貼他一些生活費用。

 

1881年,他為了節省生活開銷,選擇成為素食主義者。他同時也開始留鬍子,以遮掩他因為出天花而留下的疤痕。

 

蕭伯納在1979年冬天,被朋友勒祺(James Lecky)找去參加「探索學社」(Zetetical Society)。該社的宗旨是:「在所有會影響人類利益的事務中,尋找出其所藴含的真理」。他在《十六篇自繪的短文》中也説明,「探索學社」的運作,是想彷效當時專注於討論彌勒(John Stuart Mill)「自由論」思想的「辯證法學社」(Dialectical Society)。

 

他在該社的活動中認識了西德林·魏柏。魏柏當時是位低階的公務員,一心想提升自己的知識水準。兩人固然脾性不同且各有風格,卻很快就惺惺相惜,友誼持續了一生。

 

蕭伯納後來在回憶這段緣誼時曾對魏柏説:「你知道我所不懂的每件事,而我則知道你所不懂的每件事⋯⋯,我們總是能夠互相學習,而且有足夠腦力一起去做事。」

 

蕭柏納在1882年9月,前往聆聽美國政治經濟學學者亨利·喬治演講。他深感震撼,覺得必須對經濟學有一些認識。於是,他研讀喬治的名著《進步與貧窮(Progress and Poverty)》,思考喬治所倡言的土地國有和單一稅原則。

 

後來,他也開始參加「社會民主聯盟」舉辦的討論會,而接觸到馬克斯的理論。他一開始時,被嘲笑未曾讀過馬克斯在1867年寫的《資本論》第一冊。他便隨即展開閱讀。當時,大英帝國博物館的閱覧室,只有典藏法文譯本。

 

其實,蕭伯納並不喜歡「社會民主聯盟」的創立者海德曼。他覺得海德曼專斷獨行,又欠缺領導才幹。他也懷疑「民主社會聯盟」有能耐鼓動勞動階級從事激越運動。

 

但是,蕭伯納在《十六篇自繪的短文》中承認,他確實一度遞出申請書,想正式加入「社會民主聯盟」。 而當他在1884年接觸費邊社之後,他就改變了態度。

 

基本上,蕭伯納比較喜歡和有一定教育水準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一起切磋思想。他覺得海德曼聚引的成員,多是從事手工勞動的準馬克斯主義份子,對他在思想探索上幫助有限。

 

蕭伯納在1884年5月10日首度參加費邊社的會議。那年,他27歳。當時,費邊社的社員,仍然不超過20人。

 

他於5月4日在「基督教社會主義者」(Christian Socialist)辦公室巧遇費邊社員布蘭德(Hubert Bland)。次日,布蘭德贈送他一本費邊社剛剛出版的本論文《為什麼有這麼多窮人?(Why Are The Many Poor?》。布蘭德並且隨書附上字條,邀請他參加費邊社5月10日的會議。

 

蕭伯納對那本論文的內容,頗感興趣。所以,就在5月10日去參加會議。他後來在該日會議的紀錄上,還補寫上一句話:「這次會議將會因為是蕭伯納首度參加會議,而變成值得紀念。」

 

不到一周,蕭伯納就在5月16日首度發表談話。他一鳴驚人,文采生動地提出17點論述,其中吸引人深思的警句尤豐。會議當下決議應當公開印行,作為費邊社第一號「宣言」(manifesto)。到了9月份,蕭伯納正式加入了費邊社。

 

蕭伯納對費邊社論述的貢獻》

 

蕭柏納所寫的費邊社第一個「宣言」,其實也就是費邊社所出版的第2冊論文。

 

「我們眼前全國土地耕種和私人資本滙聚的體制,已經明顯造成社會割裂為敵對階級的可怕結果。怪異的極端現象是,一邊是胃口甚佳,卻苦無晚餐可食用;而另一邊則是晚餐菜餚豐盛,卻又毫無胃口。」蕭伯納在費邊社第一個宣言中,生動刻劃出英國社會當時窘迫的情境。

 

他也立刻成為頗有名氣的社會主義演説家。大概有12年之久,他平均每兩周就會至少3次以上應邀至各類社團演講談社會主義。他也幾乎完全採取「邀者不拒」的態度。出席他演講會的人士,少則數十人,多則數千人。他曾經於傾盆大雨中在海德公園演講,面對6名警察在場監視。

 

他在書中曾經回憶説:每當活動的主辦單位,要求他在演講中閃避有爭議的政治或者是宗教問題時,他總是回答説,他的演講一直都是愛挑選非常有爭議性的政治或是宗教議題。他從不支領演講報酬,路途遙遠時,他只要求三等座位的火車票費用。

 

自1885年到1889年,蕭伯納幾乎固定參加「英國經濟協會」(British Economic Association)兩周一次的會議。對他而言,彷彿是接受正規的大學教育。

 

他的政治經濟思想,也因而更加成熟。他遠離馬克斯主義,而堅信「漸進主義」是比較合適的。

 

費邊社內部在1886至1887年期間,曾經辯論是否接納由韋爾遜(Charlotte Wilson)和畢尚特所支持的無政府主義。蕭伯納選擇和大多數社員一起表示反對。畢尚特一直鼓吹費邊社投入無政府政治實務。

 

警方在畢尚特於1887年11月13日周日在特法嘉廣場演講時,採取強制驅離集會群眾的手段。蕭伯納其後更加相信,不宜直接挑戰警方的力量。

 

而且,他變成大致接受西德林·魏柏所提倡的「滲透普及」原則。魏柏就是主張:促成社會主義實現的最佳方式,便是將社會主義思想,注入於既存的政黨中。

 

在1889年之前,費邊社的溫和主張,在多種政經思想競逐中,並不很突顯。但是,費邊社在1889年出版委請蕭伯納主編的新論文集《費邊社談社會主義論文集(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則吸引不少知識份子注意。

 

蕭伯納在這一冊論文集中,也貢獻了兩篇文章。他的第二篇文章題目為「過渡」(Transition),強調漸進主義和「滲透普及」理念,主張「審慎又漸進的改變」,才是社會改革的正道。

 

他在次年,又撰寫了費邊社第13冊論文《社會主義是什麼?(What Socialism Is?)》。其內容大致為,修改校正韋爾遜先前以無政府主義角度談論社會主義。蕭伯納在該篇論文中強調,社會主義應當藉由民主的習俗制度,以完全合乎憲政的方式去推動。

 

後來,當第2次波爾戰爭在1899年爆發時,蕭伯納力主費邊社採取中立的立場。麥克唐納則希望費邊社採取堅定反對英國政府政策的立場。費邊社決定採用蕭伯納的主張,麥克唐納乃憤而退出費邊社。前已道及,麥克唐納後來藉領導工黨,兩度當上英國首相。

 

蕭伯納在1900年寫了《費邊主義與帝國(Fabianism and the Empire)》,作為説明費邊社對第2次波爾戰爭的宣言。蕭伯納認為英國對殖民地的治理效能,必須改進。

 

蕭伯納與費邊社的組織發展》

 

蕭伯納在1885年元月,被遴選為費邊社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不久之後,他便吸收西德林·魏柏和知名女演説家畢尚特,加入費邊社。

 

費邊社在1886年2月19日成立新的執行委員會,蕭伯納還是擔任執行委員。新的執行委員會決議,社員不必繳費,但是入社必須有兩位介紹人。

 

蕭伯納是大力幫助邱柏實現願望的。蕭伯納響應支持費邊社成立倫敦政經學院,可以算是倫敦政經學院的共同創辦人。

 

英國富裕的律師哈金森(Henry Hutchinson),曾經對費邊社的經費提供一些支援。哈金森在1894年夏天,在久病厭世自殺前,預立遺囑把他一半以上的財產,用來成立信託基金會,以支持費邊社10年內在宣傳及社務上的發展。哈金森並且指定西德林·魏柏為基金會董事長,由哈金森的女兒和皮斯等人擔任董事。

 

西德林·魏柏一向佩服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和法國的巴黎政治科學院。他長期認為英國必須有一所致力提升社會科學的學術單位。他的妻子碧翠絲·魏柏在9月間寫下西德林的心願,就是興辦倫敦政經學院。他們夫婦兩人都相信,改革「不能只靠叫喊,需要紮實的深度思考」。

 

但是,費邊社的執行委員中有布蘭德等人,對動用基金款項興辦倫敦政經學院的主張,提出質疑。

 

西德林·魏柏乃在執行委員會9月28日的會議中,央託蕭伯納代他發言爭取。而蕭伯納確實努力斡旋其間,代為化解決裂。

 

蕭伯納在1900年時,曾經對費邊社在英國政治上的影響力不大,感到挫折。他在20世紀之交時,擔任倫敦市的區議員6年。他在1904年參加倫敦郡議員選舉落敗。其後,他便不再競選公職。

 

他曾被費邊社提名為參加1900年2月份的「勞工代表委員會」創立會議的代表,但是卻避未參加。後來,「勞工代表委員會」在1906年擴大為工黨。

 

英國工黨在1918年以前,並不接受任何個人直接申請入黨。個人入黨須透過區域地方組織和附屬組織,例如工會。

 

自由黨在英國1906年的國會選舉大勝。蕭伯納對出任首相的甘貝爾·班納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評價很低,而覺得費邊社必須要有新的領導團隊。

 

當時,在1903年2月才加入費邊社、記者出身的科幻小說家威爾斯(H. G. Wells),主張費邊社應當和1893年便已經先成立、但是立場更加左傾的「獨立勞工黨」(Independent Labor Party),發展密切的合作。

 

威爾斯寫的《時間機器》和《外星人入侵》等小説,直到今天都廣被引述。

 

其實,蕭伯納在1983年元月便曾經以費邊社的代表身份,參加「獨立勞工黨」的創黨籌備會議。但是,他懷疑,將成立的「獨立勞工黨」有能耐將工人階級的興趣,轉移至政治議題。

 

威爾斯急於聯合「獨立勞工黨」的主張,恰好和蕭伯納所領導的費邊社元老的立場,是對立的。

 

威爾斯在費邊社內部和蕭伯納的辯論中落敗。他在公開場合演説的技巧,遠遠不及咬字清晰,又口若懸河、雄辯滔滔的蕭伯納。威爾遜後來在1908年退出費邊社。

 

蕭伯納晩年在回顧這一段論戰往事時解釋説,元老並沒有澆熄威爾斯的火焰,是威爾斯擊潰了他自己。

 

蕭伯納在著作《十六篇自繪的短文》中,特別提到威爾斯當時雄心勃勃,企圖一舉在費邊社拿下領導權。他承認威爾斯對社會主義胸懷熱情,而他則是掌握演講藝術的高手。他説,演講的要訣是,必須流暢自然,而不做作。

 

蕭伯納離開的選擇》

 

蕭伯納在1912年時,決定退出費邊社執行委員會,但是保留社員身份。

 

蕭伯納自1920年代初,漸漸開始失去信心,不再堅信社會可以經由費邊社所鼓吹的漸進主義而達成改造。

 

他甚至開始逐漸將社會改造的希望,寄託在獨裁的手段上。

 

他在寫出劇本《聖女貞德》後,於1928年出版了一本書《聰穎女人的社會主義及資本主義指南(The Intelligent Woman’s Guide to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曾任首相的麥克唐納,盛讚那本書是自聖經問世以後最重要的典籍。而在二次大戰將結束時曾任工黨主席一年多的拉斯基教授,則批判蕭伯納的論議陳腐過時,並且缺乏關切個人自由的問題。

 

猶太裔的拉斯基,心中一直懷持猶太復國意識。他曾經在1922年至1936年期間,擔任費邊社執行委員會的委員。拉斯基一向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他主張保衞民主。

 

1950年時,英年57歲的拉斯基,比蕭伯納早幾個月過世。王世杰和杭立武等卓越的教育家和外交家,皆曾受業於拉斯基。杭立武晚年曾經撰書評介拉斯基的學術思想。

 

蕭伯納是在1929年,發表了他在費邊學社的最後一篇文長11頁的論文,題目是「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他稱讚「國際聯盟」是國際政治家新的理想,期盼其可以取代老式的外交作為。

 

他在1943年費邊社成立60周年時,特別公開説明,自己已經不再是費邊社的一員了。

 

他崇拜過墨索里尼和史達林》

 

蕭伯納在1922年對墨索里尼在義大利掌權表示歡迎,認為在國會立法對峙僵局的延宕下,墨索里尼是個合適出頭的暴君。蕭伯納在費邊社的好友碧翠絲·魏柏絲形容,他對墨索里尼的好感,彷彿就是著魔了。

 

其實,他在1920年代初期,也曾經稱頌列寧是「歐洲真正有趣的政治家之一」。

 

他多次婉拒參加團體到蘇聯訪問的機會,一直到1931年才參加團體赴蘇聯參訪,和史達林有一段頗長的會談。他天真地將史達林描述為「出身喬治亞心無惡意的紳士」。

 

他在1939年看到莫洛托夫和里賓特洛甫簽定「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後,竟認為那是史達林的勝利,而稱讚史達林是把希特勒比下去了。

 

蕭伯納的好友西德林·魏柏,在1930年代,則更加轉向支持共產主義。碧翠絲·魏柏當時喜歡收聽蘇聯的廣播。碧翠絲直率地説明,她和西德林皆是未入黨的共產黨黨員。兩人改將蘇聯視為心中嚮往的烏托邦。

 

後來,歐戰在1939年9月爆發。蕭伯納看到英國等國無法與希特勒獲致和約,便公開敦促維持中立立場的美國參戰。

 

蕭伯納在歐戰結束後,並不支持對德國戰犯進行軍事審判。他獨樹一幟地強調:「我們都是潛在的罪犯。」

 

結語》

 

蕭伯納繽紛多彩的人生,並不限於投身費邊社努力的歲月。

 

他對於費邊社曾經作出很大貢獻。但是,他的人生,美麗多姿。他的一大部分遺産捐給了大英博物館、英國皇家戲劇藝術學院和愛爾蘭國家美術館。

 

他是頗以他自己的演説本事自豪的。他在書中特別註記,他所作的最後一次公衆演説,是在1941年已經85歲高齡時。

 

蕭伯納曾經想要認真推動英文的改革。他希望依據英語字母的實際發音,將英文字母的數目,由26個擴充為40個。

 

他在1900年支持優生學後,常常鼓吹要重視「創造性的演進」(creative evolution)。

 

事實上,蕭伯納的劇作在美國成名,甚至比在英國更早了十年左右。美國甚有份量的劇作家歐尼爾(Eugene O’Neill),在17歲時,就已經相當崇拜他。

 

原先有名人預測,蕭伯納在過世半世紀後便會默默無聞。但是,「蕭粉」(Shavian)這個名詞,如今依然在躍動。在美國、日本和印度等國,此刻都仍然有「蕭伯納學社」在運作中。

 

「他不是任何思想的原創者。他乃是對思想貪得無饜的採行者和改編者。他也是整合先賢多種思想的絕佳高手。」這是蕭伯納辭世時,所收到的公開輓詞之一。

 

蕭伯納曾經稱讚費邊社社員,素質優秀,就彷彿是「置身於野蠻人中的傳教士」。費邊社的創社元老,真的都是英雄出少年。

 

歴史不是只有一面鏡子。費邊社和蕭伯納走過的跌宕多姿道路,是值得史學家再繼續琢磨,繼續加以評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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