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稅收盤點:上海是合肥11倍,西安天津降幅最大

原標題:城市稅收盤點:上海是合肥11倍,西安天津降幅最大

以下文章來源於搜狐城市 ,作者翟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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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攝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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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熱五一黃金周」,各大網紅城市都是人從眾……當「無夜遊,不網紅」漸成標配,哪座城市又是其中頂流?

受疫情衝擊和落實減稅降費政策影響,2020年全國稅收收入錄得負增長。

據國家稅務總局消息,2020年全年,稅務部門組織的稅收收入(已扣除出口退稅)完成13.68萬億元,同比下降2.6%。

在此背景下,中國重點城市稅收收入又是何種圖景,誰受疫情衝擊最大,誰在逆勢增長,誰又是中國稅收收入最強市?

01.

滬京稅收破萬億領跑,深圳杭州逆勢增長

搜狐城市以4大一線城市、15座新一線城市為樣本(以下簡稱重點城市),統計了各地2020年稅收收入情況。

需要說明的是,下文稅收數據均不含海關代征的稅收,此外,由於武漢、鄭州、瀋陽三市尚未公布2020年稅收數據,故最終納入統計的共計16座重點城市。

2020年,上海市稅務部門組織稅收收入高達13052.7億元,領跑全國,約為同期合肥稅收收入的11倍。上海之後,北京以246.8億元的差距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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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國重點城市稅收收入統計

作為全國唯二稅收收入突破萬億的城市,上海、北京領先優勢明顯。

京滬之後,9000億、8000億陣營空缺,排名第三的深圳,2020年稅收收入處於7000億檔,而排名第四的廣州同期稅收收入尚不及5000億元,僅僅約為上海的1/3。

不過,即便廣州落後上海、北京多個身位,但較剩餘新一線城市而言,廣州尚有實力維護其「老牌一線城市」的顏面。畢竟排名第五、第六位的蘇州、杭州,2020年稅收收入距離廣州還有約800億元的差距,更別提長沙、東莞、青島、佛山、西安、合肥6市同期稅收收入尚不足2000億元。

從同比增速來看,由於經濟增速換擋,同時疊加疫情衝擊及減稅降費措施影響,2020年大部分重點城市稅收收入錄得負增長。

在14座明確公布增速的重點城市中,9城2020年稅收收入同比去年下滑,其中西安、天津、重慶降幅最大,西安更是以9.19%的降幅堪稱受疫情衝擊最大的城市。

就在西安等城市稅收收入略顯慘淡的同時,深圳、杭州、長沙、東莞、蘇州5市卻在動蕩的2020年實現稅收收入逆勢增長,其中,深圳、杭州分別以5.09%和4.10%的增幅排名前列。

深圳、杭州稅收收入能在疫情衝擊下依舊堅挺的秘訣,或許可以從國家稅務總局的報告中窺見一二。

據國家稅務總局報告,2020年,全國高技術產業保持較快增長態勢,銷售收入同比增長14.7%,增速快于全國企業平均水平8.7個百分點。其中,以信息服務、電子商務為代表的高技術服務業,自4月份以來,連續9個月同比增幅超過20%,全年累計增長23.6%。

而作為高技術產業佼佼者的深圳和杭州,自然受益於高速增長的新經濟,稅收收入掙得「盆滿缽滿」。

02.

GDP全國第五的重慶,稅收大幅落後杭州

關於影響稅收增長的因素有哪些,國內學術界有著諸多解釋和討論。

大致來講,可以總結為經濟因素(如GDP總量)、政策性因素(如稅率調整)和管理因素(如稅務部門加強征管)三個方面。

在上述諸因素中,山東大學校長,經濟學教授樊麗明認為,由經濟增長決定的GDP 的總量與結構是影響和制約稅收收入的基本因素。

從前文圖表來看,中國重點城市的稅收收入排名與其同期地區生產總值的名次大致一致。不過,其中也出現了典型的「異類」——重慶和杭州。

2020年,重慶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達25002.8億元,在重點城市中,僅次於四大一線城市排名第五,遠遠高於同期杭州1.6萬余億元的經濟體量。

但在稅收收入方面,重慶卻大幅落後于杭州。

2020年,重慶市稅務部門組織稅收收入為2586.3億元,比同期杭州足足少了1000餘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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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重慶、杭州經濟總量和稅收收入比較

何以至此?

樊麗明的研究表明,以我國現行稅制,第一產業提供稅收收入的能力較差,所以如果一個地區第一產業比重大,就會嚴重製約當地稅收收入的增長。

從產業結構來看,2020年重慶市三次產業結構比為7.2:40.0:52.8,而同期杭州的三次產業結構比則是2.0:29.9:68.1。由此可見,較高的第一產業比重部分限制了重慶的稅收收入。

而較低的第三產業比重,也不利於重慶的稅收增長。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原院長郭慶旺等人的研究表明,第三產業的興起有利於稅收增長,特別是有利於企業所得稅的增長。同時,第三產業的內部結構也十分重要,增加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稅收的現代服務業比重,有利於稅收擴張。

而以信息服務、電子商務為代表的高技術服務業正是杭州的強項,重慶市服務業卻仍面臨著發展整體水平不高、產業綜合競爭能力不強等問題。

2019年11月發布的《重慶市現代服務業發展計劃》就詳盡披露了重慶服務業發展的不足之處。

《規劃》指出,重慶市傳統服務業增加值占服務業比重近40%,現代服務業集聚區謀划及建設起步較晚,發展水平偏低;新興高端服務業總量規模不大、發展不夠充分;重慶市入選中國服務業500強的企業多分佈在傳統產業,真正擁有核心技術和較強市場競爭力的知名龍頭企業較少……

03.

為平衡省內發展差距,廣州稅收自留比例最低

當然,稅收不僅是反映經濟運行狀況的晴雨表,也是政府籌集財政資金的重要政策工具。

不過,一個地區稅務系統組織稅收收入並不全由當地政府支配使用,而是需按照分稅制制度規定進行結算,劃分各級政府收入。

目前,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執行表中的「稅收收入」, 即是一個地區自留稅收收入的具體數額。由此,我們可通過「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的稅收收入/當地稅務系統組織的稅收收入」,計算得出一地的稅收自留比例。

需要指出的是,該指標只反映政府間關係的初次分配,考慮到大量的中央轉移支付和稅收返還給地方后的再分配效應,地方事實上的可用財力和滿足支出的能力將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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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國重點城市稅收收入自留情況

統計結果表明,公布相關數據的15個重點城市中,重慶、杭州、蘇州、南京、青島2020年稅收自留比例最高,可達到50%以上。而佛山、東莞、廣州同期稅收自留比例較低,其中廣州稅收自留比例更是不足30%,排名最末。

當下,中央和各省級政府實行統一的財政體制,而各省在自己內部的財政體制安排上,具有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於是,不同省份在稅權歸屬和收入分享方案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並最終導致各城市在稅收自留比例上的差距。

重慶作為直轄市,行政地位與省相同,因而財稅體制上與中央直接分成,同樣,青島作為計劃單列市,在財稅上是獨立於山東直接與中央結算,不需或很少經過省級政府分食,稅收自留比例自然較高。

而行政級別相同的廣州和杭州,稅收自留比例卻會如此懸殊,則就是由於粵浙兩省所實行的不同財權劃分模式。

以地方重要稅種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為例,廣東現行財政體制規定,市縣參与分享的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部分,中央分享60%,省級和市縣各分享20%。

而浙江則規定,省與杭州市(不含蕭山區、餘杭區、富陽區)實行總額分享,在分享範圍內的各項稅收地方部分的分享比例為16:84,即省分享比例為16.0%、杭州市分享比例為84.0%。

換句話講,即杭州市(不含蕭山區、餘杭區、富陽區)的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中央分享60%,省級分享6.4%,市縣分享33.6%。由此,杭州總體稅收自留比例高於廣州也就不足為奇了。。

當然,廣東選擇此種財權劃分模式,也有其道理。畢竟要想扭轉省內地區經濟發展嚴重失衡的現狀,省級政府就得集中更多財力以平衡省內發展差距。於是,廣州、東莞、佛山這些「省內富戶」自然被要求出錢出力,以幫助暫時落後的「自家兄弟」。

參考資料:

[1]各地2020年稅收收入統計情況,稅務部門

[2]2020年全國稅務部門組織稅收收入情況,國家稅務總局

[3]各地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統計部門

[4]各地 2020年預算執行情況和2021年預算草案的報告,財政部門

[5]稅收努力、徵稅機構與稅收增長之謎,經濟學(季刊)

[6]經濟增長與稅收收入的關聯分析,稅務研究

[7]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調整對稅收增長的影響,涉外稅務

[8]產業結構調整與稅收增長:抑制還是促進,稅務與經濟

[9]我國稅收收入質量影響因素探究,稅務研究

[10]稅收經濟觀視角下稅收收入的質量問題,稅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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