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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的世俗諦——讀雷默短篇小說集《大樟樹下烹鯉魚》

原標題:小說的世俗諦——讀雷默短篇小說集《大樟樹下烹鯉魚》

諸法無我,諸行無常。這是佛學裏面講世間法的終極道理。好的小說家一定是看透世道人心的,因此懂得世俗諦,能從紛繁、蕪雜的現實中看到離奇、錯謬和虛幻,彷彿一個旁觀者,觸證真心,重新演示三界六道之中看似合乎尋常卻又荒誕不經的種種緣生緣起、業來業往,然後提醒讀者對照、覺悟。

有人說雷默的外貌像魯智深,他也樂於自稱「洒家」,並不覺得長相粗獷有什麼不好,但是他的菩薩心腸都在文字里,有無情的深情。雷默小說以敘事為主,很少有議論,極力淡化主觀表現,即便用第一人稱寫,也是將「我」視若旁人,不會流露多少「心裡話」,也不會渲染周圍的環境而「借景抒情」。他並不承擔筆下人物的命運,並不善於代言,而筆下人物的簡短對白和小動作里自有波瀾,悲歡離合似乎都是不得不如此。他的敘事足以消解讀者的征服欲,不僅是因為文本沒有什麼晦澀、龐雜之處,不僅是因為情節沒有什麼誇張、模糊之處,而且筆下的人物,也不需要讀者做什麼價值判斷。讀者無法凌駕于文本之上,無法凌駕于生活之上,所有的衝突都是不可趨避的,所有的人性都是互為感通的。雷默用一種近乎寫實的視角寫出了每一個人都無比熟悉的日常性,又用一種若即若離的立場寫出了每一個人都倍加詫異的反常性,而兩者都指向世俗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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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里既有殘忍,又有溫情。2019年冬天,我在一次飯局上提議雷默寫一個短篇,題目就叫《蒼蠅館子》。雷默是諸暨人,嗜好老家的次塢打面,在寧波城裡,次塢打麵館無一不是蒼蠅館子,門面小,桌椅簡陋,食材除了有勁道的打面,便是重口味的澆頭。雷默本人百吃不厭,還常常推薦朋友去品嘗。我覺得每一個人心裏都有一個蒼蠅館子,這是一種普遍的人性,因為你需要被投喂一種廉價而可靠的慰藉,需要被喚醒一種暖胃又暖心的記憶,它不會讓你覺得罪惡、恥辱,反而讓你感到滿足、踏實,你無須假裝不食人間煙火,你和眾生是平等的,不必生分別心。沒過多久,雷默就通過微信發來了他的小說,他寫的就是一家次塢打麵館,繼承家傳手藝的銀燦和兒子刀鋒,在一碗面里經歷了滄桑。刀鋒好不容易跟隨父親學會了做打面,蒼蠅館子的生意也好起來了,他的心思卻不在這裏,想著賺快錢,由此打面也就變味了。刀鋒要關掉麵館,銀燦怎麼會答應?父子之間鬧出了大動靜。刀鋒因為賭博、借高利貸而四處躲債,落得被打成殘疾人的下場。最後還是回來了,重新開起了麵館。東躲西藏的日子里,最讓他懷念的是父親做的打面的味道。這個小說,可以理解為一個浪子回頭的故事,也可以理解為一個宿命難逃的故事,雷默借刀鋒之口,為這個故事畫了一個圓:「生活就像個圓圈,兜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在銀燦和刀鋒父子之間,在「我」和刀鋒之間,同情、諒解之後的默默無語,值得回味。雷默的寫法似乎沒有什麼技巧,卻有著濃入淡出、逆起順回的效果。兜了一個大圈子,這個故事走向圓滿了嗎?我讀了之後,心裏是空落落的。

寫完《蒼蠅館子》,雷默又寫了《著名病人》和《大樟樹下烹鯉魚》,這三篇都是關於「吃」的小說,可以看作一個系列。他在《收穫》雜誌上發表創作談時說,《著名病人》「寫了一個開麻辣燙店的人,這個總是懷疑自己患上絕症的人,生活中無比戲謔」,「就這樣一家著名的麻辣燙店被迫轉讓給別人,他如何選擇買家,如何交代後事,如何在最後舉辦狂歡派對,都讓這個滑稽的店主人帶有人情味,這種反差讓我很迷戀」,《大樟樹下烹鯉魚》「寫了一個廚師的悲憫」,「鯉魚不光是他的招牌,也是一個獨特的生命,以致於後來他放棄燒鯉魚,最後在百歲老人的喪宴上,改用豆腐雕刻鯉魚,燒出了一條誰也不敢吃的鯉魚。這裏面有道的精神。我寫完這個小說,像那個廚師老莊一樣,扔了筆,頹然坐于地上,大喊了三聲。」請留意一下作者的寫作狀態:雷默寫《著名病人》時有些嗨起來,然而亦莊亦諧,不脫不系,而寫《大樟樹下烹鯉魚》后頹然坐下,然而大慈大悲,亦真亦幻。惑業造病,麻辣燙店主高先生的病,是「吃」出來的,還是「作」出來的?意識到自己真的是病了,而且意識到「不離開這個店,我的病好不了」,高先生決定將店鋪轉讓出去,他好像換了一個人,或者換了一個活法。雷默在不動聲色中設計了一步一步轉折的情節走向,到結局時讓人驚嘆物是人非。烹鯉魚的廚師老莊不再烹鯉魚了,在外人看來,他是作,瞎折騰。但是,他對「殺魚如麻」的營生有了自省,小說結尾處,一條用豆腐雕出的鯉魚活靈活現,原本虎視眈眈的眾食客,即刻面面相覷,感到恐懼。豆腐鯉魚的眼睛鮮活的一瞬,正是小說畫龍點睛之時,這是具有審視力的第三隻眼睛。小說的邏輯正在這裏,假作真來真亦假,真作假時假亦真,情節的合理性、背景的感染力、角色的可信度是互為融洽的,需要作家展開想象力,更需要作家具有對世道人心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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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逍遙遊》中說:「齊諧者,志怪者也。」莊子引用《齊諧》故事,形成了寓言性寫作的源頭,而《齊諧》開啟了志怪故事的濫觴,自魏晉志怪小說、唐傳奇、宋元話本至明清時期的小說、戲劇,由神鬼漸及人格,以虛構對應現實,通過戲謔、幽默的形式嘲諷社會的病態,刻畫眾生的悲喜,這是中國小說的重要傳統。《蒼蠅館子》《著名病人》《大樟樹下烹鯉魚》這三個短篇,雷默的寫作立意不同,手段也不同,但是都從日常性出發,通過反常性的轉折,寫出了人世的無常、人性的複雜,很好地繼承了寓言性寫作、戲劇化寫作的傳統。只不過是雷默的敘事穩定而節制,立足於現實而跳脫于意外,不是令人匪夷所思,而是令人心有戚戚。雷默骨子裡的戲謔、幽默,並不表現於語言的俏皮、機智——相反,雷默的語言冷靜、淡漠,保持了他做過多年新聞記者的職業慣性——沒有比荒誕的現實更引人發笑了,可是誰能夠笑起來呢?作為一個現實主義作家,雷默提煉出了凡人俗世中的寓言性,但又不同於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中的「小說家言」。對於現實,他的觀看、抽取與呈現、寄望是誠實而真切的,又是悲憫而敬畏的,他並不能夠高於現實,也不能夠脫離現實,只能夠努力理解現實、洞察現實,同情與反諷密不可分,虛情與實證互為正反。

這三個短篇都有「我」在其中,「我」始終是在場的,又始終是受限的,恰恰如此,給讀者帶來一種直接的置入感,讓讀者與「我」、與個中人物保持了平等、共情的感受,從而反觀自我。這種在場又受限的感受,讓人深知自己無法成為全知全能的上帝,不比個中人物更高明、更超脫,因此創作的意圖轉向了自我審視、自我證悟,而不是自我投射、自我賦形。雷默短篇小說里的人物關係,幾乎都是平等的,每一個人都是善惡一體,或者說沒有道德上的高下之分,沒有正面人物、負面人物之分,「我」和這些人物在同一個語境、同一個處境之中,同樣,讀者也是芸芸眾生,也能夠感同身受,在情境中去辨識主體、以心印心。雷默並無意于區分人物的階層、身份差異以及所處時間、空間的特殊性,因此,他所關心的不是個別的現實。雷默的小說里有「我」,這個「我」在煙火氣、人情味當中與人物形成互文關係,也與讀者形成互文關係,需要讀者和他一起去理解人物之間的關係,一起去理解人性,觸證真心。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個「我」並沒有強化自己的意念或經驗,或者說沒有強化作者意志,而是在「我」與眾生之間建立了阿甘本所說的「同時代性」的聯繫。阿甘本說,「同時代性也就是一種與自己時代的歧異聯繫,同時代性既附著於時代,同時又與時代保持距離。更確切地說,同時代是通過脫節或時代錯誤而附著於時代的那種聯繫。」雷默的這些小說,產生於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但是並不只是局限於「時代性」,而是如阿甘本所說「用筆蘸取當下的晦暗來進行寫作」,藉助這種晦暗「通往同時代人」,或許讀者可以自己去證悟黑暗與光亮的密不可分,進而無限通往澄明之境。

寧波出版社總編輯:袁志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