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 北京新浪網 哈佛教授羅格夫:不確定性也是一種疫情

哈佛教授羅格夫:不確定性也是一種疫情

  未來幾個月將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即將到來的全球復甦態勢。儘管股市一片興旺,但圍繞新型冠狀病毒的不確定性依舊瀰漫於各處。因此無論疫情如何發展,世界各國迄今為止與病毒的鬥爭都可能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其經濟增長,就業和政治。

  讓我們先從潛在的好消息說起。在樂觀情境下,各監管機構將在今年年底之前批准至少兩款第一代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在政府的特殊監管政策和財政支持下這些疫苗甚至在人體臨床試驗結束之前就已開始投產。假設它們真的有效,那麼到2020年底各生物技術企業將擁有約2億劑庫存並有望繼續生產數十億劑。疫苗的分發將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為要花很大力氣讓公眾確信這些特批疫苗是安全的。

  如果一切順利,在此之後幾年中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包括生活在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里的人們——都能參加免疫。

  這種情境是可信的,但我們還遠遠無法保證其必定能實現。新型冠狀病毒可能比預期中更為頑固,同時第一代疫苗的免疫作用可能只能維持較短時間,或者攜帶某些不良副作用。

  即使在那種情況下,日益改進的檢測方案、更有效的抗病毒治療手段以及公眾和(希望)政客們對防疫行為準則的更嚴格遵守也會令經濟狀況逐步走向正常。在此有必要回顧一下1918~1920年間的恐怖流感大流行,它在全球範圍內導致至少5000萬人喪生(其中許多人都是在類似我們當前恐懼不已的第二波致命感染中死去),卻在沒有任何疫苗的情況下最終減退並消失了。

  但更為悲觀的情境下,其他危機可能會在這一危機結束之前爆發,比如貿易摩擦,網路恐怖襲擊或網路戰爭,還有與氣候有關的自然災難或大地震。此外即便情況再樂觀也不一定意味著能迅速回歸2019年底的收入水平。疫情後的經濟擴張(如果存在的話)可能需要數年才能符合嚴重衰退後復甦的現代定義(即恢復到原本的人均收入水平)。

  儘管這場疫情凸顯了發達經濟體內部的嚴重不平等問題,但貧窮國家所受的苦難卻要大得多。許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可能會在隨後幾年內陷入新型冠狀病毒的泥潭,並切實面臨在未來十 年間發展停滯的可能性。畢竟沒幾個政府能夠像美國,歐洲和日本那樣拿出緊急財政支持。而低收入國家的長期衰退則可能會導致債務和通脹危機的接連爆發。

  但新型冠狀病毒危機也可能在發達經濟體身上留下深遠且持久的傷痕。出於對公共衛生危機復發或另一場疫情的擔憂,企業可能會在投資和雇傭方面更加縮手縮腳,更別提這場危機所加劇的巨大政治動蕩了。

  儘管在發達經濟體的消費支出可能會出現一波「報復性」高增長,但從長遠來看消費者可能會變得更為節儉。朱利安·科茲洛斯基(Julian Kozlowski),勞拉·維德坎普(Laura Veldkamp)和文基·文Carter斯Valanciunas(Venky Venkateswaran)在最近的Jackson·霍爾年度研討會上發表的一篇有趣論文中指出,新冠疫情給美國經濟造成的累計長期成本可能比短期影響大一個數量級,其中部分源自於可能長期縈繞在民眾心頭的不安情緒。

  他們對消費者的分析(我也在研討會上對此進行了討論)尤其令人信服。經歷過父母或祖父母經歷過1930年代大蕭條的人都知道,這種傷痕纍纍的經歷影響了他們一生的行為舉止。

  除了對投資和僱用產生直接影響外,新型冠狀病毒還將帶來長期的生產力成本。等到疫情退去,一代兒童——特別是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那些——實際上將失去一年時間的教育。而對那些努力在依然艱難的勞動力市場中搜尋第一份工作的年輕人來說,未來的收入可能會比他們原本可能得到的更少。

  但是亮點依然存在。儘管疫情已導致許多城市的商業房地產價值暴跌,但它可能在郊區以及一些沒落已久的中小城市引發一輪新建築和投資浪潮。總的來說,那些原本不願實施遠程辦公的企業如今都已意識到這一做法的功用和諸多好處。儘管我們無法不讓自己免於呼吸,但疫情可能會刺激政策制定者尋找各種手段去提供通用寬頻互聯網服務,並讓那些來自弱勢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去獲取和使用個人電腦。

  全球經濟如今正處於一個岔路口,而政策制定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設法減少揮之不去的不確定性,同時繼續為那些受衝擊最嚴重的個人和經濟部門提供緊急救濟。但就算最糟糕的情況已經過去相當一段時間,新型冠狀病毒所助長的不安全感依然可能會對全球經濟構成壓力。

  肯尼斯·羅格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經濟及公共政策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