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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和小販的日與夜:再難我也要在城市裡待下去

  城管和小販的日與夜:再難我也要在城市裡待下去

  導演陳為軍曾經拍攝過入圍了奧斯卡

  最佳紀錄長片單元的《請為我投票》

  更為人熟知的作品是豆瓣評分9.5的《生門》

  這一次,他將鏡頭對準了武漢的城管與小販

  《城市夢》劇照。

  城管和小販的日與夜

  本刊記者/李靜

  發於2020.9.14總第964期《中國新聞周刊》

  70歲的攤販王天成看到城管派出大批人馬來執法,測量自己佔道經營的地攤面積,憤而把自賣的西瓜往地上一摔,衝上前去大聲叫罵,往能夠得著的城管臉上吐口水,追著正攝像的城管幹部就要打,幾個人都拉不住他。配上中國鼓的輕快鼓點,這成為了頗為詼諧的一幕,讓整個影院哄堂大笑。

  8月28日,紀錄片導演陳為軍拍攝的《城市夢》在全國上映。與他曾經拍攝的入圍了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單元的《請為我投票》,以及在豆瓣評分9.5的《生門》一樣,他仍然用無干涉跟拍,無解說旁白的方式,將他觀察到的社會問題、人生百態蘊藏在影片中。這一次,他的鏡頭聚焦在中國因快速城市化而產生的城管難題上。

  「中國改革開放40年,有超過2億的農民工湧入城市,他們建了高樓大廈,支撐中國成為製造業大國,我們不應該把他們隔離在城市主流人群之外,他們做了40年的『城市夢』,城市要給他們一個說法。」陳為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正是為了這場「城市夢」,王天成和城管們展開了一場場激烈的「對抗」,這些對抗使影片自始至終帶著喜感,但笑過之後,又不免讓人感到痛和傷。患有腦梗的王天成已經70歲,妻子是癌症晚期患者,兒子是失去右手的殘疾人,為了保住一家五口人賴以生存的營生,王天成拼著老邁的身體張牙舞爪地去「戰鬥」,叫喊著「我老頭子不畏死」。他的兒子王兆陽說,老頭為了保護他們,像個不畏「強敵」的老母雞。

  所謂的「強敵」們也是為了「城市夢」,正如洪山區城管局二中隊隊長胡毅峰常念叨的:「城市要發展,武漢要當大城市。」在這場拉鋸戰中,似乎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強者,就像並非只有黑與白的現實生活,一切複雜而難斷。

  「生活是最好的編劇」

  《城市夢》的構思始於2014年,《生門》的拍攝接近尾聲,製片人戴年文和陳為軍商量著開始尋找下一個拍攝題材。那一年,武漢城管在經過3年的「城管革命」後,「鮮花執法」「舉牌執法」等「柔性執法」方式經常被媒體報導。在武漢,城管似乎不再是「人間煙火氣」的反面。

  攝製組感到這是個很好的切口,大量人口突然湧入城市,城市該如何管理?發生矛盾似乎是必然,但矛盾背後又有怎樣的故事?「武漢城管的改革說明他們具有開放的思想,有接受拍攝的可能性。」 戴年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協商的過程非常順暢,時任武漢市城管委主任干小明同意拍攝,經過武漢電視台的幫助,最終攝製組將武漢市洪山區城管局二中隊選定為拍攝主體。當時,正趕上洪山區魯磨路按照城市規劃需要徹底清理所有沿街攤販,自然成了最佳拍攝地點。戴年文說:「發現老王也一點不費勁,老王是那條街上的名人,是最大的釘子戶,簡直是地攤王。」

  王天成一家從河南農村到武漢謀生已經14年,日子最艱難時受到城管的幫助,以魯磨路一個報刊亭為落腳點開始了地攤生涯。從最開始的打火機、鞋墊,逐漸發展成集水果、日用雜貨、服裝鞋帽為一體的綜合型地攤,面積自然遠超報刊亭的範圍,佔據了大片人行路,附近的店鋪也學著紛紛出店佔道經營。憑藉與城管多年的「鬥爭經驗」,王天成成了攤販中的「領軍人物」。如果不拿下王天成,魯磨路的清理就無從談起。

  攝製組將拍攝團隊分成兩組,一台攝像機跟拍城管,另一台跟拍王天成一家,每天跟拍從清晨直至深夜,拍攝了一年時間。

  在影片中,王天成的對策就是蠻橫,利用自己的高齡和家人的病殘做籌碼。城管的方式是「智取」,派出「便衣」以北大青鳥招生作為掩護「埋伏」在王天成的攤位邊,估算水果攤的實際收入,開大小會研究如何做通王天成一家的工作。

  明知鏡頭在拍攝自己,人能多大程度表露生活中的真實?有人擔心無論是王天成的「橫」還是城管的「忍」,會不會都摻雜了「演」的成分?

  製片人戴年文認為,如果片子中城管的忍耐和包容是演,「那麼王天成一家在攝製組沒有跟拍的那十幾年,是怎麼生存下來的呢?又是怎麼把攤子壯大成現在這樣?」至於王天成,戴年文說:「用老百姓的話就是『人來瘋』,圍觀的人多他鬧得更厲害,這是他的性格。」

  導演陳為軍知道,有些人拍攝紀錄片會用一種更「聰明」的方式,一個月或是一個季度去跟拍幾天,連續去幾個月或幾個季度,也可以說片子拍了一年或幾年,但他不喜歡這樣,他用的是最「笨」的方法,實實在在地日日跟拍,不做任何預設,沒有任何干預。「人可以演一天或幾天,但不可能天天演」,他相信這種「笨」辦法得到的是拍攝對象最真實的狀態。

  「如果每次只拍3、5、10天,那拍出來的是導演製造的故事,得通過寫稿子寫解說詞去圓,甚至需要被拍攝對象去演,去走位。只有和拍攝對象生活在一個水平線上,才會看到生活里的真實。日常生活好像挺無聊沒有任何衝突,但只要時間跨度足夠長,把日常的普通生活濃縮到一起,情節和故事就會自然而然地走出來。」陳為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要相信生活,生活本身就充滿了未知,生活才是最好的編劇。」

  「再難我也要在城市裡待下去」

  每天跟拍讓被拍攝的人物逐漸習慣了鏡頭的存在,陳為軍得以深入他們生活中最細微的紋理,讓片子呈現出許多動人細節,這並不僅僅是一場城管與小販「鬥法」的簡單故事。

  在城管面前總是高聲叫罵狀態的王天成,會每天給老伴熬好藥,再端到攤位上,還要細聲細氣地囑咐:「有點涼了,兌點熱水再喝。」

  回老家開貧困證明時,王天成的兒子王兆陽回憶起二十多年前在一次工傷事故中失去右手,「300多噸的液壓機落下,一下就沒了。」他只拿到了社保支付的兩萬八千元,工廠認定是操作失誤,一分錢也沒掏。一家人在農村無法繼續生活,這才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女兒到武漢謀生。如今已在中國地質大學附屬中學上初二的女兒從未回過老家,在精神上已經是地道的武漢人。

  看著已經離開了十幾年長滿雜草的破敗老屋,王兆陽的妻子說:「就算再艱難再困難,我也要在城市裡待下去,我撿瓶子撿垃圾都不回來了。」

  王天成所有「戰鬥」的終極目標也正是為了孫女,「我必須要她在這樣好的一個學校里讀完書。最好還能讀個大學,然後再找個婆家。這是我們全家的希望。」

  城管們雖對王天成強硬佔道的行徑不認同,卻能理解且關照他們的夢想。當王兆陽和城管們聊到各自的孩子教育問題,彼此會心一笑,他們不再是「對手」而是心境相同的家長。時任武漢市洪山區城管局局長趙揚也以幫王天成一家找到「城市夢」的更好「解法」為目的,規劃城管的工作思路:「對於王天成和他兒子來講,他們還是河南人,但對孫子來看,已經是武漢人了。他要用武漢的思路,用城裡人的思路來看怎麼謀生。」「佔道經營畢竟是暫時的行為,長久不了的,入室經營才是合法經營,那才是安全的、可靠的,那才是真正城裡人過的生活。」

  與《好死不如賴活著》《生門》等作品一樣,陳為軍並不直接表達某個觀點,而是客觀克制地在大量入微的細節處展現人生百態和人性的善良,賦予影片一種悲憫的人文關懷。無論是城管還是攤販,在他的鏡頭裡都有血肉,都有溫度。

  陳為軍也不喜歡為觀眾細緻地解析自己的影片,他說那樣反而會把觀眾的理解限制進一個很小的範圍。他認為看紀錄片的人,知道這些是真實的故事,就會對應自己的生活,有一些反思,每個人的經歷不同,被觸動的點自然不同,觀眾與影片之間會如何化學反應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不該由導演來引導。

  「就此別過」

  陳為軍1992年從四川大學新聞系畢業後進入武漢電視台工作。1994年,他開始從事紀錄片創作。二十多年的紀錄片生涯,他偏好關注各類社會議題,用最誠實的方式跟拍被拍攝者,這種耗心竭力的拍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的健康。

  由於《城市夢》的拍攝與《生門》的拍攝幾乎無縫連接,他在2015年《城市夢》拍攝完成後才開始剪輯《生門》,當2016年年底《生門》剪輯完成,陳為軍的身體也吃不消了,看著《城市夢》長達600多個小時的素材,他認為自己無法再完成這樣大工作量的後期製作。2017年《生門》上映時,陳為軍曾多次向外界表示,這是自己最後一部片子。隨後,他到國外治病、養病。

  在製片人戴年文的鼓勵下,陳為軍在養病期間還是撿起了幾乎要放棄的後期工作,與戴年文帶領的後期團隊一起遠程辦公,用兩年的時間完成了《城市夢》的所有後期剪輯。又過了兩年經歷十幾次修改直到今年7月,《城市夢》才過審拿到龍標。

  在登陸國內院線前,《城市夢》已參加過多倫多國際電 影節,還獲得了紐約紀錄片展的評委會大獎。在多倫多電 影節,原本計劃只放映三場,但由於獲得頗多好評,場場座無虛席,又加映了兩場。戴年文透露,國內上映後就要開始運作該片在美國洛杉磯的上映事宜,準備參加明年奧斯卡的最佳紀錄長片獎評選。

  在國內,8月28日《城市夢》上映後的排片情況卻非常不理想,僅有個別影院在上映的最初幾天有個別場次的排片,之後就再難以在觀影App上找到。對此,戴年文深感無奈,「中國電 影市場對紀錄片一直都不是太友好」。但他還是堅持要在電 影院放映,「這片子就像我的孩子一樣,我不能因為它長得不那麼好看,就不給它買身花衣服穿吧?何況,我們這片子的每個細節都是仔仔細細按電 影的標準做的,在電 影院放映是它應得的權利。」

  片尾曲選擇由饒舌歌手孫八一原創RAP是戴年文的主意,他希望能夠吸引年輕人關注紀錄片,他認為那些到大城市打工的年輕人的夢想和老王是一樣的,「既要保持自我,也要能夠適應、融入這部大的『機器』。」

  這部影片也成為陳為軍真正的告別之作,8月11日在武漢舉辦的首映式上,仍在國外養病的陳為軍給戴年文發來一段影片,與喜愛他紀錄片的觀眾道別。他在影片中說:「我想說的都在片子裡,這是我告別二十多年紀錄片生涯的一個機會,喜歡我片子的朋友,我們就在此別過,再見了,觀眾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