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 北京新浪網 重慶:一座正在變輕的城市

重慶:一座正在變輕的城市

  重慶:一座正在變輕的城市

  時代周報記者 劉文傑 發自重慶

  以重工業立市的重慶,正在一點一點變輕。

  曾夢想打造「中國底特律」的這座城,等來的不再是揣著錢來買車的消費者,而是帶著一袋子材料來向力帆申報債權的供應商。

  資不抵債的重慶力帆逃不過破產重整,同樣是「重慶造」的北汽銀翔去年停產,7月進入司法重組階段。年產超300萬輛、產值千億元規模的汽車城頹敗,為重慶的「汽摩之都」畫上了句號。

  進入21世紀的重慶有意減重,傍上IT業轉移中西區趨勢,輕裝上陣。

  2009年,以勞動力成本低、生產要素低、財稅成本低及高水平服務貿易平台的「三低一高」優勢,重慶拿下了惠普、富士康,2000億元電子信息產業集群漸顯雛形,產業結構從重變輕,電子製造業、裝備製造業、材料產業等高新技術產業陸續登上重慶工業版圖。

  最矚目的自然是電子製造業。2010―2019年的10年間,重慶電子製造業年產值由626億元增至逾7000億元,佔全市工業總產值的比重提高至27.2%,成為支柱產業。電子製造業從此成為城市新標籤,全球每3台筆記本電腦、每10部手機就有1個「重慶造」的傳說,使其成為「世界IT工廠」。

  朝天門,公元前314年就屹立的重慶地標見證了這座城從無到重,從重到輕的日與夜:外國輪船滿載洋貨駛進,「重慶造」摩托車走向世界,筆電商家漂洋過海紮根重慶,各地趕來的遊客坐輪船賞兩江夜景。

  重慶正在變輕,褪去沉重的歷史標籤,以更輕的步伐在城市間開展新競逐。

  重的起步:保住工業命脈

  朝天門也是重慶打開重工業的「門」。

  1898年3月9日清晨,蒸汽發動的英國輪船「利川」號緩緩靠近朝天門碼頭。這是重慶開埠以來首次出現的外國輪船。設在朝天門的重慶海關打開大門,將輪船主人送上岸,太平洋的海風一並吹進重慶,長辮子的人在路上走著,偶有燙捲髮的人穿梭。

  打開大門的重慶和世界從此有了聯繫。洋領事、洋行、掛著洋旗的木船、輪船越來越多,洋貨輸入量越來越大,大大小小的船隻在碼頭靠岸,肩挑洋貨的棒棒成了重慶通商的腳印,走過長長的步梯把貨背到洋行。有人乾脆就在步梯街邊吆喝做起小生意。

  這座城市因碼頭而熱鬧。

  重慶合川人盧作孚將辦公室安在朝天門邊上的吊腳樓,拿著5萬元創立民生公司,開闢了重慶至上海的航線,試圖從各國公司搶回內河航運權。

  熱鬧的街道沒有掩蓋南京淪陷的消息。1937年風雲突變,南京失守的危言傳來,難民、工廠、學校、研究機構急需撤離。時任交通局次長的盧作孚被任命為物資接收負責人,民生公司承擔撤退運輸工作。

  搶時間就是救國運。盧作孚在電話裡一遍一遍吼著指揮船隻運輸。任務是完成了,但民生公司報廢了16艘船,犧牲了116名員工,連盧作孚也因肺膜破裂大病一場。這支沒有任何武裝設備的船隊,在40天內完成3萬多人和9萬多噸物資的轉移,保住民族工業命脈,被稱中國版「敦刻爾克」。友人來探望,盧作孚只說了一個字:「值。」

  再重的貨壓不彎棒棒們的腰,上百萬的人和物資,重慶一樣背得起。

  抗戰時期的重慶成為戰時首都,沿海企業為避戰火內遷至此,多家兵工廠亦遷址駐紮,趕製槍械彈品。

  從此,技術、資金從沿海流入重慶。戰場對軍用物資的需求以及淪陷區民眾湧入對日用品的需求猛增,戰爭導致的交通不便使本地洋貨難以流通至其他城市,輕重工業在這裏同步發展,形成基本自給的完整工業體系,也為城市注入了近代化的因子。

  朝天門碼頭愈發繁忙,從沿海來渝建設的人越來越多,帶來的貨物也越來越重。

  1969年6月30日,東方紅63號輪船經過7天7夜航行後抵達朝天門,從船上走下來的六七百人是南京分析儀器廠員工和家屬,是「三線建設」決策下首批抵渝的內遷人員,他們帶著儀器、技術來到重慶,逐步建起以常規兵器製造為主,電子、造船、航天等結合的國防工業生產體系。

  從此,繁忙的不只有朝天門碼頭。成渝鐵路幹線、長江黃金水道等構成4條大動脈,加上空運和路運,一改過去閉塞的交通,重慶成為長江上游的水陸交通樞紐。

  藏於三峽深處的山城,終得浴火重生。20世紀90年代前,重慶GDP穩居全國前三,將其他城市甩在身後。

  負重前行:過度依賴汽摩

  2000年前,朝天門都是熱鬧的。

  這裡是重慶人買賣的地方,萬商雲集。每個月10日、20日、30日是趕場日,老闆趕在凌晨3點開門,各地趕來的商販趕在天亮前把採購好的貨物塞進編織袋。來往朝天門的貨船和夜行車24小時通行,燈火通明。

  然而,經由朝天門進入重慶的重工業沒有這般熱鬧。

  和平年代,兵工器賣不出去,軍工企業經營困難。1981年5月,國防科工委發出號召,鼓勵軍工企業轉軌變型,發展民品生產。

  軍工企業長安想做汽車。當時國內汽車市場尚未成熟,但隨著經濟發展,汽車將會成為百姓基本生活需求,發展潛力巨大。但技術不成熟,沒有專業機械工程師,也沒有專用設備,就從仿製開始。技術人員從樣車拆下零配件,坐火車到全國各地找供應商,請求他們生產。

  就這樣,兩輛長安樣車在普通機床上造出,起名長安SC1010。1984年,長安和日本鈴木公司簽訂技貿合作協定書,開展微車和發動機項目合作,生產長安牌微車。

  1992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進內陸,民營企業躍躍欲試。

  那年54歲的尹明善將全部身家20萬元投入成立重慶市轟達車輛配件研究所(力帆摩托前身),目標是要造出全中國乃至全世界沒有的摩托車發動機。

  兩三年時間,轟達兌現承諾,先後研製出國內首台100ml四衝程發動機及100ml電啟動發動機,從此打響名堂。1999年,轟達摩托到達全球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年產銷200多萬台。

  風頭一時無兩。「行內人都『怕』它,創新力強專利技術多,一般品牌難以抗衡。」 在重慶摩托車業內人士看來,當時轟達研發能力有多強,市場競爭力就有多強。

  重慶「摩幫」跟著大哥在市場上奮力揚帆,「汽摩之都」雛形漸顯。

  但另一個側面,當重慶還在加碼押注汽摩產業為主的第二產業發展,沿海城市已經藉著改革開放紅利,搭上外貿等高附加值產業逆襲,實現跨階段式飛躍。

  1991年重慶GDP為374.18億元,廣州GDP為386.67億元,廣州首次超過重慶。兩者差距雖然不大,但產業結構大相徑庭。第三產業方面,廣州產值達178.57億元,重慶僅為110.69億元。

  尾大不掉。重工業城市每走一步都不容易,怎能輕易改變支柱產業。

  2005年,重慶將汽摩產業寫進了「十一五」規劃,五年投入600億元,提高企業創新能力,加強自主品牌研發,打造「中國汽車名城」和「世界摩托車之都」。

  過度押注支柱產業的代價是,受政策和市場影響大,產業增長乏力,城市轉型壓力大。未來10年汽摩產業增速增量有限,單靠汽摩產業,城市GDP顯然沒法成倍增長。

  2000年,深圳GDP超過重慶,自此形成穩定的「北上廣深」局面。後來者天津、蘇州在2003年趕上重慶,昔日傲居全國前三的重慶GDP跌至歷史低位,位列第7。

  興於工業,亦困於工業。

  千禧年後,朝天門碼頭對出的黃金航道已沒有多少輪船往來,航道水位限制了船舶通過能力、裝載能力。再黃金的水道,駛不進大貨船,也帶不動這座重工業城市發展。

  重慶減重迫在眉睫。

  筆電破局:產業無中生有

  20世紀的朝天門有「小上海」味道。21世紀的朝天門想成為真正的小上海。

  「今後5年,重慶要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2006年,時任重慶常委、常務副市長黃奇帆在一場公開活動上提到,工業經濟結構進行大調整,汽摩產業占工業經濟的45%要降至20%,還要上調電子工業比例。

  重慶目標直指上海。但深居內陸的重慶清醒地知道,其無法複製長三角,即依賴外資形成龐大的外向型產業群,它選擇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開發、生產高附加值的新技術產品,從容上陣。

  2008年的金融風暴讓重慶看清電子信息業發展潛力。所有電子產品銷量下降,唯獨筆記本電腦因為技術進步不降反升。

  「汽摩之都」決意改做「IT之都」。運輸成本高、電子工業基礎薄弱,重慶想的是,引不進企業乾脆就把整個產業帶進來。

  惠普成為重慶的目標。2008年全球電腦年產量1.6億台,惠普佔了30%。次年惠普正考慮增產,按照三至四年產量翻一番的速度來看,到2012年將達到3.2億台。

  新增的1.6億台電腦,就是重慶需要的發展空間,以較低生產要素成本,發展整機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體化的加工貿易方式,即無需進口,直接在重慶本土生產零部件和整機,再將整機銷往海外。這樣一來,不僅在物流成本上與沿海城市持平甚至更低,還能最大化實現城市產業集群效果。

  2008年惠普的老廠地上海最低月薪標準960元,當時重慶最低月薪標準680元。「重慶人口體量大,在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中,三四百萬農民工進城務工並獲得重慶戶口,為筆電製造提供了重要的要素資源。」重慶市委黨校經濟學部副主任孫凌宇說,重慶筆電製造用於生產和組裝筆電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只有20%在外地生產。

  惠普再無理由拒絕。

  訂單到手,誰來做?重慶找來全球筆記本電腦最大的零部件製造商富士康。

  重慶許諾其1500萬台筆電訂單,但前提條件是把其在沿海做的零部件帶到重慶加工。緊接著重慶又陸續和英達、台灣廣達談妥合作,4000萬台筆電生產線就此在重慶成形。

  「這是重慶克服沿海加工貿易產業鏈短和訂單變化這兩個薄弱環節。」孫凌宇評價道,加工貿易產品形成產業集群,與筆電相關零部件、原材料、整機上中下游產業鏈配套跟進,使得筆電知名品牌商和相關配套生產企業都願意入駐重慶。

  2014年,在全球筆記本電腦銷量萎縮5%的情況下,重慶逆勢增長15%,佔全球筆記本電腦產量的40%。

  脫下重殼,腳步輕盈,經濟發展提速。

  2014年,重慶GDP為14265.4億元,超過蘇州,位列第6。三年後,重慶再以GDP 19500.27億元超過天津,排名再上升一位。自2014年開始,重慶GDP增速超過10%,領跑全國。

  輕裝上陣:增強城市創新力

  歷史似是輪迴。從朝天門起步的重慶商貿業,在這裏煥發出現代服務業的生機。

  朝天門背後矗起來福斯廣場,是新加坡凱德集團在華投資最大的項目,集辦公樓、商場、餐飲等於一體。

  重新出現在朝天門碼頭的,不再是背著扁擔等著拉貨的棒棒,而是各地趕來拍照打卡的遊客,岸邊身穿靚麗水手服的工作人員,招呼著遊客到游輪觀賞兩江夜景。

  「現在幾乎沒有貨船了,都是載客觀光。」朝天門碼頭的工作人員並不留戀過去。

  重慶變輕了,不論是被動或是主動。

  8月31日晚間,*ST力帆公告稱其存在因重整失敗而宣告破產的風險。如宣告破產,將被實施破產清算,股票也面臨被終止上市的風險。

  「摩託大王」衰落,重慶負重時代終結。

  但與此同時,筆電產業進入發展瓶頸期。先後落地重慶的惠普和其他品牌商並沒有將研發部門帶來,導致重慶筆電只有製造沒有科技創新,成為巨大的產業鏈漏洞。此外,本土企業在筆電產業鏈嵌入度極低,一旦西南地區要素市場成本升高,未來很有可能陷入「人去樓空」的窘境。

  「不論汽車還是電子信息產業,產品大部分位於中低端,且在過去發展中均只注重量的擴張而不注重質的提升,當前這兩大產業正遭遇『寒流』時期。」孫凌宇認為。

  恰逢其時,一直單打獨鬥的重慶迎來了川渝雙循環的新機遇。

  重慶西區電子電路產業園近日在重慶榮昌投產,這是川渝兩地首個建成投產的電子電路產業園,建成達產後可實現年產值100億元。

  通過川渝雙循環,重慶能夠在優勢產業集群布局的同時,有效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並為高新產業輸送人才。

  在重慶市政府內部人士看來,這是「變輕」的重慶補齊高新技術缺點的機會。「成都在高新技術研發方面勝於重慶,川渝雙循環的發展機遇,使重慶實現產業升級。」

  孫凌宇認為,未來的重慶首先要在內部形成發展強極,兩江新區正能擔此重任。他舉例道:「北京中關村為北京貢獻了四分之一的GDP,同時其上市公司總市值是北京市GDP的兩倍;被稱為『中國第一區』的上海浦東新區2019年GDP為12734億元,超過新一線城市長沙的GDP。這樣來看,兩江新區是重慶經濟的『火車頭』。」

  「火車頭」還得靠強有力的引擎來帶。

  「智能化、大數據能助推重慶製造業轉型升級。」在孫凌宇看來,以智能化為經濟賦能已成為重慶經濟發展過程的新優勢,要做的還得持續增強創新能力。

  向來不服輸的重慶奮力一搏。9月15日開幕的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將展示重慶以大數據智能化賦能製造業的實踐。

  力帆也在試圖最後一搏。接近力帆的人士告訴時代周報記者,預計明年投資3000萬元開發新摩托車,投入11款新產品,以摩托車板塊繼續為企業「造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