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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傳統中醫遇到新型傳染病

原標題:當傳統中醫遇到新型傳染病

原創 大象公會Elephantia 大象公會

伴隨英國的殖民活動,一種源自印度的烈性傳染病開始肆虐江南。

文|海下

道光皇帝剛剛登基(1820年)的那幾年,江南西瓜忽然變得不好賣了。

並非因為夏天不熱,更不是西瓜不甜,而是一場可怕的瘟疫正席捲江南,人們卻苦苦找不到病因。於是謠言四起,似真似假,傳言西瓜之中藏有毒物毒蟲,「食西瓜者即死,故西瓜賤甚」。

這種新型傳染病發作時,患者手足痙攣,兩腳內縮,腹瀉不止還伴有嘔吐,聲音嘶啞,眼球深陷,身體如泄氣的皮球一樣頓然消瘦下去,三四天之內就會死亡。

今天我們已經不難辨析這是什麼疾病:這是霍亂(Cholera)在中國的首次肆虐,它並非起於本土,而是來自遙遠的印度。

傳統理論不夠用了

「霍亂」在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名詞,漢代就已經出現,「士卒度歲,愁悲失時,泥雨暑濕,多霍亂之病。」(《春秋考異郵》)但它絕不是今天所指的烈性腸道傳染病,而只是一類以吐瀉為表症的疾病。

真正的霍亂雖已在恆河流域流行了兩千年之久,卻始終局限於印度境內,直到英國殖民統治把印度納入廣闊的全球貿易網路,它才隨著帝國的軍事征服和商業活動蔓延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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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戰之前,霍亂髮生了六次大流行,第七次大流行 1961 年在印度尼西亞起源,波及範圍更大,其病菌發生變異,稱為 El Tor 霍亂,故此前霍亂也稱為古典霍亂大流行。霍亂至今依然沒有徹底消失,依然在南亞和非洲肆虐

霍亂傳入中國也是沿著貿易路線:首先到達福建廣東沿海,進而通過近海航運到達寧波,藉助發達的內河水系在整個江南擴散,並進一步到達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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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成了霍亂肆虐的重災區,大疫前後延續五年,波及江南多個州府的 50 余個縣,是清代江南持續時間較長、影響最為廣泛的一次瘟疫。據估計,在這次瘟疫中,災情嚴重地區一般死亡率在 8%(以全體人口為基數)左右,造成相當可怖的死亡數字,僅受災比較嚴重的蘇松太地區,疫死人數就至少在 50 萬以上。

這還僅僅是個開始,從道光十七年(1837)至宣統三年(1911)的 75 年裡,江南有 23 年都留下了霍亂流行的記錄。

瘟疫一到,大量人口即迅速死亡,全家死光或僅存幼兒的慘狀比比皆是。社會充斥著人人自危的氣氛,甚至有人因為過度驚恐,還未染病就自殺身亡。

中醫在第一時間投入了救治,然而「針刺醫藥,百無一效」,傳統的醫術並不能阻止瘟疫奪去人們的性命。

中醫們甚至發現自己不太能確定面對的究竟是什麼病症。他們雖依古書記載,把瘟疫命名為「霍亂」,但根據前輩經驗,霍亂又以吐瀉與否,可劃分為「乾霍亂」和「濕霍亂」兩種。所謂「濕霍亂」有上吐下瀉表症,死亡率不高;「乾霍亂」俗稱「絞腸痧」,無吐瀉,但有腹痛悶亂癥狀,致死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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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時期中醫書籍對「乾霍亂」的描述

印度傳入的瘟疫被中醫歸入「乾霍亂」,並根據特有癥狀稱為「吊腳痧」或「轉筋霍亂」—— 患者肌肉筋攣會造成雙腳扭曲或青筋暴起。然而這種新型「霍亂」並沒有「乾霍亂」常見的腹部疼痛,傳染性和破壞力也明顯超出過往的記錄。

儘管有病症歸類上的疑惑,中醫名家還是按古人的解釋找起印度霍亂的病因。啟發他們的觀點來自隋代巢元方的《諸病源候總論》:「冷熱不調,飲食不節,使人陰陽清濁之氣相干,而變亂于腸胃之間,則成霍亂。」至於手腳痙攣的癥狀,也按照老祖宗的智慧解釋為「寒氣從腸胃轉入了筋骨」,即「霍亂轉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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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時出版的《巢氏諸病源候總論》

道光十九年(1839),浙江中醫王士雄刊行了中國第一部關於霍亂的專著《霍亂論》,便以「霍亂轉筋」來稱呼新出現的瘟疫,他解釋「霍亂」死亡率之所以大大提升,主要是由於「暑穢蒸淫、感觸『臭濁』」。稍後的另一位霍亂專家徐子默看法則與之相反,他認為古人說的「霍亂」為熱氣導致,而眼下的新瘟疫是由寒氣引起。

當然,無論是哪派觀點,都很難落實到具體診治中去。

不過,傳統中醫也並非只會玩玄學,跟中世紀西方同行類似,他們也逐漸在實踐中摸索到一些有效的防疫經驗,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防範「惡臭」,也就是江南飲用水質帶來的衛生問題。

江南的「惡臭」

霍亂的傳播途徑主要依賴水源。霍亂弧菌進入人體后隨著糞便排泄,在自然水體極易存活,在河水中可活 2 周,再經過未清潔的水進入人體,是典型的糞口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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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糞口傳播示意圖

不幸的是,江南水源豐富,且無論何處的水裡都充滿糞便。

明清以降的江南少用水井,絕大部分人口的生活用水都直接取自地表河流,比水而居,極為方便。乾隆年間浙江嘉善人黃凱鈞就頗為自得地炫耀自己能在家門口河邊洗馬桶:「我鄉比戶門臨流水,取水最便,故雖圊桶溺器,亦必洗滌一清,真是水鄉之福。」

然而隨著人口膨脹,水資源也和其他各類資源一樣緊張而退化,這樣的自得很快就要變成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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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蘇州城內的運河及民居

嘉慶二十五年(1820),江南人口密度大約是全國平均的 7 倍,城市與鄉村都面臨著人滿為患的窘境。而財力緊張的政府也減少了公共水利的修整,支流淤塞與水質惡化都在持續加重。同時,由於桑、棉等經濟作物取代糧食,耕作密度加大,刺激著對肥料的需求,於是糞的價格也日趨高漲。

19 世紀的江南城市缺乏下水道,處理糞便多依靠沿河設置糞缸與糞坑,方便收集糞肥的「雍業」商人駕船收糞,出售給農民。舊時蘇州流傳的「五步一池(糞池),十步一樓(廁所人稱一步樓)」就是這一場景的真實寫照。

河水稍漲時,岸邊的糞穢就會自然流入河中,而為了最大化收益,「雍業」商人會將糞缸內的液體傾倒在河裡,僅把較乾的糞便運走。江南人吳熊光在與嘉慶皇帝談話時還就此自黑過一把:「(蘇州)城中河道逼仄,糞船擁擠,何足言風景?」

這些肥料運往農村,也不會馬上使用,而是被貯存起來漚制一段時間,否則會燒壞農作物。農民為圖方便,也在沿河地方建有糞缸,使得農村的水體中也充滿著糞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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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的日益嚴重,使得人民開始尋覓其他飲用水來源。乾嘉之後,江南水井的數量逐漸增加,居民飲用和使用水源從江水、河水轉向井水。雖然以井水水源受污染的機率減少,但並不意味著與污染絕緣。

雖然李約瑟高度稱讚中國古代的鑽井技術,認為歐洲人是 11 世紀學習了中國才能夠挖掘深井,但 19 世紀的江南很明顯為打井困擾,城市和鄉村幾乎是清一色的淺井。由於河流已經被深度污染,淺井水質也非常糟糕,外國的海關報告直接稱為污水池。

在這樣的環境下,即使意識到「惡臭」的危害,傳統中醫還是很難給出具體有效的防疫主張。

霍亂防治的社會學

20 世紀初,近代公共衛生觀念與各種必要的配套技術都逐漸傳入中國沿海地區,困擾江南的霍亂才總算有了初步解決方案。

與西方不同的是,中國城市消除霍亂的辦法談不上多「公共」,自來水和下水道的規模及覆蓋人群都很有限,無法直接帶來普遍的用水衛生。以 1930 年的寧波為例,當時市區已有 66 口自流井,平均井深 83.23 米,水質較好,但更多人的用水來源仍然是毫無改善的土井。這些土井平均井深只有 4.26 米,其中以 3-5 米居多,占 61.31%,4 米以下(含 4 米)的占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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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李玉尚,《清末以來江南城市的生活用水與霍亂》,《社會科學》,2010 年第 1 期

因此,1928 年國民政府開始進行飲水改良運動時,用到的辦法也非常私人化:直接勸誘大眾改變生活習慣,學會喝開水。這項運動不止限於城市,他們也在鄉村地區開展了衛生實驗區的試點工作。不過喝開水終歸需要成本,而政府拿不出多少預算,只能「讓人民主動投入到衛生建設中」,其運動很快就為農民的吃飯問題所湮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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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嚴重的霍亂疫情再度來襲,這一次,病菌的衝擊結果與晚清區別明顯。

疫情在上海最先爆發,但與其他城市相比,這裏的受災卻非常輕微。身在上海的伍連德率先要求自來水降價,令平民能夠享用乾淨的水源,並快速推廣疫苗,在疫情爆發前後有一百萬以上的上海人接種了霍亂疫苗。

根據大公報後來公布的統計報告,就死亡人數而言,南京是上海的十倍,杭州是上海的二十倍。

而受災最嚴重的還不是這些近代化的江南城市。20 世紀的瘟疫傳播已不再限於水路,憑藉上海交通樞紐的通達性,它沿著鐵路傳染北方及內陸地區、沿著海路傳染東南沿海,同時向南向北輻射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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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時期的鐵路網

近代化的交通網路,大大擴張了病菌的肆虐範圍,除了新疆等少數省份,這一波霍亂幾乎遍及全國。官方統計的患病人口達 10 萬,死亡 3 萬多人,學者估計真實死亡人口為 40 萬 - 50 萬。

在被瘟疫壓倒的廣大鄉村和邊緣城市,恐慌失序與一百余年前的江南並無二致。不過流行的解釋不再是西瓜有蟲或鬼神作祟,而是日本人和漢奸蓄意下毒。

參考文獻:

[1]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年版.

[2]余新忠:《嘉道之際江南大疫的前前後後——基於近世社會變遷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

[3]李玉尚:《清末以來江南城市的生活用水與霍亂》,《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

[4]周星宇:《1932年霍亂疫情中的核心城市防疫與邊緣鄉村失序》,《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9 年7 月

[5]單麗:《清代霍亂病因認知(1820-1911年)——以中醫和地方文化為中心的考察》,《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12月

[6]梁志平:《水鄉之渴——江南水質環境變遷與飲水改良 1840-1980》,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4年

原標題:《當傳統中醫遇到新型傳染病|大象公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