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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紀念申紀蘭時,我們在紀念什麼?

新浪科技 2020-06-30 15:54

原標題:當紀念申紀蘭時,我們在紀念什麼?

6月28日,全國人大代表、申紀蘭因病逝世,享年91歲。提起申紀蘭,估計多數中國人都不會陌生。她是唯一一位連任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的女性,可以說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活化石」。她的去世,基本代表著一個時代的謝幕。

申紀蘭引起全國範圍內的關注,主要是她對於婦女解放運動的貢獻。1951年,申紀蘭所在的西溝村成立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21歲的申紀蘭當選為副社長。她發動婦女參加生產勞動,並克服男社員的反對爭取到了男女同工同酬。在人民日報、新華社先後報道了申紀蘭的事迹后,她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爭取男女平等運動的典範,並推動了男女同工同酬寫進憲法。

從某種程度上說,今天所有的中國人都應該感謝申紀蘭。今天中國的女性地位和婦女參与社會勞動的程度,不僅遠遠高於日、韓等東亞文化圈國家,而且高於大部分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正是以申紀蘭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的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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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9月,申紀蘭與縣供銷社聯合辦起一座罐頭廠。申紀蘭(左)和工人一起檢查罐頭質量。

被遮蔽的歷史:新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

歷史上的女權主義運動,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而發展起來的。第一波女權主義運動主要以中產階級婦女為主體,她們要爭取與男性同等的政治權利和法律地位,這就是自由主義女權。對這種同一性公民權利的爭取,是資產階級革命的題中之意,但是同一性公民權利背後的階級差異和對立,就在這種運動中被遮蔽掉了。也就是說,不僅有男人/女人的差別,還有資產階級男人/無產階級男人、資產階級女人/無產階級女人的對立。與男人/女人這種自然生理性的對立相比,這種在階級結構上的對立是更為根本的對立。因此,在風起雲湧的社會主義運動中產生的社會主義女權,更關注的是底層勞動婦女的解放。它強調不僅要實現女性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而且要打破私有財產制度和既有的階級結構,婦女解放運動成為無產階級階級解放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

早在20世紀20年代,在當時的女性解放運動中就出現了自由主義女權和社會主義女權的分歧。伴隨著中國革命的成功,社會主義女權也獲得了歷史性的勝利。中國共產黨主導下的婦女解放運動,一方面使婦女得以從封建宗法制度中解放出來,打破了毛澤東所說的「父權」、「族權」、「夫權」對於女性的束縛和壓迫,另一方面也推動廣大婦女走出家庭、廣泛參与社會公共勞動,逐步實現女性在經濟上的獨立和平等。曾經飽受壓迫但又獃滯、麻木的祥林嫂、白毛女,就在短短几年的時間內,變成了申紀蘭、吳桂賢、郭鳳蓮、郝建秀、戚桂芝……他們打破了傳統社會強加給女性的性別角色和刻板印象,成為合作社社長、紡織工人、拖拉機手、火車司機、飛行員;她們不僅走出了家庭,而且打破了男性對於政治權力的壟斷,有的甚至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這場偉大的婦女解放運動的實現,是以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階級解放為前提的。在農村傳統小農經濟條件下,作為一家之主和主要勞動力的「父親」,掌握著家庭的經濟權力及對婦女、子女的支配權,女性被束縛在家庭之內無力掙脫。而伴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個體小家庭的勞動逐步轉化為社會勞動,「父親」的經濟權力被打破了,根深蒂固的農村父權制也開始瓦解。在黨的號召和領導下,以申紀蘭為代表的廣大農村婦女得以突破「家庭奴隸制」的束縛,積极參与到農業生產和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主體。在城市,三大改造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也極大削弱了城市個體家庭中的「父權制」。大量女性進入國有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工作,提升了他們在家庭經濟中的地位,改變著父權制家庭中的權力關係。

社會主義不僅意味著勞動和生產的社會化,也意味著社會再生產的社會化。在私有制條件下,家庭是社會再生產的主要場所,而婦女則是社會再生產職能的主要承擔者。而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程中,原先由個體小家庭承擔的子女撫養、教育、婚配、住房、贍養老人等問題,逐步轉由社會來承擔。如當時在國有企業普遍實行的免費教育、免費醫療、福利分房、退休養老等政策,以及託兒所、幼兒園等福利設施,幾乎實現了除家務勞動之外的所有再生產職能的社會化。家庭職能的弱化,使得婦女的負擔大為減輕。更重要的是,在社會再生產職能社會化之後,子女的入學、就業、婚配、住房等等,都不在「一家之主」的權力範圍之內了,個體家庭中的父權日益萎縮。

女性的解放和父權的萎縮,使得男強女弱的刻板性別角色和性別分工也被打破了。女性不再是嬌弱的代名詞,「婦女能頂半邊天」、「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成為當時響亮的口號。女性開始進入以前被認為是只有男性才能從事的工作領域,成為拖拉機手、飛行員、火車司機,甚至從事重體力勞動。印在人民幣上的女性拖拉機手,就是那個年代中國婦女解放的象徵。而在女性走出社會參与社會勞動的同時,男性也開始逐步承擔家務勞動。在80年代以後被主流意識形態嘲諷的上海「小男人」形象就是這樣形成的。這是因為上海是中國工業化最發達的地區,也是女性就業率最高的地方。大量雙職工家庭的存在,使得男性也必須承擔一定的家務勞動,從而瓦解了傳統的「大男人」形象。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新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仍然存在著很多問題。我們說階級革命是女性解放的前提,但這並不代表者階級的解放會自動帶來女性的解放,父權制的瓦解並不是階級革命自然而然的結果。正像人不能抓住自己的頭髮離開地面一樣,幾千年封建社會殘留的男權思想和陋習,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完全根除,傳統父權制的殘餘依然可能會嵌入到新生的人民政權和社會結構中。比如很多男性在女性參加社會勞動的同時仍然拒絕從事家務勞動,這就導致了所謂的婦女的「雙重負擔」,但是這種矛盾與傳統父權制家庭中對女性的壓迫已經截然不同。它不再不是一種對抗性矛盾,而是在男性與女性的良性互動中可以協商解決的問題。

「去革命化」浪潮與女權話語的轉變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伴隨著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去革命化」浪潮,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也遭受到了很多詬病和指責。這種指責主要包含幾個方面:第一,中國婦女所得到的解放是國家自上而下恩賜的,而不是婦女自己爭取的——婦女是這個運動中被動的客體,而不是能動的主體;第二,中國婦女解放是以男性為標準的解放,過於強調「男女都一樣」而壓抑了女性的特點——即所謂的「無性化鐵姑娘」現象,這種「無性化」的勞動造成了女性的身體傷痛;第三,毛時代用階級話語遮蔽了性別問題,父權制問題被以階級解放的名義被壓制了。

在對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指責中,既可以看到傳統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也可以看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后在西方發展起來的後現代女權思想的影響。自由主義在分析問題時,一直堅持「國家/公民(個人)」的簡單二分法。這種簡單二分法在模糊了個人的差異和對立時,也把國家抽象化了。當分析個人時,我們先要問問,是哪個階級、或哪個群體中的個人;分析國家問題時,我們也問一句「誰的國家」,哪個階級、哪個群體的國家。自由主義者只看到了新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是國家政權自上而下「恩賜」給婦女的,但他們忽略的是,社會主義人民政權的成立本身就是包括勞動婦女在內的階級革命——以及包含在這種階級革命之內的性別革命的產物。

事實上,在舊社會受壓迫最深的女性,一直中國社會革命的深度參与者,婦女解放運動從始至終都是中國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仔細梳理中國革命史的話,就會發現向警予等早期女性革命者的性別觀念都是非常超前的,她們也一直在黨內為爭取婦女解放和兩性平權而鬥爭。大量女性革命者和勞動婦女的支持和參与,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即使是在建國后,類似於男女同工同酬這樣的行動,也是在申紀蘭等勞動婦女的積極推動和爭取下實現的。因此,與自由主義的啟蒙敘事相反,女性一直是社會主義女權運動的能動主體——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恰恰是自由主義者把女性消極化、客體化了。

而對所謂「無性化鐵姑娘」的批判,一般以超體力生產勞動對於女性身體的傷害為依據。但事實上,在知識精英批判所謂「無性化鐵姑娘」的同時,大量勞動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瓦解后淪為了資本的雇傭勞動力,從事著更為艱苦甚至可能會造成終身傷害的體力勞動,但是這部分勞動婦女並沒有進入知識精英的視野。事實上,這種對「無性化」的批判,代表著重新獲得話語權的女性精英對婦女解放運動的主要受益者——勞動婦女的反彈。體力勞動光榮的理念已經被廢棄了,勞動婦女重新淪為一種底層形象。城市精英女性不屑於與從事體力勞動的勞動婦女為伍,她們需要「以一種性別身份的表演」,來與底層劃清界限,提升自身的階級地位。

對「無性化」的批判,也就代表著「男女有別」的性別秩序的重構。「男女都一樣」的口號被廢棄了,代之以「女人就要有女人味,男人就要有男子氣」,從而使性別問題進入了一種本質主義和「自然化」語境。這種對所謂 「女性氣質」的強調,迅速在90年代被新生的消費主義文化所吸納,進入了一種「『性化』女人」和「商品化『性』」的軌道之中。集體主義語境中的勞動婦女形象被解構了,被消費主義塑造出的年輕、美貌、會消費的女性形象所替代。女性的「性」化也就意味著女性的重新客體化,女性不得不重新以男性的凝視和審美來塑造自己的身體和氣質。

八十年代以來知識界對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的批評和解構,使得性別問題從階級問題中剝離出來,成為了一個與階級無關的「身份」問題。在階級視野消逝之後,壓抑和束縛女性的社會壓迫結構就被有意無意地遮蔽了。女性解放運動就不再是一場針對不平等社會結構的鬥爭,而變成了一場針對男人的鬥爭。這種鬥爭必然是無力的,也是無效的,其表演性大於實質效果。問題不在於男人/女人,而是在一定社會階級結構中的男人/女人。

重新發掘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的遺產

九十年代以來,伴隨著市場機制的發展和社會的整體轉型,女性的地位也開始受到了一定的挑戰。在農村,集體生產勞動的瓦解,使得家庭重新成為生產組織單位。在城市,伴隨著單位制向現代企業制度的轉變,在「企業不能辦社會」的口號下,原有附屬於國有企業學校、醫院、託兒所等企業的「社會」職能被剝離了。也就是說,社會再生產的職能從企業/國家重新回到了家庭/個人。尤其是在98年以後,教育、醫療、住房等領域的市場化改革,把本來應該由國家通過公共服務來承擔的職責全部推給了個體小家庭。家庭職能的膨脹,使得傳統的性別分工再次回歸,對「女性回歸家庭」的呼籲也不絕於耳。

由於女性在社會再生產領域所承擔的過重的負擔,資本主導下的市場機製表現出了對女性的嚴重排斥與歧視。90年代以來,雖然中國婦女的勞動參与率整體高於世界其他國家,但一直呈下降趨勢。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某大型集團的副總裁在聚餐時告訴老闆自己已經懷孕的消息后,老闆當場委婉地逼迫她辭職。一個在職場已經小有成就的精英女性尚且如此,遑論普通職場女性。同時,伴隨著市場原則對人類社會關係的深度滲透,女性的身體和性在資本主導的權力結構中遭受到了嚴重的異化,職場性騷擾和性侵害成為越來越嚴重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當女性的「性化」與個體小家庭所要承擔的過重負擔交織在一起時,就導致了一種女性的自我物化的現象。缺乏「安全感」的女性在選擇婚姻對象時,對於房子、車子、彩禮及家庭經濟條件的要求,其本質是把自身物化為用金錢來衡量的商品。這導致了男性世界中對於過於「物質化」的女性的批判,加劇了性別之間的對立和矛盾。社會再生產的私人/家庭化,也造成了女性對於婚姻的依賴和依附。對出軌的恐慌導致了大量「斗小三」的狗血家庭倫理劇,這是女性重新被「性化」與「物化」之後所造成的社會悲劇。

面對新自由主義市場機制對於女性所造成的傷害,當代女權主義者幾乎集體失語。拋棄了階級視野的當代女權主義,儘管一度表現出非常「激進」的面貌,但這種「激進」僅僅體現在一種誇張的言辭和行為藝術之中,表現在對違反「政治正確」的公共言論的吹毛求疵式的話語批判中。這種典型的「身份政治」式的鬥爭,既不能揭示出性別壓迫背後的社會根源,也無力形成對父權制的集體有效對抗,反而激化了男人與女人之間的矛盾,造成了所謂的「女權主義恐懼症」。

而回過頭來看,在當代精英語境中以又「老」、又「土」的形象出現的申紀蘭,所代表的恰恰是一種前沿的「先鋒女權」。它既追求女性在經濟上的獨立與解放,也反對男權社會構造出來的刻板女性形象,展現出女性獨立的生存價值、避免女性的「性化」與「物化」。在女性權益受到嚴重挑戰的當下,我們也許更應該發掘與繼承申紀蘭所代表的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