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光華畫報雜誌社 德里近身觀察──印度多元風貌

德里近身觀察──印度多元風貌

光華畫報雜誌社 2018-02-15 00:26

(圖說:古老的國度,一石一磚都有故事。)

康諾特廣場是德里的重要地標,有許多國際品牌進駐,是年輕人周末逛街的地方。Select CITYWALK購物商場已近凌晨12點了,時尚的人們還在聚餐飲酒。

但另一頭,舊德里車站裡,卻是「家徒四壁」,車站大廳一條條像睡袋的布團,是等待誤點火車的旅人。車站附近有人裹著一塊布,蜷曲在路邊,只有老狗、飛蠅伴著。

一樣的德里,多樣的面貌,難以一言蔽之。

 

著名戰地攝影師Robert Capa曾說:「如果你的相片不夠好,那是因為你不夠近。」觀察一個城市亦然。為此,我們邀請久居印度的媒體工作者、學生、舞者、華語老師和服務於印度企業的台灣人,從日常的縱深,分享她們眼中的印度。

踏入印度,近身觀察

尤芷薇22歲那年,大學剛畢業,選擇到印度的旅行社當實習生。住在逢雨必淹水的村子裡,月領16,000盧比,超乎想像的環境,讓她幾乎打算收拾行李打道回府了。但當初申請了一年的工作簽證,她決定把一年待滿,辭了工作,至少玩一圈再回家。為籌措旅費,她上網找華語教學工作,沒有教學經驗的她在履歷上特別註明「只教高階華語」;沒想到香港鳳凰衛視台也在印度徵求「能在鏡頭前說中文的人」,誤打誤撞,供需之間,竟然巧妙地結合了。

王潔予是教育部第一批派駐印度的華語老師,她對印度沒有太多的想像,只是想觀察與台灣有什麼不同。剛到印度時,她以為吃國際連鎖的Subway衛生安全無虞,卻不知問題出在洗滌的水源,拉了三個月的肚子;但她轉念一想覺得開心,因為體重回到高中時期久違的數字。「Incredible India」是她覺得對印度最貼切的形容。

原本學美術的邱琬筑,原初來印度是為了學畫Mehndi(印地語,手繪紋身),卻因緣際會地進了最悠久的Shriram Bharatiya Kala Kendra(印度傳統音樂及舞蹈專業機構),開始學跳卡塔克舞。每天規律的修習瑜珈、練舞、上課,這樣的日子已經七年多了。

李怡靜曾在國際展覽公司工作,為了去德國打工度假,學了德語,修了華語師資課程。為累積實務教學經驗,找到印度學生做語言交換,學生建議她到印度教華語。她先在印度的農業NGO教華語,之後轉職到印度德里機場的免稅店,印度給她的啟發是「凡事都有可能,何不一試。」

鄭欣娓在25歲那年踏上印度,在NGO服務,婦女和孩童是她關注的議題,為了溝通,她學了印地語(又稱北印度語,與英語同為印度的官方語言,亦是印度人最廣泛使用的語言),融入印度當地生活。結束工作後,她繼續留在尼赫魯大學當學生。印度的節奏讓她優遊自在,在印度最重要的學習是「心裡有什麼話,一定要講出來。」

隻身到這個多元、複雜,又有神邏輯的國度,許多人欽佩她們的勇氣,而尤芷薇則解釋,她們只是剛好處在一個人生階段,這個時機點轉向「來印度」的交流道,比其他人輕鬆一點而已。而且來印度不能想太多,想太多也不會來印度;一旦留下來了,就是被印度選擇的人了。

民主之國、善於溝通

初到印度,旋即能感受到印度是個健談、什麼都能聊的民族。滿街的人力車,停等紅燈時都能攀談兩句,在捷運上也能與一同擠成沙丁魚的旁人聊天。印度人不僅善於社交,對他們來說任何事情、任何規矩都可以談,從購物到搭車,不管語言通不通,闡述自己的意見對他們來說是「溝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鄭欣娓回憶當初被派駐在印度中部推動NGO的計畫,同事不會講英文,她則不會講印地語,溝通成了大問題。又因印度人能言善辯,在組織中鄭欣娓顯得特別安靜,卻反被同事認為她有話不說,讓大家很困擾。

到尼赫魯大學後,鄭欣娓更見識了學生的直言無諱、暢所欲言。「在台灣我們自詡很民主,以為每次的投票順利就是民主,但是其實我們的生活中是很不民主的,像學生上課不敢反抗老師,不敢討論,這些都是例子。」在印度校園內,當學生對學校的政策有意見,都直接的表達,訴諸行動罷課、包圍行政大樓,對於學校不合理的規定,甚至可以上法庭跟校方爭論。

一體兩面,王潔予則以為,在印度每個人都堅持執行發表意見的權利,但強調溝通的背後,結果是印度決議事務的過程極端冗長,造成行政效率緩慢,也是眾所皆知的事實。

台灣和印度兩地對「表述意見」的態度更是截然兩極,當有意見相左時,台灣人總是顧及顏面、怕傷和氣,不敢明說,但印度人在爭得面紅耳赤後,卻能一笑泯恩仇。

鄭欣娓說:「他們這樣比較好,因為台灣人都不說出來,大家都在猜,就會產生更多的誤會,把情況搞得更糟糕。」

尤芷薇補充:「把話說出來不一定是要改變,而是理解對方到底在想什麼。就算最終雙方還是無法達成共識,可是至少我理解你的想法,而我也同意你的不同意。」

表達不同意見也是一種溝通的方式,印度在這方面展現的包容性與素養,能開啟我們對溝通的多元討論與想像。

包容之地,總有彈性方案

在印度捷運上不時可見,原本只有5人座的座位,硬是塞入8個人;印度人排隊也是緊挨著前人,幾乎只有一張紙片的距離。在印度,人與人的距離極近,對彼此的包容也極大。

從台灣來印度學舞的邱琬筑,與舞蹈老師同住一屋簷下,生活難免有爭執衝突,「在台灣的話,如果跟老師吵架,那老師日後的態度就有不一樣了,會心有疙瘩;可是印度人不會,他們對事不對人,吵完架隔天就沒事了。」這是邱琬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發生衝突時,在台灣往往就形同陌路了,但在印度則不同。

在專業領域上,邱琬筑也觀察到,印度人面對事情總是抱持積極鼓勵的心態,「以台灣人的身分在印度學卡塔克舞,他們的反應都很正面,這會讓人無形中被提升。」採訪的隔天,我們約在公園裡拍攝,就有3組印度人大方地過來向邱琬筑致意,誇讚她舞跳得極好,印度人總是不吝於讚美表揚,也當場應證了她的話。

而在這個貧富差距極大、路有凍死骨的國度,生活勢必遭逢許多苦楚,但他們總是用「All is well」帶過,以樂觀的耐心等待轉機。印度的時間有特殊刻度,急不得,也快不了。經過6年的洗禮,王潔予學到「事緩則圓」,稍等一會兒,事情總會自然而然走向該去的方向。

除了快不了,印度的彈性和神邏輯,也妙到不可言喻。李怡靜驚訝於印度企業對於打卡遲到的容忍時間高達兩個小時。而印度人的工作習性與思維邏輯,也是台灣少見的。他們很愛挑戰常規,要讓印度人願意乖乖執行交辦的工作,前提得先說服他,讓他信服於你。印度人有許多想法,很愛問為什麼。這在外人看來,或許很難管理,但有時候他們也會冒出好的提議。

在這思維背後,尤芷薇提出一個印地語字彙「jugaad」,翻譯成中文近似於「替代方案」。印度人不喜歡遵守既定的SOP,當然也跟現有的環境有關,因為總有太多不可預測的事情會發生,包括在菜市場裡撞見羊隻,上班路上遇到牛群擋路。當問題發生時,印度人總能迅速提出方案B、方案C,沒有任何事情是非怎麼樣不可的,這也是他們彈性很大,危機處理能力很強的印證。這些替代方案往往又是神邏輯衍生出來的,也使印度的解決方案總帶著一絲詼諧和幽默。尤芷薇說:「住在印度要有一定程度的幽默感,才能生存下來。」她的書中《去印度打拼,走進另一個世界的中心》舉例說,當店家沒零錢找你時,就用糖果替代,她遇過要找五盧比,小販卻給了她三盧比加兩顆糖,這是屬於印度的小幽默,也是屬於印度在地的替代方案。

機會之地,何妨一試

身為世界人口排名第二的印度,國土全球第7大,面積比台灣大91.37倍,同時也是一個充滿機會之地。

李怡靜說:「印度改變我、教會我的一件事情就是什麼都要去試試看。」

她隻身到印度教華語已是少數中的少數,因應中國經濟的興起,德里機場的免稅店也聘僱了數名母語為華語的員工,李怡靜就是其中之一。

進到印度企業後,李怡靜發現企業氛圍與台灣截然不同,台灣的職場環境中,制式化的SOP缺乏彈性,但在印度企業,只要員工有好的點子,公司通常願意給員工放手一試的機會。她想為台灣參展團爭取優惠方案,公司也二話不說的同意。

從嘟嘟車的車夫身上她也學到人生道理,印度車夫總是對觀光客獅子大開口,「這些嘟嘟車的司機也教會我,一趟車多喊價10~20盧比,有人搭車就算賺到了,為什麼不試試看?」這或許是個負面教材,但十足說明了印度社會「有試有希望」。

李怡靜逐步規劃自己在印度的未來,她帶我們走過背包客大街,那邊是她的地盤,有她熟識的店家,旅遊是她即將開展的事業,她一邊走一邊說:「印度讓我變得有自信了,它讓我覺得生活其實沒有那麼的複雜,不要想那麼多,不要害怕不成功,就放手去試試,不成功又怎麼樣呢,起碼你嘗試過了。」

而這樣的可能性也發生在當年初出社會的新鮮人尤芷薇身上,22歲那年誤打誤撞的成為駐外記者,27歲就已是台灣駐印度最資深的記者。尤芷薇解釋,台灣的記者想爭取外派的機會,至少得有10~15年的資歷;但是來到發展中的印度,讓她有機會遇到一個本來不是她的機會。她身上發生的一切都不在她的計畫中,但印度就是這樣一個快速崛起的國家,提供機會給有意一起追夢的人。

走一趟印度,也許你也會如我所見,看見印度的貧窮、文盲和衛生問題,但是更多非物質、精神上的感觸,能讓你收穫更多。

尤芷薇說,在印度她學會成為一個有彈性、有幽默感的人,她在印度找到自在,找到伸展的舞台,在台灣被認為有點怪的自己,來到這邊大鳴大放。

王潔予說起印度的生存之道,要永遠保持懷疑的態度,自己去看,自己去驗證。

李怡靜說,印度有魔力讓你發現自己不一樣的價值。

鄭欣娓欣賞印度人的樂觀:過多的擔心沒有用,還不如相信一切會更好。她也把勇敢說出自己心中的話,當作每日的練習。

不需言語,看著邱琬筑的舞姿,就能感受到她在印度活得多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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